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 由南京博物院事件回望文革:权力凌驾法治
南博事件相关人物 姚迁
从康生的公开劫掠到江苏老同志的借占侵占，再到南博的违规处置，三场跨越时代的乱象，清晰展现了权力凌驾法治的病理延续：权力是否受约束，而非时代背景，决定了文物与财产的安全。文革时期，权力以“革命”名义彻底否定法律，导致文物损毁流失、账目混乱，康生之流仅凭个人喜好便可肆意掠夺国宝，而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如今，权力以“公共利益”“馆藏管理”为借口，绕过法定程序处置文物、默许特权借占，本质都是法治对权力的约束失效。康生在掠夺的文物上盖印题字，与当代特权者长期占用文物不还，都是将公共或私人财产视为权力附属品的明证；南博单方面鉴定、随意处置捐赠文物，与文革时期权力随意界定“封资修”物资、任意处置的做法，共享着“权力即规则”的危险逻辑。
南博事件相关人物 徐湖平
南博事件相关人物 陆挺
历史与现实的对照深刻警示：文物与财产的保护，最终依赖于法治对权力的刚性约束。文革的教训在于，当法律沦为权力的附庸，任何财产权都将无保障，任何文化遗产都可能遭浩劫；而当代文物纠纷的症结则在于，即便有完善的法律条文，若缺乏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制度仍会被特权架空。康生之流的劫掠已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但特权干预文物管理的余毒仍在，唯有真正落实“法无授权不可为”，让权力在法律框架内运作，让文物管理的登记、鉴定、处置全程公开可追溯，让特权借占、违规处置等行为受到严厉追责，才能从根本上杜绝类似乱象。从文革抄家到南博纠纷，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教训反复证明：唯有法治硬起来，权力软下去，公共利益与私人财产才能真正获得安宁，文化遗产才能真正得到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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