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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悉尼送外卖:"这里的平台不鼓励你拼命"
我在悉尼送外卖:"这里的平台不鼓励你拼命"我在悉尼送外卖:"这里的平台不鼓励你拼命"
2025年12月24日，圣诞节前夕。当异乡的节日氛围在悉尼街头弥漫时，25岁的林远凡在准备“上线”。
悉尼时间下午6时许，他套上明黄色的反光冲锋衣，扣紧黑色头盔，跨上E-bike。随着车辆仪表盘亮起绿光，他不再是新南威尔士大学的硕士生，而是这座城市里众多外卖骑手中的一员。
异乡生活昂贵，每年约25万元人民币的学费再加上高企的生活费，曾让他一度只想“读一年就走”。直到背起外卖箱，他才在异国外卖平台“算法”中，找到一种既能支撑起昂贵学业，又不至于被生活榨干的微妙平衡。
“反内卷”的算法
2024年8月底，林远凡带着新南威尔士大学（UNSW）的录取通知，踏上了澳大利亚的土地。
这份录取通知也是一张昂贵的入场券。林远凡带去的四十余万元，仅够维持第一年的开支。所以，彼时的他，只打算在澳大利亚读一年，权当“出去旅个游”。
送外卖改变了这一切。
抵达澳大利亚约三周后，林远凡开始送外卖。起初，他只是为了赚取澳大利亚外卖平台Uber Eats的“新人奖励”才踏上送餐路。
一开始，他送外卖的交通工具，是街边随处可见的共享电动车。由于共享单车并没有后座的货架，他只能将外卖箱背在背上。
尽管体验“不好受”，但林远凡称自己送得“很疯狂，甚至有点痴迷”。在国内经常骑行的他，觉得“有点玩游戏的感觉”。共享电车没电了，他就立刻换下一辆，仿佛在游戏中更换装备一般。
那段日子，他几乎每天都会在线12小时，这也是平台规定骑手单日在线时长上限。
这种高强度的投入，迅速消解了他的经济焦虑。送外卖的收入不仅覆盖了除学费外的一切生活开支，甚至略有盈余。他曾在3天内送了100单，入账1300澳元（约合人民币6000元）。
经济上的余裕带来了选择权。
送外卖，让原本受限于预算、只计划读一年的林远凡有了底气。他最终决定延长自己在澳大利亚留学的时间至两年，攻读广告与新闻传播双硕士学位。
在澳大利亚，一年制硕士毕业，相当于“纯旅游，读完就拜拜”，而读两年则能在毕业之后获得一张两年期的工作签证。
在他看来，无论是为了日后申请博士，还是积累海外的工作经验，这多出来的两年期的工作签证，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与选择的余地。
一开始，林远凡骑共享电动车送外卖，由于没有后座货架，他只能将外卖箱背在背上。受访者供图。
现在，林远凡已经为送外卖专门购入一辆E-bike（电动助力车），但他却已经不像一开始送外卖那般拼命。随着“打游戏”般的热情消退，以及电动车续航的限制，他在学期中将每周送外卖的在线时长控制在10至15小时，但这也足以覆盖他每月9000至10000元人民币的日常开支。
他从“拼体力”转向了“算时薪”。上学时，他只有2-3天会去送外卖，同时还会避开炎热的白昼，一般从下午5点多开始出去接单，直到晚上10点或11点才收工回家。其中，下午5点至9点，正处平台“每送满三单即有额外奖励”机制的时段。
林远凡发现，澳大利亚外卖平台的算法系统里，拼命工作是有“天花板”的：投入时间越多，平均时薪反而越低。
他向南方周末记者算了一笔账。如果只在有奖励的时段“偷懒”跑跑，在线20多个小时能赚900多澳元，平均时薪达45澳元左右；而如果像全职那样一周跑40个小时以上，虽然总收入能达到1400多澳元，但时薪会被稀释到35澳元左右。
