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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鼠疫改變的人類紀:越傳染,越進步?
被鼠疫改變的人類紀:越傳染,越進步?被鼠疫改變的人類紀:越傳染,越進步?
第贰次大流行
與近代國家的形成
第贰次鼠疫大流行開始於14世紀，持續到了18世紀中葉。此時，從醫學角度而言，體液學說繼續占據主流。笛福（Daniel Defoe）的《瘟疫年紀事》（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1722）以1665年倫敦大瘟疫為背景。笛福本人當時年僅5歲，不過他通過搜集歷史資料以第壹人稱還原了細節。患者身體各處最初會出現黑色小腫塊，通常被稱為“腹股溝腺炎”。隨後在脖頸、腋窩和外陰等部位會出現更多腫塊。伴隨著劇烈的症狀，如頭痛欲裂、嘔吐和劇痛。這些腫塊會變紅、變紫或變黑。壹些感染者會立即被高燒、嘔吐、頭痛和背痛等所壓倒，疼痛劇烈到甚至會引起譫妄發狂。《瘟疫年記事》中對鼠疫的病因解釋還是傳統的瘴氣學說。笛福寫到內科醫生、藥劑師和外科醫生認為病人的血液中得了瘟疫，這損耗著患者的精氣。患者的呼吸是有傳染性的。（P221-223，Defoe, D., 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The Heritage Press，1968 ）
民間自發的防疫措施主要體現在逃離、淨化、暴力和宗教崇拜等。人們認為瘟疫是由邪惡的下毒者或魔鬼的代理人造成的。對瘟疫來源的懷疑常常落在猶太人、宗教異見者、外國人、女巫、麻風病人等邊緣群體上。無辜者被獵殺、毆打甚至燒死，例如1349年在法國斯特拉斯堡，兩千名猶太人被指控通過毒害水井傳播瘟疫，其中壹千余人被燒死。（第63頁）
瘟疫的猖獗也使得集體苦修運動盛行，信徒們會用帶鐵尖的皮鞭鞭打自己的背部直到流血，同時高唱懺悔詩句，以期平息上帝的怒火。宗教虔誠較為溫和的方式表現為對聖人的崇拜。聖塞巴斯蒂安（Saint Sebastian）和聖羅克（Saint Roch）成為鼠疫時代新的崇拜對象，他們的形象在繪畫、雕塑和護身符中大量出現。
聖塞巴斯蒂安在中世紀被尊奉為瘟疫的守護聖徒。他被描繪成被綁在木樁上，身體被箭矢（象征瘟疫）刺穿的殉道者。這種描繪傳達了聖塞巴斯蒂安為了人類的罪孽而犧牲自己的象征意義。虔誠的人們相信他替代人群接受了上帝的懲罰。聖羅克是另壹位因黑死病而受到崇拜的瘟疫聖徒。他通常手持權杖，身旁有狗，頭戴朝聖者帽，並用空閒的手指向大腿內側的淋巴結腫塊，淋巴結腫塊是鼠疫的典型症狀。聖羅克則通過自身經歷，提供了從瘟疫中康復的希望。他被視為能向上帝求情以結束疫情的聖徒。（第64-67頁）
《黑死病》第壹季（2018）劇照。
疾病除了影響個人，還影響社會。第贰次鼠疫大流行不僅僅只有民間自發的抗疫應對方案，還促成了首批制度化的公共衛生措施，如檢疫和衛生官制度。鼠疫對社會秩序的變化起到了重大的作用。黑死病敲響了舊世界的喪鍾，並且在方方面面影響了當時的社會發展。斯諾登在書中鮮明提出了自己的觀點，抗鼠疫運動增長了近代政權和國家的權力。（第79頁）
在意大利北部城市國家（如威尼斯、熱那亞、米蘭和佛羅倫薩）率先建立了衛生行政官制度，並隨後被法國、西班牙和北歐效仿。這些被稱為衛生行政部門的新機構被賦予了在公共衛生事宜上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權力。衛生行政機構最初是臨時的，但到16世紀末，它們成為永久性機構。檢疫制度促進了政權合法性。被感染者或疑似感染者會被強制隔離在“疫病院”（pesthouses）或“檢疫站”（lazarettos）中。
公共衛生政策可以分為對外的公共政策和對內的公共政策。對外的衛生公共政策主要體現在海上隔離政策、陸地隔離政策和逐出教會等措施。以威尼斯衛生局為例，威尼斯衛生局規定來自疫區的船只被強制在港外等候40天（檢疫“quarantine”壹詞即來源於此，意為“肆拾天”）。這個隔離的天數與宗教有關，因為《舊約》和《新約》中與淨化相關的數字通常為肆拾。人們由此相信，肆拾天能淨化船、船員、貨物等被污染的人事物。實踐證明肆拾天的隔離期確實超過了鼠疫潛伏期，這是壹種行之有效的公共衛生措施。隔離政策需要強有力的經濟、行政、軍事力量作為支撐，這也推進了近代國家權力的合法性。（第69頁）對內的公共政策主要在於鼠疫法規。鼠疫法規有壹系列的管理策略以應對城市內部暴發的鼠疫。鼠疫法規加強了教會、政府和醫療界的權力，近代國家權力合法性加強。不過這些隔離措施非常嚴格，常常引發民眾的規避、抵抗和騷亂。因為人們會隱藏病例，有時甚至導致疾病的進壹步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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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近代國家的形成
