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 一次肩膀骨折,让我体验到英国的"斩杀线"
“斩杀线”一词最近在中文互联网被热烈讨论,作为在中国工作的英国人,也想分享一些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看法。
2023年,我的肩膀骨折了。这并非危及生命的重伤,但却足以让人失去正常活动能力。穿衣、提物、安稳睡觉,甚至开门,都需要不断适应。由于我一直旅居国外,加上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的候诊名单本就冗长,我被告知,返回英国后可能需等待数月才能得到适当治疗。没有明确的时间表,只有不确定性,有时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困扰不亚于伤势本身。
此类经历迫使人们思考一个简单却令人不安的问题:当生活出现变故,那些本应给人们生活兜底的福利系统,若无法迅速地作出反应,会发生什么?
年薪45万美元的美国前Meta工程师失业半年沦为流浪汉的故事,引爆中文互联网,也引起美国媒体的关注和讨论。中文里“斩杀线”这一游戏术语,美国人对应的是ALICE(Asset Limited,Income Constrained,Employed,意指资产受限、收入有限、但处于就业状态)。
美国媒体承认,斩杀线真实存在,而且这个线的门槛正在被抬高。美国PNC银行发布的2025年《财务健康报告》显示,大约67%的美国人处于收入仅能维持生计的状态。金融服务公司Bankrate的调查发现,约59%的美国人无力承担1000美元的突发开支。“斩杀线”不是统计意义上的“贫困”线,却是现实中长期处于财务悬崖边缘,一旦面临失业,再若有疾病雪上加霜,可能一夜间从一个年薪45万美元的程序员,沦落为街头流浪汉的红线。

(ALICE Threshold)是一套用来重新定义“经济脆弱”的社会衡量框架,指的是在现代社会中,“有工作”并不等于“能维持体面且稳定的基本生活”。这一概念由美国新泽西(专题)北部的 United Way of Northern New Jersey 于 2012 年系统提出。
ALICE这条界限在西方社会很少被明示,却能真切地感受到。一旦越过,即便生活没有一夜崩塌,想要翻身也会变得非常困难。每一次延误都蹉跎不起,每一次挫折都带来更大的风险。
本文旨在比较美国和英国的两大西方福利体系是如何划定这条界限的。两种模式常被描绘成道德上的对立面:美国模式被刻画为严酷且市场导向,强调个人责任和有限的国家支持;英国模式则被形容为普惠且人道,建立在集体保护和不让任何人跌落太远的承诺之上。
然而,这两种福利模式如今都面临着同一个难题:它们能可靠地保护一部分人,却让另一部分人暴露在风险之中。福利保障分配不平等,一旦有人滑落至斩杀线以下,回归正常轨道的路径就会变得狭窄、缓慢,甚至完全封闭。差异不在于福利是否存在,而在于福利多久会耗尽、机会不均等为何会发生,以及当人们跌至“斩杀线”边缘时会发生什么。
美国福利:严酷且市场导向
在美国,最重要的福利问题通常无关医院或医生,而是关乎收入、食物、住房和生存。
美国福利制度的核心在于各种福利终止线(cutoffs)。美国的福利支持确实存在,但它是有条件、有时限的,并且各州情况不一。当有人不幸击穿福利中止线,负面后果可能接踵而至。这便是美国福利故事的起点。
1)从雪中送炭到资金被普遍挪用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美国实行一项名为"失依儿童家庭补助"(AFDC)的联邦现金福利计划。该制度虽有严重缺陷,但作为一种法定权益尚能较好运作。如果一个家庭符合资格标准,法律上政府必须提供援助。当失业率上升或贫困加剧时,福利支出会自动增加。
然而,这项保障在1996年终结。
当年,比尔·克林顿总统签署了《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调和法案》(《美国慈悲法案》)。该法以"贫困家庭临时援助"(TANF)取代了AFDC。克林顿将这项改革定位为:福利应是临时性的且以工作为中心,并提出福利应成为"第二次机会,而非生活方式"的口号。这一转变是政治上的精心算计,使克林顿既能抵御共和党对福利制度的攻击,又能迎合那些认为原有制度助长懒汉、让有工作的美国人背负不公平负担的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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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2023年,我的肩膀骨折了。这并非危及生命的重伤,但却足以让人失去正常活动能力。穿衣、提物、安稳睡觉,甚至开门,都需要不断适应。由于我一直旅居国外,加上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的候诊名单本就冗长,我被告知,返回英国后可能需等待数月才能得到适当治疗。没有明确的时间表,只有不确定性,有时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困扰不亚于伤势本身。
此类经历迫使人们思考一个简单却令人不安的问题:当生活出现变故,那些本应给人们生活兜底的福利系统,若无法迅速地作出反应,会发生什么?