这与国内送外卖生态不同。“它不鼓励你拼命。”林远凡感慨，国内外卖平台倾向于包装“单王”，通过断档式的收入激励骑手“卷”起来。但是澳大利亚的外卖平台算法似乎有意抑制内卷，并不鼓励骑手透支体力，而是通过机制鼓励更多人兼职，让大家都能获得一份相对不错的薪水。
前段时间，国内某外卖平台骑手因“边送外卖边看风景”被网友群嘲，而在悉尼，林远凡送外卖时“看风景”确实是一种常态。路过海边，有时他反而会停下转转，不为生计，只为自己骑行一会儿。这种“不赶时间”的漫游对他而言，反倒是一种放松 。
在他看来，最主要是配送“没有太大压力”。比如，骑手每次同时派送上限仅为三单，而且即便骑手频繁拒单，也不会影响账号后续的接单。林远凡还表示，在早期，外卖平台甚至还存在一种让人感到“难以理解”的宽容：“骑手超时，反而还会得到补贴。”
他解释，这是平台认为超时并非骑手主观因素造成，而可能是因交通堵塞或商家卡餐所致。而为了补足当地的法定最低时薪标准，平台将为骑手超出的时间支付报酬。
林远凡送外卖途中。受访者供图。
“局外人”
虽然经济账算赢了，但送外卖的风险与异乡的孤独，是另一笔难以量化的隐形成本。
在悉尼送外卖的道路，并不总是“宽容”的。
那天，林远凡骑行在悉尼一条狭窄的车道上，路边停着的一辆汽车突然打开了车门。时间很短，避无可避。瞬间，他连人带车飞了出去，头部狠狠地撞了一下。事后检查他才发现，头盔被撞开了一条裂缝。“如果没有那个头盔，裂的可能就是我的脑袋。”他说。
这种危险的时刻不止一次发生过。某次雨夜，他曾因视线受阻，一头栽进路面的深坑；还曾因为车胎漏气，在一次转弯中失去重心导致摔车。
尽管已摔过多次，但林远凡表现得很淡然。他心里清楚，在室外骑交通工具配送的风险肯定免不了的。对林远凡而言，“只要不是大的伤筋动骨或危及生命”，这些生存路上的踉跄都是可以接受的代价。他说：“国内那么多外卖骑手，他们骑得更危险。”
他对自己当下的处境有着清醒的“坐标系”。林远凡坦言，若与国内外卖骑手的生存压力相比，自己的辛苦与危险并不算什么；但与那些视留学为“长途旅游”的同龄人相比，他所经历的风雨，又确是一份实实在在的磨砺。
语言和文化的隔膜，则是另一种隐形的“路障”。
刚送外卖时，林远凡还有一些紧张。为了消除这样的感觉，他常常要在心里反复预演“台词”：“见到店员要说什么，见到顾客要说什么，我都会在心里提前想好。”
但尴尬时刻仍难避免。一次，因为顾客在订单中只写了所在公寓的门牌号，没有写具体的楼栋地址。他不得不拨通顾客的电话询问。电话接通后，那头传来浓重的“土澳口音”反复坚称自己在“Building Bay”。
但林远凡听得一头雾水，不断追问“Bay是什么”。直到最后他才恍然大悟。由于当地人习惯将元音/i:/发成/ei/，那个听起来像“Bay”的词，其实就是简单的“B栋”（Building B）。
“鸡同鸭讲”或许只是一时的尴尬，但生活中的疏离感却是林远凡必须面对的常态。
在悉尼的留学生群体中，独处几乎是一种默认的生活方式。林远凡发现，周围八九成的同学更像是匆匆过客，拿完文凭便会离开，彼此间鲜有深交。
林远凡的生活也因此被切割成无数个独处的片段。他的社交半径不太广，“日常会有交流的朋友，不过两三位”，大部分时间，他都是一个人。一个人上课，一个人跑单，甚至在雨夜跌进坑里后，也只能一个人默默爬起。
平日里，他已习惯了独来独往，但节日期间的送餐经历，却让他不得不直面作为“局外人”的落差。
