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 "攒下一笔钱":一天2000元 中国背包客澳洲打零工
凌晨五点，天蒙蒙亮，在地球的另一端，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正赶往农场大棚。来自中日韩、马来西亚、尼泊尔、法国等国家的上百位年轻人，有人还没睡醒，有人正互相打气。
今天是摘蓝莓的第一天。他们是采摘工“picker”。
每年，成千上万名年轻人通过打工度假签证进入澳大利亚，在农场、肉厂、牧场之间流动，在一年里经历两种截然不同的工作世界：一端是熟悉的办公室或校园，另一端是以体力劳动计酬的流水线与果园。
近两年，“澳洲WHV”“肉厂打工”“农场日记”等词条铺满社交平台。点进帖子，最常见的不是悠闲旅行的风景，而是一篇篇记录体力劳动的日常：肉厂刀手、烈日下摘蓝莓、谷牧场扫地。
与之相伴的，是一套极具吸引力的“高薪叙事”——“我的青春146一小时”“一天赚2000块”。在这些标题中，体力劳动被包装成一种短期、高回报的选择。
这种叙事并非只停留在网络层面。近年来，澳大利亚政府放宽打工度假签证政策，2024年澳大利亚打工度假签证持有者首次突破20万，达到21.3万，比2019年疫情前的14.1万增加了约7.2万人。
是什么促使这些原本在办公室的年轻人，愿意脱下长衫，走向以体力劳动为主的打工度假生活？
蓝莓农场采摘现场，与陆皓月和陈青青一同工作的年轻人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受访者供图。
还能靠什么生活？日子并没有出什么问题。
本科毕业时，米娅身边几乎所有同学都在准备读研，她却说不清自己还想继续学什么，顺势进入了职场。毕业前，一位好友曾邀请她一起去澳大利亚打工度假，她没太当回事。那时，她更愿意相信另一条更“正确”的路径——“预设自己在职场会像《穿普拉达的女王》一般，过上Office Lady的生活，升职加薪，走上人生巅峰。”
她在一家澳大利亚留学中介工作了三年。“老板挺好、同事也挺好、工资待遇也不错，工作很轻松。”这几乎是一份没有明显短板的工作。
正是在这样的状态里，离职的念头开始反复出现。
“我到现在也会问自己，为什么想不开？”米娅停顿片刻，“一份工作做了三年，已经全在我的舒适区，甚至是没有一点成长。所有东西都一样，你就觉得自己日复一日，每天都在复制粘贴。”
2023年，米娅辞职。之后，她前往菲律宾的语言学校学习了三个月，又回国创业。那段时间，她给自己设下一个并不对外说的“分叉点”：创业成功，就去澳大利亚度假；如果失败，就去打工度假。
创业最终没有成功。
真正落地墨尔本时，米娅带着一张几乎空掉的信用卡。没有现金、没有订好的住处，也没有工作。她在青旅里按天续住，一天天算着账。一连串的断档让她意识到，过去的白领经验在新环境里几乎无法使用。“如果不再依赖我在国内学的那套白领技能，我还能用什么养活自己？”
西悉尼大学（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文化遗产与旅游研究专家堂娜·詹姆斯（Donna James）将这种状态称为一种“阈限性”——当人暂时脱离原有的社会角色、职业身份和评价体系，既不属于出发地，也尚未真正融入目的地。“在这种阶段，人会获得某种自由感，但同时也会失去原有结构给予的安全。”她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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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今天是摘蓝莓的第一天。他们是采摘工“picker”。
每年，成千上万名年轻人通过打工度假签证进入澳大利亚，在农场、肉厂、牧场之间流动，在一年里经历两种截然不同的工作世界：一端是熟悉的办公室或校园，另一端是以体力劳动计酬的流水线与果园。
近两年，“澳洲WHV”“肉厂打工”“农场日记”等词条铺满社交平台。点进帖子，最常见的不是悠闲旅行的风景，而是一篇篇记录体力劳动的日常：肉厂刀手、烈日下摘蓝莓、谷牧场扫地。
与之相伴的，是一套极具吸引力的“高薪叙事”——“我的青春146一小时”“一天赚2000块”。在这些标题中，体力劳动被包装成一种短期、高回报的选择。
这种叙事并非只停留在网络层面。近年来，澳大利亚政府放宽打工度假签证政策，2024年澳大利亚打工度假签证持有者首次突破20万，达到21.3万，比2019年疫情前的14.1万增加了约7.2万人。
是什么促使这些原本在办公室的年轻人，愿意脱下长衫，走向以体力劳动为主的打工度假生活？
蓝莓农场采摘现场，与陆皓月和陈青青一同工作的年轻人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受访者供图。
还能靠什么生活？日子并没有出什么问题。
本科毕业时，米娅身边几乎所有同学都在准备读研，她却说不清自己还想继续学什么，顺势进入了职场。毕业前，一位好友曾邀请她一起去澳大利亚打工度假，她没太当回事。那时，她更愿意相信另一条更“正确”的路径——“预设自己在职场会像《穿普拉达的女王》一般，过上Office Lady的生活，升职加薪，走上人生巅峰。”
她在一家澳大利亚留学中介工作了三年。“老板挺好、同事也挺好、工资待遇也不错，工作很轻松。”这几乎是一份没有明显短板的工作。
正是在这样的状态里，离职的念头开始反复出现。
“我到现在也会问自己，为什么想不开？”米娅停顿片刻，“一份工作做了三年，已经全在我的舒适区，甚至是没有一点成长。所有东西都一样，你就觉得自己日复一日，每天都在复制粘贴。”
2023年，米娅辞职。之后，她前往菲律宾的语言学校学习了三个月，又回国创业。那段时间，她给自己设下一个并不对外说的“分叉点”：创业成功，就去澳大利亚度假；如果失败，就去打工度假。
创业最终没有成功。
真正落地墨尔本时，米娅带着一张几乎空掉的信用卡。没有现金、没有订好的住处，也没有工作。她在青旅里按天续住，一天天算着账。一连串的断档让她意识到，过去的白领经验在新环境里几乎无法使用。“如果不再依赖我在国内学的那套白领技能，我还能用什么养活自己？”
西悉尼大学（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文化遗产与旅游研究专家堂娜·詹姆斯（Donna James）将这种状态称为一种“阈限性”——当人暂时脱离原有的社会角色、职业身份和评价体系，既不属于出发地，也尚未真正融入目的地。“在这种阶段，人会获得某种自由感，但同时也会失去原有结构给予的安全。”她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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