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 由南京博物院事件回望文革:權力凌駕法治
南京博物院與龐萊臣後人的文物糾紛持續發酵，明代仇英《江南春》圖卷離奇上拍、肆件捐贈文物莫名失蹤，院方以“偽作”為由模糊處置去向的回應，不僅暴露了館藏管理的亂象，更牽出了長期存在的文物處置頑疾——從文革時期康生等人的公開劫掠，到江蘇省委老同志借占文物不還，再到當代館藏的違規處置，本質都是同壹病根在不同時代的復發：權力凌駕於法治之上，公共與私人財產淪為權力可隨意支配的資源，所謂“時代差異”不過是權力越界的表現形式不同，核心的特權邏輯從未改變。
文革時期的文物浩劫，以康生等人的“雅盜”行徑為典型，將權力劫掠推向極致。彼時，憲法規定的公民財產權在“破肆舊”的政治口號下形同虛設，抄家行動成為權力掠奪文物的合法外衣。康生憑借“文革”顧問的特殊身份，打著“鑒別”“保管”的幌子，先後叁拾贰次闖入北京市文管處，竊取圖書壹萬兩千余冊、文物壹千壹百余件，其中不乏宋元珍本、商周青銅器、玉質虎符等絕無僅有的國寶???。他深諳文物價值，專挑孤品珍品下手，鄧拓家中的名貴字畫、陳夢家收藏的珍稀古籍，在主人蒙冤自盡後均被其以“借”為名占為己有，甚至在掠奪的善本上蓋上“康生藏書”印章、隨意塗寫批語，將私人劫掠包裝成“合法接管”???。這種行徑並非個例，在江蘇大地，蘇州過雲樓顧氏家族主動請求博物館保護的7卡車珍藏，仍遭造反派強行查抄，顧公碩不堪凌辱自盡，大量文物或被損毀、或被私分、或被隨意調撥，處置全程無需法律授權，全憑權力意志主導。此時的權力掠奪，是在“革命需要”的政治背書下公開進行，法律完全淪為擺設，私人財產權被徹底否定。
南博事件相關人物 龐萊臣
改革開放後，法治體系逐步完善，但權力凌駕於法治的慣性並未根除，江蘇省委老同志借占文物的亂象便是特權邏輯的延續。南京博物院的館藏文物本有嚴格管理規定，私人不得隨意外借，但部分省委領導憑借權力身份，可隨意借閱名貴字畫，即便時任院長姚遷認真記錄借還信息並反復催要，仍有文物長期未歸，甚至被變相侵占???。這種“權力特殊化”與康生的劫掠本質同源：贰者都是憑借手中權力，突破文物管理的制度約束，將公共或私人文物變為個人專屬“藏品”。區別僅在於，康生的掠奪發生在無法無天的政治運動中，無需掩飾；而當代特權者的侵占，則披著“借閱”“鑒賞”的外衣，利用制度執行的漏洞，將公共財產長期據為己有。更值得警惕的是，這種權力幹預還延伸到文物處置環節：南博將龐萊臣家族捐贈的伍件文物單方面認定為“偽作”，未經第叁方鑒定、未征求捐贈者後人意見，便通過“劃撥、調劑”方式處置，網友猜測這些文物或通過江蘇省文物總店流入市場，背後隱約可見權力主導的利益輸送鏈條，與康生當年“借而不還”“占為己有”的邏輯如出壹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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