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到加拿大,在时代拐点前的选择

初到滑铁卢的日子,并不轻松。


他需要重新适应节奏,没有密集会议,没有随时响起的电话,也没有明确的晋升路径。生活突然慢了下来,慢到让他有些不安。

慢慢地,他开始认识到这种状态的价值。孩子可以按点上下学,周末再不用担心领导和客户找,身体不再被长期透支。生活第一次不再围绕绩效、排名和季度目标着打转,而是可以自己控制的。

他重新回到校园,在劳里埃大学读MBA。他带着中国外企和金融圈的经验,坐在一群更年轻的学生中间,重新学习管理、组织和市场。



2015年,符达在MBA的毕业舞会。

这一次,他学得比当年更慢,也更清楚自己要什么。

他不再急于证明能力,而是开始认真思考:如果不再依赖大平台,自己还能做什么;如果不再被推着往前走,哪些能力是真正属于自己的。

答案,逐渐浮现。

他发现,自己这些年的积累,并没有消失,只是需要重新组合。国际贸易的背景、在加拿大的留学经历、在中国外企的管理经验,以及对中加两套体系的深度理解,都指向一个真实存在的需求——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正在为下一代寻找另一种可能性。

2010年代中期,第二波出国潮开始成形。和早年不同的是,这一批家庭普遍有更完整的教育背景和经济基础。他们不是像以前那些人,出去就不准备回国,而是把留学、身份、教育当成一种长期配置。

房价上涨、教育内卷、环境问题,这些因素在国内同时发酵。越来越多家庭意识到,单一选择的风险正在放大。他们需要一个备份方案,而不是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创业,是在这个阶段自然发生的事情。

他没有一开始就把目标定得很大,只是从最熟悉的领域切入,帮学生做申请,帮家庭做判断。

几年之后,当第二波出国潮真正涌起时,他已经准备好了。

6


他创业时,只有一间很小的办公室。最早找上门来的学生,多半是朋友介绍,或者在网上偶然看到信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联系。

一开始,拒绝远多于成交。

很多学生的背景并不理想:本科院校普通,GPA不高,英语成绩平平,在国内中介那里已经被直接劝退。也有一些家庭目标很高,却对海外教育体系的运作方式几乎没有概念,只是把排名当成唯一指标。

他花了大量时间做解释。

解释为什么有些学校看重的不只是分数,为什么科研、实习、运动经历会被认真评估,为什么一个学生的整体叙事,往往比单点成绩更重要。这些话,对于第一次接触北美体系的家长来说,并不容易理解,也不一定立刻被接受。

真正支撑他走下去的,是少数几个极其费力的案例。

那些学生,需要反复打磨材料,需要一次次推翻重写申请逻辑,有的甚至在提交前仍然被认为希望不大。他没有给出过度承诺,只是尽可能把规则讲清楚,把路径拆解出来,陪着学生一步步走完。

结果出来后,有人拿到了远超预期的录取。

[物价飞涨的时候 这样省钱购物很爽]
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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