每逢万圣节或圣诞节，当他穿梭于悉尼街头敲开顾客的家门，屋内欢声笑语、其乐融融的景象，总让他窥见一种当地人无需为身份焦虑的松弛。“可能他们只是当地普通的Uber司机或药店收银员，但感觉他们也过得很开心，也拥有着自己的一份悠闲。”
尽管林远凡并不庆祝这些节日，但热闹的氛围却成了孤独的放大镜。“那种孤独感不是节日带来的，而是一种长久的处境。”林远凡感慨，“作为一个外国人，其实很难真正融入那个社会。节日只是把这种隔阂放大了。”
“刀”与“仙” 为了对抗这种孤独，林远凡拾起了旧日武器——写诗。
林远凡本科就读于武汉大学，他曾是武大“春英诗社”的社员。本科毕业后，他一直保留着写诗的习惯。对他而言，这也是将粗糙生活打磨成珍珠的过程。
他曾写下一首《外卖歌》。
诗中写道：“肉香唯吸，吐司果腹”，调侃自己嗅着外卖箱中的美食香气，却只能以吐司充饥的窘迫；他写“尾气直饮，狂尘袭目”，记录被迫闻汽车尾气和被飞沙迷眼的现实；他写“弯钩钓沉星”，将送餐途中星空，化作独属自己的风景。
这种浪漫主义的自嘲，是林远凡为自己搭建的精神避难所。然而，当他摘下头盔，从诗歌的意象跌回现实的地面，生存的焦虑依然如影随形。
送外卖固然能解决温饱，但作为攻读广告与新传双学位硕士的留学生，林远凡深知这并非长久之计。为了给毕业后的全职生涯铺路，他在跑单之余，也尝试过对其他工作机会的试探。
他曾向当地白人经营的超市销售、仓库管理等岗位投递了二十多份简历，最终全部石沉大海。他还收到过澳大利亚本地一家已经成立31年的华人电台的实习面试。对方给林远凡开出了条件：实习之前需要先试工，试工期间没有工资。等他“必须独自撑起一档节目”时，就可以正式“兼职”了，届时就可以拿到每小时20澳元，这远低于他送外卖能够得到的收入，甚至还低于澳大利亚法定的最低薪资标准（每小时24.95澳元）。
在悉尼的日子，深刻冲击了林远凡原有的职业观。如今在他看来，工作的核心在于能够提供足够的经济保障且不滋生精神内耗，至于是否光鲜“体面”，已不再是衡量的标尺。
观念的转变，让他开始重新定义这段骑手生涯的价值。
至今，林远凡已累计送出3000多单外卖，预计毕业时这一数字将达到6000单。目前，95%的好评率与零违约率，被他视为深度介入当地社区的最好凭证。他表示，未来面对与客户、服务行业、国外市场的相关话题时，“比起仅靠网络数据研判市场的人，我是更有发言权的”。
在申请销售、运营，或者服务业相关的其他岗位时，他会在简历上列出自己的骑手经历。在他看来，“这段经历代表着自己对当地市场的了解、客户服务的满意度以及实打实的交际能力”。
对于未来，林远凡有着多手准备。他在心里预演了多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脚本：或是试图在学术道路上更进一步，或是尝试在澳大利亚这片土地上长久扎根，抑或是带着这段经历回归故土。无论未来通向何方，这段悉尼街头的日子，都已深深烙印在他的生命里。
在《外卖歌》的最后一句，林远凡写道：“生而碌碌谁抱歉，俯首琢磨刀与仙”。
初读这两句，扑面而来的是武侠小说里的江湖意气。他解释，“刀”是Dollar（美元/澳元）的谐音，“仙”是Cent（美分/分）的谐音。
同时，“刀”代表着现实的生存压力，是他必须赚取的学费和生活费；而“仙”则代表着精神的追求，是海边一掠而过的风景，是那些跳动的诗句，也是他对未来某种可能性的坚持。