年薪45万美元的美国前Meta工程师失业半年沦为流浪汉的故事,引爆中文互联网,也引起美国媒体的关注和讨论。中文里“斩杀线”这一游戏术语,美国人对应的是ALICE(Asset Limited,Income Constrained,Employed,意指资产受限、收入有限、但处于就业状态)。
美国媒体承认,斩杀线真实存在,而且这个线的门槛正在被抬高。美国PNC银行发布的2025年《财务健康报告》显示,大约67%的美国人处于收入仅能维持生计的状态。金融服务公司Bankrate的调查发现,约59%的美国人无力承担1000美元的突发开支。“斩杀线”不是统计意义上的“贫困”线,却是现实中长期处于财务悬崖边缘,一旦面临失业,再若有疾病雪上加霜,可能一夜间从一个年薪45万美元的程序员,沦落为街头流浪汉的红线。

(ALICE Threshold)是一套用来重新定义“经济脆弱”的社会衡量框架,指的是在现代社会中,“有工作”并不等于“能维持体面且稳定的基本生活”。这一概念由美国新泽西(专题)北部的 United Way of Northern New Jersey 于 2012 年系统提出。
ALICE这条界限在西方社会很少被明示,却能真切地感受到。一旦越过,即便生活没有一夜崩塌,想要翻身也会变得非常困难。每一次延误都蹉跎不起,每一次挫折都带来更大的风险。
本文旨在比较美国和英国的两大西方福利体系是如何划定这条界限的。两种模式常被描绘成道德上的对立面:美国模式被刻画为严酷且市场导向,强调个人责任和有限的国家支持;英国模式则被形容为普惠且人道,建立在集体保护和不让任何人跌落太远的承诺之上。
然而,这两种福利模式如今都面临着同一个难题:它们能可靠地保护一部分人,却让另一部分人暴露在风险之中。福利保障分配不平等,一旦有人滑落至斩杀线以下,回归正常轨道的路径就会变得狭窄、缓慢,甚至完全封闭。差异不在于福利是否存在,而在于福利多久会耗尽、机会不均等为何会发生,以及当人们跌至“斩杀线”边缘时会发生什么。
美国福利:严酷且市场导向
在美国,最重要的福利问题通常无关医院或医生,而是关乎收入、食物、住房和生存。
美国福利制度的核心在于各种福利终止线(cutoffs)。美国的福利支持确实存在,但它是有条件、有时限的,并且各州情况不一。当有人不幸击穿福利中止线,负面后果可能接踵而至。这便是美国福利故事的起点。
1)从雪中送炭到资金被普遍挪用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美国实行一项名为"失依儿童家庭补助"(AFDC)的联邦现金福利计划。该制度虽有严重缺陷,但作为一种法定权益尚能较好运作。如果一个家庭符合资格标准,法律上政府必须提供援助。当失业率上升或贫困加剧时,福利支出会自动增加。
然而,这项保障在1996年终结。
当年,比尔·克林顿总统签署了《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调和法案》(《美国慈悲法案》)。该法以"贫困家庭临时援助"(TANF)取代了AFDC。克林顿将这项改革定位为:福利应是临时性的且以工作为中心,并提出福利应成为"第二次机会,而非生活方式"的口号。这一转变是政治上的精心算计,使克林顿既能抵御共和党对福利制度的攻击,又能迎合那些认为原有制度助长懒汉、让有工作的美国人背负不公平负担的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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