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声] 脱口秀为何赢了相声?一场中国人发笑的内部分裂
如果在更长的时间轴上来看，在中文世界中发展时间尚短的脱口秀的艺术表达，其实可约略视为百年相声的“子集”。如果不过分苛求的话，几乎各种脱口秀看似独绝于世的特点和技巧，都能在相声相对漫长的历史实践中找到对应。马季先生曾总结过22种“包袱”（笑料）的组织手法；一种稍嫌夸张的观点认为，中文所有能构成笑料的技术手段都已被相声前辈们总结完并反复实践过了。基于这一观点，只要脱口秀以中文进行表演，就无法逃脱这些基本技巧。脱口秀中的经典技巧，如所谓“预期违背”和“call back”（扣题/反复），与相声中的“违反常规”和“翻瓤子”并无二致。但相声的一些技巧，如“贯口”“柳活儿”等，却未必能在现下的脱口秀中找到。在百余年的迭代发展中，相声在自身艺术规律和社会变迁的共同作用下，广泛吸纳也逐步汰除了诸多元素，最终选择了现在的道路。在此意义上，从相声观察脱口秀，可以发现两者其实只是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罢了。
所以，作为传统曲艺的相声，似乎可以“爹味”非常浓地说：你经历过的，我当年都经历过一遍。换言之，脱口秀的诸多高峰和低谷，相声多多少少都在不同的语境下有所体验。但它们又仍是有些微差异的，其差异在于两者开始发展时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相声的产生发展是在清末民初，而脱口秀在中文世界中的茁壮成长是近些年的事情。不同时代语境中发展出来的两种形式，天然地会带有不同的时代印记。举一个或许不恰当的例子，好比父子第一次接触手机，虽然二人是同时接触到这个新鲜事物的，但基于两代人不同的“前见”，嗣后二者依然会形成有所差异的手机使用方式。
这种“前见”在相声那里，就是这一传统艺术在观察当下生活时的某种路径依赖：它需要透过几百段传统剧目，才能与本就在眼前的生活世界进行对话——这既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也是需要“拆洗”的历史包袱。而远渡重洋而来的脱口秀大概没有这些困扰，或者说，中国的脱口秀本就可以被视为一个新鲜诞生的事物。所以，脱口秀无须朝后看，它可以直面当下变动不居的生活，开始观察和演绎。如果说，传统相声的翻新还需要把骑马改成骑摩托、拉洋车改成打出租车的话，脱口秀则可以以“现实哈哈镜”的姿态，通过对当下生活的映照制造笑声——这反而让传统上被视为“文艺轻骑兵”的相声略显笨重。
▍“笑以载道”？笑作为手段还是目的
对很多人来说，脱口秀的魅力并不在“逗笑”，而在于它对现实生活凌厉鲜明的解读式呈现。实际上，通过表演表达观点是众多传统艺术的常态，这可以被“说法”与“现身”这一对概念所解释：“书与戏不同，何也？盖现身中之说法，戏所以宜观也。说法中之现身，书所以宜听也。”换言之，戏剧的表现方式是“现身中说法”，通过角色（“身”）阐释道理（“法”），而相声等曲艺则是“说法中现身”，在讲说观点的过程中，不时通过演绎角色而“以身演事”。如果以此重新理解脱口秀的话，那么其与前二者的区别就是，只“说法”，少“现身”。相对而言，脱口秀的表演成分更低，这种无须“现身”的“说法”，显然更为真实和直接。
当然，相声同样可以表达现实观点，但机制略有区别：逗哏与捧哏在故事情境之中完成讽刺与冒犯，演员与角色之间的微妙距离成为表演与观点之间的绝佳缓冲。而脱口秀的颠覆性，正在于演员以“我”的名义直陈胸臆，这一定程度上撕开了传统中式的含蓄委婉。但与只叙说观点的演讲不同，表达中的缓冲地带被“笑”这一具有消解作用的关键因素所填充，无论再严肃的利弊痛陈都可以被附着其上的“梗”所柔化。在此逻辑中，“笑”似乎成为一种手段而非目的。
幽默语言艺术的核心，未必一定是“笑”，而有可能是“笑”背后的“道”。依循“笑以载道”的逻辑，制造“笑”的目的，正在于通过让人易于接受的幽默方式，传递某种情绪、观念或价值取向。关于脱口秀的讨论中，存在所谓的“笑果”和观点之争，“脱口秀不一定要好笑”的观点不时会被抛出。有意思的是，相声也曾有过类似的争论，即所谓相声是否需要有教育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传递观点其实就是一种“教育”。后续那句经典的“先搞笑吧，再不搞笑就太搞笑了”，在承认相声存在搞笑之外意义的同时，也道出了其在两条路径中的阶段性转向：从传递宏大，转向消解宏大，告别观点，拥抱搞笑。
