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 特朗普2.0时代,全球极右翼为何集体"暴走"?
图为作者用AI工具生成
二、右翼政治的“弥散气象”:跨国联动背后的产业链
上文这些看似分散、各具本土色彩的右翼政治实践,为什么会在相近时间内,呈现出高度相似的风格?强调主权、反全球主义的右翼政治,为何在实践中展现出高度的跨国同步性?
首先,这是因为右翼政治嵌入在一套跨国流动、彼此勾连的“政治—经济—舆论”的产业链之内。在 2025 年的语境下,右翼政治已很难被理解为单一的意识形态选择,它更像是一种围绕风险、冲突与不稳定性展开的政治回应。风险本身,就是产业链得以运转的燃料。
这一产业链包含了以下几个核心要素。
第一便是能源产业:战争、制裁与地缘紧张使能源安全成为国家政治的核心议题。无论是化石能源复兴、反对将气候变化视为迫切的全球公共议题,还是将“能源独立”与国家主权绑定,右翼往往天然与能源资本形成利益共同体。
第二便是军工与安全产业:持续的战争预期、边境紧张与内部治安叙事,使军费扩张、武器采购、边境科技与监控系统获得长期正当性。右翼治理并不急于结束冲突,反而将“永久威胁”转化为可持续的政治与经济需求。
第三,便是右翼媒体与平台的舆论机器:从传统保守媒体、YouTube 政论频道,到去中心化社交平台、播客与“反主流”信息网络,这些媒体平台通过点击率、订阅制、情绪动员实现盈利。
第四,便是跨国科技资本:以“反官僚”“反建制”“反深层政府”为名,科技资本与右翼政治在削弱监管、重塑国家能力边界上形成策略性联盟。
最后,便是数据分析公司、保守派智库与游说集团的联动,构成了一张横跨美洲、欧洲、亚洲的非正式合作网络,使右翼政治在不同制度中获得专业的“技术支持”,深入了解各国的行政命令、预算冻结、紧急状态、对独立机构的政治化重组的治理“工具箱”。例如,为美国未来右翼政府提供现成的行政重组蓝图的“2025项目”致力于削弱独立机构,用行政权力重塑公务员体系,在“合法”框架内扩大总统权力。其背后的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被英国、东欧、拉美保守派智库引用,服务于本国特定党派和利益集团的立法与政治竞选。
因此,与其说我们看到的是一场全球右翼浪潮,不如说是一种“去中心化、模块化、可移植的治理逻辑”,正在不同国家被反复调用。

插图绘制: Jacqui VanLiew; Getty Images(盖蒂图片社)
并且,右翼政治之所以能够长期维持,并不只因为它动员了“愤怒的民众”,而在于它同时满足了两种看似矛盾、实则互补的需求。
对精英而言,右翼提供了一种在不稳定世界中压缩不确定性、集中决策权、规避制度约束的治理方案。紧急状态、国家安全与效率叙事,使非常规手段看起来合理,甚至必要。
对民众而言,右翼并不承诺更好的未来,而是提供“‘谁造成当下危机’,‘谁是自己人,谁可以被牺牲’”的叙事框架。相比抽象的制度讨论,这种清晰的敌我叙事更具情感动员力。
正是在这两条轨道的交织中,右翼政治形成了一种持续弥漫的紧张状态。当代右翼并不总是依赖单一政客、单一意识形态或单一敌人,它更像一种环境本身的变化:制度被慢慢抽空,而非一次性摧毁;“例外状态”被常态化。由此,在一个长期不稳定的世界中,右翼政治将恐惧变成秩序,将不确定性变成统治资源,成为了被不断生成、再合理化的一种统治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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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这些看似分散、各具本土色彩的右翼政治实践,为什么会在相近时间内,呈现出高度相似的风格?强调主权、反全球主义的右翼政治,为何在实践中展现出高度的跨国同步性?
首先,这是因为右翼政治嵌入在一套跨国流动、彼此勾连的“政治—经济—舆论”的产业链之内。在 2025 年的语境下,右翼政治已很难被理解为单一的意识形态选择,它更像是一种围绕风险、冲突与不稳定性展开的政治回应。风险本身,就是产业链得以运转的燃料。
这一产业链包含了以下几个核心要素。
第一便是能源产业:战争、制裁与地缘紧张使能源安全成为国家政治的核心议题。无论是化石能源复兴、反对将气候变化视为迫切的全球公共议题,还是将“能源独立”与国家主权绑定,右翼往往天然与能源资本形成利益共同体。
第二便是军工与安全产业:持续的战争预期、边境紧张与内部治安叙事,使军费扩张、武器采购、边境科技与监控系统获得长期正当性。右翼治理并不急于结束冲突,反而将“永久威胁”转化为可持续的政治与经济需求。
第三,便是右翼媒体与平台的舆论机器:从传统保守媒体、YouTube 政论频道,到去中心化社交平台、播客与“反主流”信息网络,这些媒体平台通过点击率、订阅制、情绪动员实现盈利。
第四,便是跨国科技资本:以“反官僚”“反建制”“反深层政府”为名,科技资本与右翼政治在削弱监管、重塑国家能力边界上形成策略性联盟。
最后,便是数据分析公司、保守派智库与游说集团的联动,构成了一张横跨美洲、欧洲、亚洲的非正式合作网络,使右翼政治在不同制度中获得专业的“技术支持”,深入了解各国的行政命令、预算冻结、紧急状态、对独立机构的政治化重组的治理“工具箱”。例如,为美国未来右翼政府提供现成的行政重组蓝图的“2025项目”致力于削弱独立机构,用行政权力重塑公务员体系,在“合法”框架内扩大总统权力。其背后的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被英国、东欧、拉美保守派智库引用,服务于本国特定党派和利益集团的立法与政治竞选。
因此,与其说我们看到的是一场全球右翼浪潮,不如说是一种“去中心化、模块化、可移植的治理逻辑”,正在不同国家被反复调用。

插图绘制: Jacqui VanLiew; Getty Images(盖蒂图片社)
并且,右翼政治之所以能够长期维持,并不只因为它动员了“愤怒的民众”,而在于它同时满足了两种看似矛盾、实则互补的需求。
对精英而言,右翼提供了一种在不稳定世界中压缩不确定性、集中决策权、规避制度约束的治理方案。紧急状态、国家安全与效率叙事,使非常规手段看起来合理,甚至必要。
对民众而言,右翼并不承诺更好的未来,而是提供“‘谁造成当下危机’,‘谁是自己人,谁可以被牺牲’”的叙事框架。相比抽象的制度讨论,这种清晰的敌我叙事更具情感动员力。
正是在这两条轨道的交织中,右翼政治形成了一种持续弥漫的紧张状态。当代右翼并不总是依赖单一政客、单一意识形态或单一敌人,它更像一种环境本身的变化:制度被慢慢抽空,而非一次性摧毁;“例外状态”被常态化。由此,在一个长期不稳定的世界中,右翼政治将恐惧变成秩序,将不确定性变成统治资源,成为了被不断生成、再合理化的一种统治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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