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 "攒下一笔钱":一天2000元 中国背包客澳洲打零工
周游毕业后曾在西藏做义工，之后抽中打工度假签证，她说：“普通老师的时薪可能25-30澳币，但工地或者屠宰场最低都是30澳元，有技术的甚至能到40到50澳币。”
蓝领高薪的逻辑，在她看来，是澳大利亚社会一种保障底层生活的方式。“只要你肯下苦力，那么你就有生存的机会。”
在肉厂或农场工作的人，如米娅、陆皓月的时薪均为32澳元，加班和周末可达1.25到2倍。有了车之后，他们常同时兼职几份工作，有些甚至主动选择周末上班。
出口，似乎真的存在。但成本很快再次压了上来。
“网络宣传的半旅行半赚钱的生活方式，和现实之间差着一整个澳大利亚的距离。”
瑟瑞娜在悉尼做摩托车和汽车租赁生意，对接大量外卖骑手，也因此接触到许多打工度假者。她看到的，是一套已经明显变贵的生活系统。
过去几年里，澳大利亚的生活成本几乎在所有家庭同步上涨。房租、电费和食品支出，成为压得最紧的三座大山。全国范围内，市场租金在十年内上涨接近一半；仅疫情之后，中位租金的涨幅就超过三成，许多中等收入者被迫将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收入用于支付房租。
“最低工资上涨幅度远远追不上真实生活成本。”瑟瑞娜说。
这也意味着，很多打工度假者很难实现网络上想象的“边旅行边赚钱”。疫情后，澳大利亚劳动力市场结构发生变化，曾经被说得轻而易举的工作——摘水果、打包厂、餐厅后厨——如今竞争都很激烈。背包客之间，反而形成一种彼此挤压的“互抢岗位”的局面。
瑟瑞娜常见的一幕是：有人花几千澳元飞来澳大利亚，又用几周时间找房、找工、安顿下来，几个月过去，存款却不增反减。
“这不是个人失败。它曾经是机会，现在更像一次昂贵的体验。”
也有人算的是另一笔账。
在她的客户中，不少人目标清晰：在澳大利亚尽可能攒下一笔钱，然后回国躺平。
“抽签机制对全国的人都是比较公平的，尤其是三五线小城市的人。”她解释。在那里，生活成本远低于一线城市，三四十万元就能买套房子。“在澳大利亚攒的钱，回去全款买房，再开个小店，就可能过一辈子了。”
这些人来自不同地区——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更多的是男性客户，在澳大利亚拼命加班送外卖，“working super hard（拼命工作），为了攒彩礼钱，回家结婚、买房。”
在瑟瑞娜看来，打工度假签证逐渐形成了产业链的状态。有人在里面找到了商机。他们把自己在澳大利亚送外卖的生活分享到网上，吸引关注，成为网红，借此发展出新的赚钱途径——拉人来澳大利亚、协助办理签证、办银行卡、联系住宿，靠各种“附加服务”获利。
“所以现在网络上的氛围，都是被筛选过的。”瑟瑞娜说，“很多真实的成本和压力，都被弱化了。”
早在2019年，海外媒体就记录下打工度假者在澳大利亚农场的另一面：为了凑齐集签所需的“88天”，他们在低薪、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中被反复消耗。这些经历，与不少人出发前对“多劳多得”的想象，构成了一种尖锐的反差。
阿德莱德大学（University of Adelaide)的一份研究报告将矛头指向制度本身：88天的要求通过把签证这一决定去留的关键结果，直接系于工作完成情况之上，使打工度假者在雇佣关系中处于明显弱势，也为剥削提供了持续发生的条件。
在刘拥华教授看来，海外的打工生涯无法被浪漫化。“因为这是一场注定没有未来的冒险。签证的严苛使得他们无法长期留下来；高昂的生活成本使得他们没办法实现赚钱的初衷；孤独的生活使得他们难以融入当地。为了逃离迷茫去往了他乡，但在他乡迷茫依然还是迷茫。”
当既有路径难以抵达青年对未来的预期，当“跳出去”成为少数仍可抓住的选项，跨国流动被赋予了过多期待，也在无形中压缩了人们对现实成本与困难的想象空间。
它更像是一段被置于制度与市场夹缝中的缓冲区——一个常常被误认为是出口的地方。
??（应受访者要求，米娅、陆皓月、陈青青、潘青棠、李雅、何赛、周游、瑟瑞娜为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 程海琴