弱化观点的表达，意味着在观演之间设置一种角色中介，演员得以回到剧目与人物的庇护之中进行演绎。这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艺术化程度更高的体现。回溯曲艺的发展过程，如脱口秀一样，其最初也并不如现在一样注重“跳入”人物，依赖演员的个人气质进行叙述和评讲也曾是重要的表演方式。以评弹为例，其“最早注重叙述，角色是并不突出的，后来受了戏曲的影响，开始注重‘起角色’。这是评弹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相声也类似：“据老艺人讲相声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说是八种，有的说十种，其说不一。可是现在的创作却只是一种，那就是故事性的相声。”在“相声也要刻画人物”的呼吁声中，议论型相声和故事/叙事型相声形成二分，而又在种种背景下逐步淡化了其中“评谈论讲”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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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作为传统曲艺的相声，似乎可以“爹味”非常浓地说：你经历过的，我当年都经历过一遍。换言之，脱口秀的诸多高峰和低谷，相声多多少少都在不同的语境下有所体验。但它们又仍是有些微差异的，其差异在于两者开始发展时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相声的产生发展是在清末民初，而脱口秀在中文世界中的茁壮成长是近些年的事情。不同时代语境中发展出来的两种形式，天然地会带有不同的时代印记。举一个或许不恰当的例子，好比父子第一次接触手机，虽然二人是同时接触到这个新鲜事物的，但基于两代人不同的“前见”，嗣后二者依然会形成有所差异的手机使用方式。
这种“前见”在相声那里，就是这一传统艺术在观察当下生活时的某种路径依赖：它需要透过几百段传统剧目，才能与本就在眼前的生活世界进行对话——这既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也是需要“拆洗”的历史包袱。而远渡重洋而来的脱口秀大概没有这些困扰，或者说，中国的脱口秀本就可以被视为一个新鲜诞生的事物。所以，脱口秀无须朝后看，它可以直面当下变动不居的生活，开始观察和演绎。如果说，传统相声的翻新还需要把骑马改成骑摩托、拉洋车改成打出租车的话，脱口秀则可以以“现实哈哈镜”的姿态，通过对当下生活的映照制造笑声——这反而让传统上被视为“文艺轻骑兵”的相声略显笨重。
▍“笑以载道”？笑作为手段还是目的
对很多人来说，脱口秀的魅力并不在“逗笑”，而在于它对现实生活凌厉鲜明的解读式呈现。实际上，通过表演表达观点是众多传统艺术的常态，这可以被“说法”与“现身”这一对概念所解释：“书与戏不同，何也？盖现身中之说法，戏所以宜观也。说法中之现身，书所以宜听也。”换言之，戏剧的表现方式是“现身中说法”，通过角色（“身”）阐释道理（“法”），而相声等曲艺则是“说法中现身”，在讲说观点的过程中，不时通过演绎角色而“以身演事”。如果以此重新理解脱口秀的话，那么其与前二者的区别就是，只“说法”，少“现身”。相对而言，脱口秀的表演成分更低，这种无须“现身”的“说法”，显然更为真实和直接。
当然，相声同样可以表达现实观点，但机制略有区别：逗哏与捧哏在故事情境之中完成讽刺与冒犯，演员与角色之间的微妙距离成为表演与观点之间的绝佳缓冲。而脱口秀的颠覆性，正在于演员以“我”的名义直陈胸臆，这一定程度上撕开了传统中式的含蓄委婉。但与只叙说观点的演讲不同，表达中的缓冲地带被“笑”这一具有消解作用的关键因素所填充，无论再严肃的利弊痛陈都可以被附着其上的“梗”所柔化。在此逻辑中，“笑”似乎成为一种手段而非目的。
幽默语言艺术的核心，未必一定是“笑”，而有可能是“笑”背后的“道”。依循“笑以载道”的逻辑，制造“笑”的目的，正在于通过让人易于接受的幽默方式，传递某种情绪、观念或价值取向。关于脱口秀的讨论中，存在所谓的“笑果”和观点之争，“脱口秀不一定要好笑”的观点不时会被抛出。有意思的是，相声也曾有过类似的争论，即所谓相声是否需要有教育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传递观点其实就是一种“教育”。后续那句经典的“先搞笑吧，再不搞笑就太搞笑了”，在承认相声存在搞笑之外意义的同时，也道出了其在两条路径中的阶段性转向：从传递宏大，转向消解宏大，告别观点，拥抱搞笑。
弱化观点的表达，意味着在观演之间设置一种角色中介，演员得以回到剧目与人物的庇护之中进行演绎。这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艺术化程度更高的体现。回溯曲艺的发展过程，如脱口秀一样，其最初也并不如现在一样注重“跳入”人物，依赖演员的个人气质进行叙述和评讲也曾是重要的表演方式。以评弹为例，其“最早注重叙述，角色是并不突出的，后来受了戏曲的影响，开始注重‘起角色’。这是评弹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相声也类似：“据老艺人讲相声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说是八种，有的说十种，其说不一。可是现在的创作却只是一种，那就是故事性的相声。”在“相声也要刻画人物”的呼吁声中，议论型相声和故事/叙事型相声形成二分，而又在种种背景下逐步淡化了其中“评谈论讲”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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