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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谎言披上马甲:我为什么拒绝使用"斩杀线"
当谎言披上马甲:我为什么拒绝使用"斩杀线"当谎言披上马甲:我为什么拒绝使用"斩杀线"
前几天我说过：“我总觉得最近的舆论乱象太多了，很多事情都让人忍不住吐槽。粗略估了一下，如果我把手头的事情忙完，那估计可以连写十天公众号，但现在只能先憋着。”
这两天，我手头的事情并没有忙完，但因为赶上了元旦假期，工作节奏稍一放缓，就有点憋不住了，所以先释放了一下，连写了两篇文章。今天这篇也是憋不住的产物，我想先从“铅笔社”点入。
铅笔社全名“铅笔经济研究社”，是一个古早的民间团体，创立于2006年6月，以传播极右翼的自由意志主义以及建立在这一意识形态之上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简称“奥派”）为己任。当然，和绝大多数网络上的趣缘团队一样，铅笔社活跃了几年之后，也不免内讧，最终销声匿迹。
为什么这个团体要叫“铅笔社”？他们在成立辞中解释得很明确，这是来自美国奥派智库“经济教育基金会”（Foundation for Economical Education）的创始人伦纳德·里德（Leonard E. Read, 1898–1983）在1958年写的一篇著名随笔《我，铅笔：讲给伦纳德·里德的家谱》（I, Pencil: My Family Tree as Told to Leonard Read）。
那篇文章说，即使是铅笔这样简单的商品，背后也隐藏了许许多多人的劳动。比如，铅笔的笔身是用木头做的，在20世纪中期的美国，这木头主要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和俄勒冈州出产的北美翠柏（学名Calocedrus decurrens）木材。光是砍伐北美翠柏，就需要许多伐木工人的劳动。不仅如此，伐木工人要用到锯子、绳索、卡车等大量工具，这些工具的制造也需要大量劳动；伐木工人所居住的营地里面又有食堂，食堂里有厨师在辛苦做饭，而他们所准备的那些食品和饮料（比如提神用的咖啡），本身又凝聚了许多人的心血。
这还只是伐木环节，之后的运输环节、加工环节，都牵涉到不计其数的劳动。这还只是木头，铅笔里的其他成分——比如石墨笔芯和头上的橡皮擦——也都有这么复杂的由来过程，而且很多原料正如咖啡豆一样，产自世界各个地方。这样看的话，要生产一支小小的铅笔，竟然需要数以百万甚至千万计的人参与其中。
然而，没有一个人指挥了全部这些工作，绝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工作对生产铅笔有贡献。使用铅笔的人，也根本不关心它的由来。相反，所有人都在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利益、满足自己的欲望，在自由的市场上与他人交易。正是这样一个庞大的、无中心的自由市场，像一只“看不见的手”一样，神奇地让成百上千万人的劳动协调起来，最终制造出了一支铅笔。作者最后的结论就是，只要有自由，就有奇迹。他因此呼吁——让我们起来捍卫自由市场，反对政府和其他组织的干预和统筹！
这当然是一篇雄辩的、很有感染力的文章，但很抱歉，并不能说服我。我不认同自由意志主义，也不认同奥派。尽管我确实不关心日常生活中用的大量商品是怎样制造的、由谁制造的，主要是关心不过来，但对于少数商品，我非常在乎它们的产地、生产者和生产方式，支持商家标出这些溯源信息，支持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干预和统筹，为这些商品建立完善的追溯系统。
我举一个我已经说过好几次的例子——三文鱼。以下几段摘抄自我去年的文章《以西贝为例，了解什么是虚假类比、再定义谬误和滑坡谬误》：
本来，饮食界所谓“三文鱼”（salmon），指的是大西洋、太平洋所产的几种生活在海洋中的鲑鱼，特指大西洋鲑（Salmo salar）。因为它们具有共同的海生习性，所以具有类似的养殖方式，需要经历类似的质量检验和检疫。对于顾客来说，三文鱼的生食风险相对较低，主要原因是作为海产鱼类，它们的寄生虫生存在人体比较陌生的海水环境中，因此进入人体比较容易被免疫系统识别，所以不易感染人类。
然而近年来，中国西部某些省份的水产养殖者和利益相关人士，企图把淡水产的虹鳟（Oncorhynchus mykiss）也塞进“三文鱼”范围，想让这个词的外延扩大。养殖虹鳟的鱼肉，用于冒充三文鱼时，在外观和味道上确实足以乱真，但问题在于它是完全的淡水鱼类，其寄生虫很容易感染人类。虽然渔业上也有可以避免养殖虹鳟感染寄生虫的方法，但往往要求比较苛刻的养殖条件。
因为这种区别，我一向认为，虹鳟不宜称为三文鱼，应该用它自己的名号售卖。当然，我的意见毫无价值；从2018年起，在有关部门的授意下，虹鳟在中国就允许打着“三文鱼”的旗号贩卖了。……