在这个异乡的悉尼街头，他低头琢磨的，既是碎银几两的生存，也是在现实与诗意之间寻找平衡的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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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悉尼时间下午6时许，他套上明黄色的反光冲锋衣，扣紧黑色头盔，跨上E-bike。随着车辆仪表盘亮起绿光，他不再是新南威尔士大学的硕士生，而是这座城市里众多外卖骑手中的一员。
异乡生活昂贵，每年约25万元人民币的学费再加上高企的生活费，曾让他一度只想“读一年就走”。直到背起外卖箱，他才在异国外卖平台“算法”中，找到一种既能支撑起昂贵学业，又不至于被生活榨干的微妙平衡。
“反内卷”的算法
2024年8月底，林远凡带着新南威尔士大学（UNSW）的录取通知，踏上了澳大利亚的土地。
这份录取通知也是一张昂贵的入场券。林远凡带去的四十余万元，仅够维持第一年的开支。所以，彼时的他，只打算在澳大利亚读一年，权当“出去旅个游”。
送外卖改变了这一切。
抵达澳大利亚约三周后，林远凡开始送外卖。起初，他只是为了赚取澳大利亚外卖平台Uber Eats的“新人奖励”才踏上送餐路。
一开始，他送外卖的交通工具，是街边随处可见的共享电动车。由于共享单车并没有后座的货架，他只能将外卖箱背在背上。
尽管体验“不好受”，但林远凡称自己送得“很疯狂，甚至有点痴迷”。在国内经常骑行的他，觉得“有点玩游戏的感觉”。共享电车没电了，他就立刻换下一辆，仿佛在游戏中更换装备一般。
那段日子，他几乎每天都会在线12小时，这也是平台规定骑手单日在线时长上限。
这种高强度的投入，迅速消解了他的经济焦虑。送外卖的收入不仅覆盖了除学费外的一切生活开支，甚至略有盈余。他曾在3天内送了100单，入账1300澳元（约合人民币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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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大利亚，一年制硕士毕业，相当于“纯旅游，读完就拜拜”，而读两年则能在毕业之后获得一张两年期的工作签证。
在他看来，无论是为了日后申请博士，还是积累海外的工作经验，这多出来的两年期的工作签证，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与选择的余地。
一开始，林远凡骑共享电动车送外卖，由于没有后座货架，他只能将外卖箱背在背上。受访者供图。
现在，林远凡已经为送外卖专门购入一辆E-bike（电动助力车），但他却已经不像一开始送外卖那般拼命。随着“打游戏”般的热情消退，以及电动车续航的限制，他在学期中将每周送外卖的在线时长控制在10至15小时，但这也足以覆盖他每月9000至10000元人民币的日常开支。
他从“拼体力”转向了“算时薪”。上学时，他只有2-3天会去送外卖，同时还会避开炎热的白昼，一般从下午5点多开始出去接单，直到晚上10点或11点才收工回家。其中，下午5点至9点，正处平台“每送满三单即有额外奖励”机制的时段。
林远凡发现，澳大利亚外卖平台的算法系统里，拼命工作是有“天花板”的：投入时间越多，平均时薪反而越低。
他向南方周末记者算了一笔账。如果只在有奖励的时段“偷懒”跑跑，在线20多个小时能赚900多澳元，平均时薪达45澳元左右；而如果像全职那样一周跑40个小时以上，虽然总收入能达到1400多澳元，但时薪会被稀释到35澳元左右。