[加西网正招聘多名全职sales 待遇优]
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蓝领高薪的逻辑，在她看来，是澳大利亚社会一种保障底层生活的方式。“只要你肯下苦力，那么你就有生存的机会。”
在肉厂或农场工作的人，如米娅、陆皓月的时薪均为32澳元，加班和周末可达1.25到2倍。有了车之后，他们常同时兼职几份工作，有些甚至主动选择周末上班。
出口，似乎真的存在。但成本很快再次压了上来。
“网络宣传的半旅行半赚钱的生活方式，和现实之间差着一整个澳大利亚的距离。”
瑟瑞娜在悉尼做摩托车和汽车租赁生意，对接大量外卖骑手，也因此接触到许多打工度假者。她看到的，是一套已经明显变贵的生活系统。
过去几年里，澳大利亚的生活成本几乎在所有家庭同步上涨。房租、电费和食品支出，成为压得最紧的三座大山。全国范围内，市场租金在十年内上涨接近一半；仅疫情之后，中位租金的涨幅就超过三成，许多中等收入者被迫将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收入用于支付房租。
“最低工资上涨幅度远远追不上真实生活成本。”瑟瑞娜说。
这也意味着，很多打工度假者很难实现网络上想象的“边旅行边赚钱”。疫情后，澳大利亚劳动力市场结构发生变化，曾经被说得轻而易举的工作——摘水果、打包厂、餐厅后厨——如今竞争都很激烈。背包客之间，反而形成一种彼此挤压的“互抢岗位”的局面。
瑟瑞娜常见的一幕是：有人花几千澳元飞来澳大利亚，又用几周时间找房、找工、安顿下来，几个月过去，存款却不增反减。
“这不是个人失败。它曾经是机会，现在更像一次昂贵的体验。”
也有人算的是另一笔账。
在她的客户中，不少人目标清晰：在澳大利亚尽可能攒下一笔钱，然后回国躺平。
“抽签机制对全国的人都是比较公平的，尤其是三五线小城市的人。”她解释。在那里，生活成本远低于一线城市，三四十万元就能买套房子。“在澳大利亚攒的钱，回去全款买房，再开个小店，就可能过一辈子了。”
这些人来自不同地区——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更多的是男性客户，在澳大利亚拼命加班送外卖，“working super hard（拼命工作），为了攒彩礼钱，回家结婚、买房。”
在瑟瑞娜看来，打工度假签证逐渐形成了产业链的状态。有人在里面找到了商机。他们把自己在澳大利亚送外卖的生活分享到网上，吸引关注，成为网红，借此发展出新的赚钱途径——拉人来澳大利亚、协助办理签证、办银行卡、联系住宿，靠各种“附加服务”获利。
“所以现在网络上的氛围，都是被筛选过的。”瑟瑞娜说，“很多真实的成本和压力，都被弱化了。”
早在2019年，海外媒体就记录下打工度假者在澳大利亚农场的另一面：为了凑齐集签所需的“88天”，他们在低薪、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中被反复消耗。这些经历，与不少人出发前对“多劳多得”的想象，构成了一种尖锐的反差。
阿德莱德大学（University of Adelaide)的一份研究报告将矛头指向制度本身：88天的要求通过把签证这一决定去留的关键结果，直接系于工作完成情况之上，使打工度假者在雇佣关系中处于明显弱势，也为剥削提供了持续发生的条件。
在刘拥华教授看来，海外的打工生涯无法被浪漫化。“因为这是一场注定没有未来的冒险。签证的严苛使得他们无法长期留下来；高昂的生活成本使得他们没办法实现赚钱的初衷；孤独的生活使得他们难以融入当地。为了逃离迷茫去往了他乡，但在他乡迷茫依然还是迷茫。”
当既有路径难以抵达青年对未来的预期，当“跳出去”成为少数仍可抓住的选项，跨国流动被赋予了过多期待，也在无形中压缩了人们对现实成本与困难的想象空间。
它更像是一段被置于制度与市场夹缝中的缓冲区——一个常常被误认为是出口的地方。
??（应受访者要求，米娅、陆皓月、陈青青、潘青棠、李雅、何赛、周游、瑟瑞娜为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 程海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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