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差遭老板性侵"當事人崔麗麗:壹直戰斗 直到勝利
脆弱的,頑強的
2025年2月26日,在參加公司因不服工傷認定而進行反訴的庭審時,崔麗麗第壹次重新穿上那件許久沒有穿過的花襯衫。她看著鏡子裡的自己,腦子裡突然出現了2023年9月22日晚上的自己,那時候她穿的就是這件襯衫。當時的她還沒喝醉,在宴會中途上了個廁所。她記得鏡中的自己曾自信滿滿,憧憬著像過往壹樣拿下已經談判壹年多的客戶,為公司爭取到第壹個乘用車項目的合作。
換上那件衣服後,丈夫對她說,“挺精神的”。她隨即發覺那些記憶又湧來了,心髒刺痛、背部發緊,還感到惡心。
心理醫生告訴她,PTSD患者只有直面創傷才能闖出來。穿上這件衣服,是她直面恐懼的方法,“這件衣服曾經見證了我的恥辱,我想要讓它見證我如何去扞衛自己的權益和尊嚴”。另外,她也想讓大家知道,這件衣服本身就是壹件普通的襯衫,她受到的傷害,跟自己穿了什麼沒有關系。
在那之後的每次開庭,每次取得階段性勝利,崔麗麗都會穿上這件在事發當天穿過的襯衫。直到多次以後,崔麗麗開始脫敏,這件衣服成了她的“戰袍”。每次庭審後換下來,她就把衣服洗壹洗,包上透明袋子掛到衣櫃裡,有重大場合的時候再穿上它。
在崔麗麗的社交媒體上,置頂的兩條內容就是她穿著這件襯衫出庭的視頻。視頻中,她情緒激昂地宣告自己取得的階段性成果,充滿了戰斗力。在其他壹些視頻中,她或是堅定地直視鏡頭分享自己的感悟,或是記錄自己堅持鍛煉身體的日常。
我本以為,也許崔麗麗已經漸漸恢復,直到電話那頭傳來她疲倦的聲音。她說這兩個月自己又在重新整理庭審資料,等待勞動能力鑒定、等待再次開庭以及最終的庭審結果。她壹直處於能量低谷,幾乎每夜都伴隨著噩夢驚醒。
與在社交媒體上呈現的狀態不壹樣,崔麗麗在家時常感到無力、低迷。有媒體問她:“你是不是不敢在公眾面前表現自己的脆弱?”崔麗麗驚覺:“說到了我的痛點。”
“從事發之後到現在,我流的眼淚可能比過往40年還多,只不過我沒有在鏡頭面前呈現。因為我總會覺得‘戰爭’還在繼續,敵人還在圍剿你、轟炸你,你要用眼淚來反擊嗎?”崔麗麗說。

(圖/抖音@麗麗的戰爭)
崔麗麗也不希望別人用可憐她的眼神來看她,那意味著“人格的喪失”。而這道心理防線,直到她來到天津安定醫院,才會全部放下。她的每次心理治療都伴隨著眼淚,她時而無法抑制地大哭,時而默默流淚,醫院成了她可以安全釋放情緒的地方。
通過眼動脫敏與再加工治療,現在再講起性侵時的情形,想到侵害人禿頂的形象,崔麗麗慢慢不再感到恐懼和惡心,但她還是會對許多場景感到恐懼。最近,她剛做了壹次關於酒店場景的脫敏治療,但是效果並不顯著。她在出事那天吃的是日本料理,兩年多來,她再沒去過壹次日本料理餐廳,更不敢喝壹杯酒。她甚至不敢壹個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坐高鐵、商務談判等所有跟出差相關的場景都會引起她強烈的應激反應。想到事發地杭州、曾經因出差去過多次的深圳,她都會不自覺地發抖。
她到底要多久才能忘記這件事情?心理醫生的答案是,“到死都無法忘記”。崔麗麗想,確實沒有哪壹種方法可以讓她徹底忘掉這種痛苦。“之後我人生中很大的壹個功課,就是練習怎麼和這件事情共存,最重要的是不被這種痛苦侵蝕、淹沒。”