这与国内送外卖生态不同。“它不鼓励你拼命。”林远凡感慨，国内外卖平台倾向于包装“单王”，通过断档式的收入激励骑手“卷”起来。但是澳大利亚的外卖平台算法似乎有意抑制内卷，并不鼓励骑手透支体力，而是通过机制鼓励更多人兼职，让大家都能获得一份相对不错的薪水。
前段时间，国内某外卖平台骑手因“边送外卖边看风景”被网友群嘲，而在悉尼，林远凡送外卖时“看风景”确实是一种常态。路过海边，有时他反而会停下转转，不为生计，只为自己骑行一会儿。这种“不赶时间”的漫游对他而言，反倒是一种放松 。
在他看来，最主要是配送“没有太大压力”。比如，骑手每次同时派送上限仅为三单，而且即便骑手频繁拒单，也不会影响账号后续的接单。林远凡还表示，在早期，外卖平台甚至还存在一种让人感到“难以理解”的宽容：“骑手超时，反而还会得到补贴。”
他解释，这是平台认为超时并非骑手主观因素造成，而可能是因交通堵塞或商家卡餐所致。而为了补足当地的法定最低时薪标准，平台将为骑手超出的时间支付报酬。
林远凡送外卖途中。受访者供图。
“局外人”
虽然经济账算赢了，但送外卖的风险与异乡的孤独，是另一笔难以量化的隐形成本。
在悉尼送外卖的道路，并不总是“宽容”的。
那天，林远凡骑行在悉尼一条狭窄的车道上，路边停着的一辆汽车突然打开了车门。时间很短，避无可避。瞬间，他连人带车飞了出去，头部狠狠地撞了一下。事后检查他才发现，头盔被撞开了一条裂缝。“如果没有那个头盔，裂的可能就是我的脑袋。”他说。
这种危险的时刻不止一次发生过。某次雨夜，他曾因视线受阻，一头栽进路面的深坑；还曾因为车胎漏气，在一次转弯中失去重心导致摔车。
尽管已摔过多次，但林远凡表现得很淡然。他心里清楚，在室外骑交通工具配送的风险肯定免不了的。对林远凡而言，“只要不是大的伤筋动骨或危及生命”，这些生存路上的踉跄都是可以接受的代价。他说：“国内那么多外卖骑手，他们骑得更危险。”
他对自己当下的处境有着清醒的“坐标系”。林远凡坦言，若与国内外卖骑手的生存压力相比，自己的辛苦与危险并不算什么；但与那些视留学为“长途旅游”的同龄人相比，他所经历的风雨，又确是一份实实在在的磨砺。
语言和文化的隔膜，则是另一种隐形的“路障”。
刚送外卖时，林远凡还有一些紧张。为了消除这样的感觉，他常常要在心里反复预演“台词”：“见到店员要说什么，见到顾客要说什么，我都会在心里提前想好。”
但尴尬时刻仍难避免。一次，因为顾客在订单中只写了所在公寓的门牌号，没有写具体的楼栋地址。他不得不拨通顾客的电话询问。电话接通后，那头传来浓重的“土澳口音”反复坚称自己在“Building Bay”。
但林远凡听得一头雾水，不断追问“Bay是什么”。直到最后他才恍然大悟。由于当地人习惯将元音/i:/发成/ei/，那个听起来像“Bay”的词，其实就是简单的“B栋”（Building B）。
“鸡同鸭讲”或许只是一时的尴尬，但生活中的疏离感却是林远凡必须面对的常态。
在悉尼的留学生群体中，独处几乎是一种默认的生活方式。林远凡发现，周围八九成的同学更像是匆匆过客，拿完文凭便会离开，彼此间鲜有深交。
林远凡的生活也因此被切割成无数个独处的片段。他的社交半径不太广，“日常会有交流的朋友，不过两三位”，大部分时间，他都是一个人。一个人上课，一个人跑单，甚至在雨夜跌进坑里后，也只能一个人默默爬起。
平日里，他已习惯了独来独往，但节日期间的送餐经历，却让他不得不直面作为“局外人”的落差。
每逢万圣节或圣诞节，当他穿梭于悉尼街头敲开顾客的家门，屋内欢声笑语、其乐融融的景象，总让他窥见一种当地人无需为身份焦虑的松弛。“可能他们只是当地普通的Uber司机或药店收银员，但感觉他们也过得很开心，也拥有着自己的一份悠闲。”