因此，也是从2018年起，我就开始重视市面上的三文鱼溯源信息。凡是无法提供明确证据，表明鱼肉是来自真正的三文鱼、而非虹鳟的产品，我一概不会吃。这么做其实并不是因为我担心健康风险，而是因为我就是看不惯虹鳟相关的利益集团这种指鹿为马的做法。当然说实话，我本来也不怎么吃鱼，对三文鱼更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所以这种忌口对我的生活并没有造成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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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我手头的事情并没有忙完，但因为赶上了元旦假期，工作节奏稍一放缓，就有点憋不住了，所以先释放了一下，连写了两篇文章。今天这篇也是憋不住的产物，我想先从“铅笔社”点入。
铅笔社全名“铅笔经济研究社”，是一个古早的民间团体，创立于2006年6月，以传播极右翼的自由意志主义以及建立在这一意识形态之上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简称“奥派”）为己任。当然，和绝大多数网络上的趣缘团队一样，铅笔社活跃了几年之后，也不免内讧，最终销声匿迹。
为什么这个团体要叫“铅笔社”？他们在成立辞中解释得很明确，这是来自美国奥派智库“经济教育基金会”（Foundation for Economical Education）的创始人伦纳德·里德（Leonard E. Read, 1898–1983）在1958年写的一篇著名随笔《我，铅笔：讲给伦纳德·里德的家谱》（I, Pencil: My Family Tree as Told to Leonard Read）。
那篇文章说，即使是铅笔这样简单的商品，背后也隐藏了许许多多人的劳动。比如，铅笔的笔身是用木头做的，在20世纪中期的美国，这木头主要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和俄勒冈州出产的北美翠柏（学名Calocedrus decurrens）木材。光是砍伐北美翠柏，就需要许多伐木工人的劳动。不仅如此，伐木工人要用到锯子、绳索、卡车等大量工具，这些工具的制造也需要大量劳动；伐木工人所居住的营地里面又有食堂，食堂里有厨师在辛苦做饭，而他们所准备的那些食品和饮料（比如提神用的咖啡），本身又凝聚了许多人的心血。
这还只是伐木环节，之后的运输环节、加工环节，都牵涉到不计其数的劳动。这还只是木头，铅笔里的其他成分——比如石墨笔芯和头上的橡皮擦——也都有这么复杂的由来过程，而且很多原料正如咖啡豆一样，产自世界各个地方。这样看的话，要生产一支小小的铅笔，竟然需要数以百万甚至千万计的人参与其中。
然而，没有一个人指挥了全部这些工作，绝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工作对生产铅笔有贡献。使用铅笔的人，也根本不关心它的由来。相反，所有人都在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利益、满足自己的欲望，在自由的市场上与他人交易。正是这样一个庞大的、无中心的自由市场，像一只“看不见的手”一样，神奇地让成百上千万人的劳动协调起来，最终制造出了一支铅笔。作者最后的结论就是，只要有自由，就有奇迹。他因此呼吁——让我们起来捍卫自由市场，反对政府和其他组织的干预和统筹！
这当然是一篇雄辩的、很有感染力的文章，但很抱歉，并不能说服我。我不认同自由意志主义，也不认同奥派。尽管我确实不关心日常生活中用的大量商品是怎样制造的、由谁制造的，主要是关心不过来，但对于少数商品，我非常在乎它们的产地、生产者和生产方式，支持商家标出这些溯源信息，支持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干预和统筹，为这些商品建立完善的追溯系统。
我举一个我已经说过好几次的例子——三文鱼。以下几段摘抄自我去年的文章《以西贝为例，了解什么是虚假类比、再定义谬误和滑坡谬误》：
本来，饮食界所谓“三文鱼”（salmon），指的是大西洋、太平洋所产的几种生活在海洋中的鲑鱼，特指大西洋鲑（Salmo salar）。因为它们具有共同的海生习性，所以具有类似的养殖方式，需要经历类似的质量检验和检疫。对于顾客来说，三文鱼的生食风险相对较低，主要原因是作为海产鱼类，它们的寄生虫生存在人体比较陌生的海水环境中，因此进入人体比较容易被免疫系统识别，所以不易感染人类。
然而近年来，中国西部某些省份的水产养殖者和利益相关人士，企图把淡水产的虹鳟（Oncorhynchus mykiss）也塞进“三文鱼”范围，想让这个词的外延扩大。养殖虹鳟的鱼肉，用于冒充三文鱼时，在外观和味道上确实足以乱真，但问题在于它是完全的淡水鱼类，其寄生虫很容易感染人类。虽然渔业上也有可以避免养殖虹鳟感染寄生虫的方法，但往往要求比较苛刻的养殖条件。
因为这种区别，我一向认为，虹鳟不宜称为三文鱼，应该用它自己的名号售卖。当然，我的意见毫无价值；从2018年起，在有关部门的授意下，虹鳟在中国就允许打着“三文鱼”的旗号贩卖了。……
因此，也是从2018年起，我就开始重视市面上的三文鱼溯源信息。凡是无法提供明确证据，表明鱼肉是来自真正的三文鱼、而非虹鳟的产品，我一概不会吃。这么做其实并不是因为我担心健康风险，而是因为我就是看不惯虹鳟相关的利益集团这种指鹿为马的做法。当然说实话，我本来也不怎么吃鱼，对三文鱼更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所以这种忌口对我的生活并没有造成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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