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艾滋病感染人数持续上升,他们是怎么得的病?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医师郭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许多老年感染者被发现时,并非因为出现 HIV感染的典型症状,而是在因其他疾病就诊、接受术前检查,或参与公共卫生筛查时“顺带”查出。赵婷也表示,县级疾控中心每年都会开展包含HIV检测在内的免费老年体检项目,不少老年新发感染者正是通过这类筛查被发现。
重庆大学附属仁济医院泌尿生殖中心负责人孙中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近年来,他在门诊中也明显感受到老年HIV感染者数量增加。老年男性常见的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癌等疾病,在术前必须进行感染学检查,其中就会筛查出部分 HIV感染者。
近年来,虽然老年HIV感染者数量持续上升,但这一群体却长期被忽视。梁晓峰指出,社会宣传更多聚焦于青年人,尤其是学校中的男男性行为人群,因为这一年龄段的病例相对集中。当前,国家在基层投入的防艾公益项目主要面向青年,帮助他们获取必要的健康知识,相比之下,许多老年人文化程度较低,防护意识明显滞后。“这些都是今后防控工作中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

2023年12月1日,贵州省铜仁市疾控中心工作人员为市民免费进行艾滋病筛查。图/视觉中国
“失守”的性安全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卢洪洲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老年HIV感染高发,关键在于这一群体的感染风险在上升。他指出,如今独居老年人规模大,老年人的性需求长期被忽视,而针对老年人的性健康教育几乎空白,导致他们在艾滋病性传播网络中成为新的脆弱群体。
北京佑安医院感染中心门诊主任医师李在村曾接诊过一名八十多岁的男性HIV感染者。李在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名老人后来解释,原因是家中曾雇佣的一名中年保姆因急需用钱,提出“给钱就可以发生关系”。邵英表示,五六十岁的老年群体身体状况良好、生活条件较好,性需求仍然存在,这是不可回避的现实。
白桦谈到,在一些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定点医院或疾控中心,经常有感染者询问“能不能给我介绍个对象”。他指出,中老年HIV感染者的情感需求其实非常强烈,有时甚至高于年轻人。但他们往往无法与家人深入沟通,或者表达后会遭到反感,导致他们的情感诉求无人倾诉。梁晓峰表示,丧偶或长期无业造成的孤独和情感需求,使部分老年人尝试寻求心理慰藉,但又碍于面子,不愿通过正规渠道寻求帮助。
老年性安全的“失守”,进一步加大了感染风险。赵婷注意到,她接触的老年HIV感染病例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点:发生性行为时不采取任何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安全套。梁晓峰分析,抗病毒治疗的普及与疗效明显,使部分老年人对病情恐惧减轻,甚至产生“年纪大了没什么可怕”的心态。
2018年,白桦专门为老年病友建立了一个线上交流群,当时群里只有三百多人。几年下来,群规模不断扩大。“现在第一个群已经满员,有500人,第二个群也有三四百人。”白桦表示,HIV感染者群体多样,是一个缩小版的社会。
李在村表示,北京的HIV病例主要集中在男同性恋人群,老年群体中也有不少是男性同性恋。邵英谈到,医院新发的老年HIV病例中,有的是空巢老人,有的与配偶长期分居,有的是外来务工的流动人员,如农民工、建筑工等。一些外来务工人员下班后常与朋友聚会“放松”,在疏于防护情况下发生性行为。白桦强调,“恰恰这部分人群,最难被持续干预”。
前些年,白桦团队的志愿者在北京部分公园组织HIV免费快速检测时,接触到一些流动人口。这些人多为中老年,即便筛查结果呈阳性,也往往不愿前往疾控中心进一步确诊。白桦解释称,这类人群普遍对外界的劝导和帮助存在抵触,常规随访和干预难以推进。当志愿者向他们解释要确诊、定期领药和长期管理时,对方常常一脸茫然,因为他们甚至连下个月在哪里打工、哪里落脚都说不清楚。这一人群因此成为最难发现、最难追踪的群体之一,但客观上却是当前风险最高、规模不小的一类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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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重庆大学附属仁济医院泌尿生殖中心负责人孙中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近年来,他在门诊中也明显感受到老年HIV感染者数量增加。老年男性常见的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癌等疾病,在术前必须进行感染学检查,其中就会筛查出部分 HIV感染者。
近年来,虽然老年HIV感染者数量持续上升,但这一群体却长期被忽视。梁晓峰指出,社会宣传更多聚焦于青年人,尤其是学校中的男男性行为人群,因为这一年龄段的病例相对集中。当前,国家在基层投入的防艾公益项目主要面向青年,帮助他们获取必要的健康知识,相比之下,许多老年人文化程度较低,防护意识明显滞后。“这些都是今后防控工作中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

2023年12月1日,贵州省铜仁市疾控中心工作人员为市民免费进行艾滋病筛查。图/视觉中国
“失守”的性安全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卢洪洲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老年HIV感染高发,关键在于这一群体的感染风险在上升。他指出,如今独居老年人规模大,老年人的性需求长期被忽视,而针对老年人的性健康教育几乎空白,导致他们在艾滋病性传播网络中成为新的脆弱群体。
北京佑安医院感染中心门诊主任医师李在村曾接诊过一名八十多岁的男性HIV感染者。李在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名老人后来解释,原因是家中曾雇佣的一名中年保姆因急需用钱,提出“给钱就可以发生关系”。邵英表示,五六十岁的老年群体身体状况良好、生活条件较好,性需求仍然存在,这是不可回避的现实。
白桦谈到,在一些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定点医院或疾控中心,经常有感染者询问“能不能给我介绍个对象”。他指出,中老年HIV感染者的情感需求其实非常强烈,有时甚至高于年轻人。但他们往往无法与家人深入沟通,或者表达后会遭到反感,导致他们的情感诉求无人倾诉。梁晓峰表示,丧偶或长期无业造成的孤独和情感需求,使部分老年人尝试寻求心理慰藉,但又碍于面子,不愿通过正规渠道寻求帮助。
老年性安全的“失守”,进一步加大了感染风险。赵婷注意到,她接触的老年HIV感染病例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点:发生性行为时不采取任何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安全套。梁晓峰分析,抗病毒治疗的普及与疗效明显,使部分老年人对病情恐惧减轻,甚至产生“年纪大了没什么可怕”的心态。
2018年,白桦专门为老年病友建立了一个线上交流群,当时群里只有三百多人。几年下来,群规模不断扩大。“现在第一个群已经满员,有500人,第二个群也有三四百人。”白桦表示,HIV感染者群体多样,是一个缩小版的社会。
李在村表示,北京的HIV病例主要集中在男同性恋人群,老年群体中也有不少是男性同性恋。邵英谈到,医院新发的老年HIV病例中,有的是空巢老人,有的与配偶长期分居,有的是外来务工的流动人员,如农民工、建筑工等。一些外来务工人员下班后常与朋友聚会“放松”,在疏于防护情况下发生性行为。白桦强调,“恰恰这部分人群,最难被持续干预”。
前些年,白桦团队的志愿者在北京部分公园组织HIV免费快速检测时,接触到一些流动人口。这些人多为中老年,即便筛查结果呈阳性,也往往不愿前往疾控中心进一步确诊。白桦解释称,这类人群普遍对外界的劝导和帮助存在抵触,常规随访和干预难以推进。当志愿者向他们解释要确诊、定期领药和长期管理时,对方常常一脸茫然,因为他们甚至连下个月在哪里打工、哪里落脚都说不清楚。这一人群因此成为最难发现、最难追踪的群体之一,但客观上却是当前风险最高、规模不小的一类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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