“但是,未來的出路在哪裡?難道從此做壹個全職媽媽,再也不出門了嗎?”她問自己,“等所有官司都了結了,全都勝訴了,我就能像以前那樣壹個人出差,壹個人住酒店,壹個人去見客戶嗎?”但她知道,好像不太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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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2月26日,在參加公司因不服工傷認定而進行反訴的庭審時,崔麗麗第壹次重新穿上那件許久沒有穿過的花襯衫。她看著鏡子裡的自己,腦子裡突然出現了2023年9月22日晚上的自己,那時候她穿的就是這件襯衫。當時的她還沒喝醉,在宴會中途上了個廁所。她記得鏡中的自己曾自信滿滿,憧憬著像過往壹樣拿下已經談判壹年多的客戶,為公司爭取到第壹個乘用車項目的合作。
換上那件衣服後,丈夫對她說,“挺精神的”。她隨即發覺那些記憶又湧來了,心髒刺痛、背部發緊,還感到惡心。
心理醫生告訴她,PTSD患者只有直面創傷才能闖出來。穿上這件衣服,是她直面恐懼的方法,“這件衣服曾經見證了我的恥辱,我想要讓它見證我如何去扞衛自己的權益和尊嚴”。另外,她也想讓大家知道,這件衣服本身就是壹件普通的襯衫,她受到的傷害,跟自己穿了什麼沒有關系。
在那之後的每次開庭,每次取得階段性勝利,崔麗麗都會穿上這件在事發當天穿過的襯衫。直到多次以後,崔麗麗開始脫敏,這件衣服成了她的“戰袍”。每次庭審後換下來,她就把衣服洗壹洗,包上透明袋子掛到衣櫃裡,有重大場合的時候再穿上它。
在崔麗麗的社交媒體上,置頂的兩條內容就是她穿著這件襯衫出庭的視頻。視頻中,她情緒激昂地宣告自己取得的階段性成果,充滿了戰斗力。在其他壹些視頻中,她或是堅定地直視鏡頭分享自己的感悟,或是記錄自己堅持鍛煉身體的日常。
我本以為,也許崔麗麗已經漸漸恢復,直到電話那頭傳來她疲倦的聲音。她說這兩個月自己又在重新整理庭審資料,等待勞動能力鑒定、等待再次開庭以及最終的庭審結果。她壹直處於能量低谷,幾乎每夜都伴隨著噩夢驚醒。
與在社交媒體上呈現的狀態不壹樣,崔麗麗在家時常感到無力、低迷。有媒體問她:“你是不是不敢在公眾面前表現自己的脆弱?”崔麗麗驚覺:“說到了我的痛點。”
“從事發之後到現在,我流的眼淚可能比過往40年還多,只不過我沒有在鏡頭面前呈現。因為我總會覺得‘戰爭’還在繼續,敵人還在圍剿你、轟炸你,你要用眼淚來反擊嗎?”崔麗麗說。

(圖/抖音@麗麗的戰爭)
崔麗麗也不希望別人用可憐她的眼神來看她,那意味著“人格的喪失”。而這道心理防線,直到她來到天津安定醫院,才會全部放下。她的每次心理治療都伴隨著眼淚,她時而無法抑制地大哭,時而默默流淚,醫院成了她可以安全釋放情緒的地方。
通過眼動脫敏與再加工治療,現在再講起性侵時的情形,想到侵害人禿頂的形象,崔麗麗慢慢不再感到恐懼和惡心,但她還是會對許多場景感到恐懼。最近,她剛做了壹次關於酒店場景的脫敏治療,但是效果並不顯著。她在出事那天吃的是日本料理,兩年多來,她再沒去過壹次日本料理餐廳,更不敢喝壹杯酒。她甚至不敢壹個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坐高鐵、商務談判等所有跟出差相關的場景都會引起她強烈的應激反應。想到事發地杭州、曾經因出差去過多次的深圳,她都會不自覺地發抖。
她到底要多久才能忘記這件事情?心理醫生的答案是,“到死都無法忘記”。崔麗麗想,確實沒有哪壹種方法可以讓她徹底忘掉這種痛苦。“之後我人生中很大的壹個功課,就是練習怎麼和這件事情共存,最重要的是不被這種痛苦侵蝕、淹沒。”
“但是,未來的出路在哪裡?難道從此做壹個全職媽媽,再也不出門了嗎?”她問自己,“等所有官司都了結了,全都勝訴了,我就能像以前那樣壹個人出差,壹個人住酒店,壹個人去見客戶嗎?”但她知道,好像不太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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