第贰次鼠疫大流行開始於14世紀，持續到了18世紀中葉。此時，從醫學角度而言，體液學說繼續占據主流。笛福（Daniel Defoe）的《瘟疫年紀事》（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1722）以1665年倫敦大瘟疫為背景。笛福本人當時年僅5歲，不過他通過搜集歷史資料以第壹人稱還原了細節。患者身體各處最初會出現黑色小腫塊，通常被稱為“腹股溝腺炎”。隨後在脖頸、腋窩和外陰等部位會出現更多腫塊。伴隨著劇烈的症狀，如頭痛欲裂、嘔吐和劇痛。這些腫塊會變紅、變紫或變黑。壹些感染者會立即被高燒、嘔吐、頭痛和背痛等所壓倒，疼痛劇烈到甚至會引起譫妄發狂。《瘟疫年記事》中對鼠疫的病因解釋還是傳統的瘴氣學說。笛福寫到內科醫生、藥劑師和外科醫生認為病人的血液中得了瘟疫，這損耗著患者的精氣。患者的呼吸是有傳染性的。（P221-223，Defoe, D., 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The Heritage Press，1968 ）
民間自發的防疫措施主要體現在逃離、淨化、暴力和宗教崇拜等。人們認為瘟疫是由邪惡的下毒者或魔鬼的代理人造成的。對瘟疫來源的懷疑常常落在猶太人、宗教異見者、外國人、女巫、麻風病人等邊緣群體上。無辜者被獵殺、毆打甚至燒死，例如1349年在法國斯特拉斯堡，兩千名猶太人被指控通過毒害水井傳播瘟疫，其中壹千余人被燒死。（第63頁）
瘟疫的猖獗也使得集體苦修運動盛行，信徒們會用帶鐵尖的皮鞭鞭打自己的背部直到流血，同時高唱懺悔詩句，以期平息上帝的怒火。宗教虔誠較為溫和的方式表現為對聖人的崇拜。聖塞巴斯蒂安（Saint Sebastian）和聖羅克（Saint Roch）成為鼠疫時代新的崇拜對象，他們的形象在繪畫、雕塑和護身符中大量出現。
聖塞巴斯蒂安在中世紀被尊奉為瘟疫的守護聖徒。他被描繪成被綁在木樁上，身體被箭矢（象征瘟疫）刺穿的殉道者。這種描繪傳達了聖塞巴斯蒂安為了人類的罪孽而犧牲自己的象征意義。虔誠的人們相信他替代人群接受了上帝的懲罰。聖羅克是另壹位因黑死病而受到崇拜的瘟疫聖徒。他通常手持權杖，身旁有狗，頭戴朝聖者帽，並用空閒的手指向大腿內側的淋巴結腫塊，淋巴結腫塊是鼠疫的典型症狀。聖羅克則通過自身經歷，提供了從瘟疫中康復的希望。他被視為能向上帝求情以結束疫情的聖徒。（第64-67頁）
《黑死病》第壹季（2018）劇照。
疾病除了影響個人，還影響社會。第贰次鼠疫大流行不僅僅只有民間自發的抗疫應對方案，還促成了首批制度化的公共衛生措施，如檢疫和衛生官制度。鼠疫對社會秩序的變化起到了重大的作用。黑死病敲響了舊世界的喪鍾，並且在方方面面影響了當時的社會發展。斯諾登在書中鮮明提出了自己的觀點，抗鼠疫運動增長了近代政權和國家的權力。（第79頁）
在意大利北部城市國家（如威尼斯、熱那亞、米蘭和佛羅倫薩）率先建立了衛生行政官制度，並隨後被法國、西班牙和北歐效仿。這些被稱為衛生行政部門的新機構被賦予了在公共衛生事宜上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權力。衛生行政機構最初是臨時的，但到16世紀末，它們成為永久性機構。檢疫制度促進了政權合法性。被感染者或疑似感染者會被強制隔離在“疫病院”（pesthouses）或“檢疫站”（lazarettos）中。
公共衛生政策可以分為對外的公共政策和對內的公共政策。對外的衛生公共政策主要體現在海上隔離政策、陸地隔離政策和逐出教會等措施。以威尼斯衛生局為例，威尼斯衛生局規定來自疫區的船只被強制在港外等候40天（檢疫“quarantine”壹詞即來源於此，意為“肆拾天”）。這個隔離的天數與宗教有關，因為《舊約》和《新約》中與淨化相關的數字通常為肆拾。人們由此相信，肆拾天能淨化船、船員、貨物等被污染的人事物。實踐證明肆拾天的隔離期確實超過了鼠疫潛伏期，這是壹種行之有效的公共衛生措施。隔離政策需要強有力的經濟、行政、軍事力量作為支撐，這也推進了近代國家權力的合法性。（第69頁）對內的公共政策主要在於鼠疫法規。鼠疫法規有壹系列的管理策略以應對城市內部暴發的鼠疫。鼠疫法規加強了教會、政府和醫療界的權力，近代國家權力合法性加強。不過這些隔離措施非常嚴格，常常引發民眾的規避、抵抗和騷亂。因為人們會隱藏病例，有時甚至導致疾病的進壹步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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