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 一次肩膀骨折,让我体验到英国的"斩杀线"
克林顿签署《美国慈悲法案》鼓励更多人工作，杜绝养懒汉，但是却导致一些家庭陷入更深的贫困。
这一政治妥协从根本上重塑了美国福利。现金援助不再是一项权利，而变成了有条件、有时限，且很大程度上由各州掌控的援助。
TANF通过每年约165亿美元的固定联邦整体拨款提供资金，这笔款项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实际价值并未增加。各州必须提供配套资金，但在资金如何使用、发放给谁，以及何种条件下发放拥有广泛自主权。
这种设计在经济衰退期影响最大。当失业率上升、工资下降时，需要帮助的人数增加，但TANF的资金并不会随之增长。与早期福利计划大为不同，它不会因应危机而自动提高福利费用。
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州政府越来越多地将TANF资金从直接现金援助转向其他用途。联邦报告和国会分析显示，目前仅有约四分之一的TANF相关总支出用于贫困家庭的直接现金支付。其余部分用于儿童保育补贴、工作项目、行政开支，或用于支持各州的其他优先事项。
对于贫困家庭而言，实际效果很简单：主要的现金福利计划常常根本不提供现金。
时间期限限制也加剧了这种资源稀缺。联邦规定大多数家庭一生中获得联邦资助的现金援助不得超过60个月，许多州规定的时限更短。一旦时限用尽，无论情况如何，福利都可能终止。疾病、疲软的就业市场或住房短缺都不会让这个时钟暂停。援助并非平缓递减，而是戛然而止。
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多数有子女的贫困家庭能获得现金福利。如今，这一比例已急剧下降。全国范围内，每100个贫困家庭中仅有约20个获得TANF现金援助。在几个州，获得援助的家庭不到10个。
由于TANF由各州主导，结果差异巨大。有些州覆盖面较广、福利较高；另一些州则福利极低、资格限制严格且行政障碍重重。在亚利桑那等州，大部分TANF资金已被从现金援助转向其他州政府服务。
当人们的生存依赖于州政府的福利政策时，各州政策差异会促使人们搬家。弱势家庭和个人常常从福利供给最少的州，搬迁到被认为更容易获得援助的州。蓝州和大城市中心通常提供更广泛的医疗补助覆盖、更少的行政障碍、更强的租户保护以及更全面的无家可归者服务。
搬家并非为了舒适或机会，而是出于生存。可见的结果是，贫困和无家可归问题在洛杉矶(专题)、纽约(专题)等城市集中显现。这些城市因帐篷营地、过度拥挤的收容所和不堪重负的社会服务而受到全国关注，常被描绘为地方政策失败的典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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