尽管林远凡并不庆祝这些节日，但热闹的氛围却成了孤独的放大镜。“那种孤独感不是节日带来的，而是一种长久的处境。”林远凡感慨，“作为一个外国人，其实很难真正融入那个社会。节日只是把这种隔阂放大了。”
“刀”与“仙” 为了对抗这种孤独，林远凡拾起了旧日武器——写诗。
林远凡本科就读于武汉大学，他曾是武大“春英诗社”的社员。本科毕业后，他一直保留着写诗的习惯。对他而言，这也是将粗糙生活打磨成珍珠的过程。
他曾写下一首《外卖歌》。
诗中写道：“肉香唯吸，吐司果腹”，调侃自己嗅着外卖箱中的美食香气，却只能以吐司充饥的窘迫；他写“尾气直饮，狂尘袭目”，记录被迫闻汽车尾气和被飞沙迷眼的现实；他写“弯钩钓沉星”，将送餐途中星空，化作独属自己的风景。
这种浪漫主义的自嘲，是林远凡为自己搭建的精神避难所。然而，当他摘下头盔，从诗歌的意象跌回现实的地面，生存的焦虑依然如影随形。
送外卖固然能解决温饱，但作为攻读广告与新传双学位硕士的留学生，林远凡深知这并非长久之计。为了给毕业后的全职生涯铺路，他在跑单之余，也尝试过对其他工作机会的试探。
他曾向当地白人经营的超市销售、仓库管理等岗位投递了二十多份简历，最终全部石沉大海。他还收到过澳大利亚本地一家已经成立31年的华人电台的实习面试。对方给林远凡开出了条件：实习之前需要先试工，试工期间没有工资。等他“必须独自撑起一档节目”时，就可以正式“兼职”了，届时就可以拿到每小时20澳元，这远低于他送外卖能够得到的收入，甚至还低于澳大利亚法定的最低薪资标准（每小时24.95澳元）。
在悉尼的日子，深刻冲击了林远凡原有的职业观。如今在他看来，工作的核心在于能够提供足够的经济保障且不滋生精神内耗，至于是否光鲜“体面”，已不再是衡量的标尺。
观念的转变，让他开始重新定义这段骑手生涯的价值。
至今，林远凡已累计送出3000多单外卖，预计毕业时这一数字将达到6000单。目前，95%的好评率与零违约率，被他视为深度介入当地社区的最好凭证。他表示，未来面对与客户、服务行业、国外市场的相关话题时，“比起仅靠网络数据研判市场的人，我是更有发言权的”。
在申请销售、运营，或者服务业相关的其他岗位时，他会在简历上列出自己的骑手经历。在他看来，“这段经历代表着自己对当地市场的了解、客户服务的满意度以及实打实的交际能力”。
对于未来，林远凡有着多手准备。他在心里预演了多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脚本：或是试图在学术道路上更进一步，或是尝试在澳大利亚这片土地上长久扎根，抑或是带着这段经历回归故土。无论未来通向何方，这段悉尼街头的日子，都已深深烙印在他的生命里。
在《外卖歌》的最后一句，林远凡写道：“生而碌碌谁抱歉，俯首琢磨刀与仙”。
初读这两句，扑面而来的是武侠小说里的江湖意气。他解释，“刀”是Dollar（美元/澳元）的谐音，“仙”是Cent（美分/分）的谐音。
同时，“刀”代表着现实的生存压力，是他必须赚取的学费和生活费；而“仙”则代表着精神的追求，是海边一掠而过的风景，是那些跳动的诗句，也是他对未来某种可能性的坚持。
在这个异乡的悉尼街头，他低头琢磨的，既是碎银几两的生存，也是在现实与诗意之间寻找平衡的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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