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宁愿在国外独居生活,也要送妻儿回国

我1972年出生于上海


90年代,父母作为访问学者带我来到芬兰,为了面子我选择留在国外生活。刚开始,异国的生活并不顺遂,整个国内不足1000华人,工作很难开展。

摸爬滚打11年后,我的生活逐步进入正轨,还娶了德国留学生。直到孩子出生,我突然心生恐惧,不得不告别生活27年的芬兰。

1972年,我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中,父母都是北京高校的教师,后来响应下乡政策,来到安徽工作。

从记事起,我们一家就生活在一个大院子里,这里安静祥和,还有很多小伙伴。

那时候,物质匮乏,买东西不但用钱还得凭票。

父母是北京户籍,这些粮油关系的票据都是从北京获取的,为了能将它们派上用场,不得不把票据转成全国的,最后再换成安徽的。这是我童年生活中,感觉最为麻烦的事情。

好在凡事都有两面性,由于父母北京下迁的光环,我们所住的大院,几乎很少停电停水,这在那个年代非常难得。

童年的生活,无忧无虑,家里虽算不上富裕,但父母给了我和妹妹,在他们能力范围内最好的生活。



(我们一家刚到芬兰时的照片)

时代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机遇,也让我们一家的生活轨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后,父母幸运地获得了作为第一批留学生,去英国留学的机会。经历了两年的留学生活,父母为了增长学识,90年初又申请了作为交换访问学者,到芬兰学习的机会。

1995年,父亲为了能让我和妹妹学习深造,开拓眼界,便带我们到这里读书。

那时候,出国热盛行,很多人砸锅卖铁借钱出国,夫妻一方和孩子留在国内是常有的现象。


而且,在当时人们的认知中,能留在国外的都是有本事的人,没本事的才会混不下去回国来。以至于,父母留学回国后,我和妹妹仍选择继续留在芬兰发展。

然而,在异国生活和打拼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初到芬兰时,我仿佛陷入了一个“文化荒漠”,语言、文化、生活上的差异,给我带来诸多不适,再加上对国内、家乡的思念,让我痛苦不堪。

那个时候听不到乡音,吃不到中国菜,也交不到朋友,感觉自己的圈子一下子缩得很小。



(芬兰赫尔辛基大教堂是一座路德派新教教堂,宏伟的建筑内有很多精美的壁画和雕塑)

当时大使馆每隔一段时间会把人民日报的海外版发给我们,由于没有什么国内的东西可以看,我就把海外版报纸读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把它翻烂,心里能默背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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