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到加拿大,在时代拐点前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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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时间点,这样的转身很常见。

外资企业正在中国加速铺开网络,对懂业务肯吃苦的年轻人需求极大。

2006年,他在外环附近以每平方米六七千的价格买下了一套房子。对他来说,这是一种在上海留下来的决定。在那个阶段,这样的选择不需要任何解释。

外资企业在中国竞相扩张,门店、工厂、区域总部不断落地。猎头的电话开始频繁出现,有时甚至一天好几个。职位、薪水、平台,选择似乎永远多于犹豫。他在短短几年内换了几家公司,从部门负责人做到中国区高管,履历看起来越来越漂亮。



2012年,符达当时是GAP中国第一家旗舰店的总经理。

站在那时,很难不产生一些错觉。

真正的变化,是在一些不起眼的细节里慢慢显露的。

他记得很清楚,在2010年之后,地产圈里开始流传一个消息:李嘉诚在出售上海的核心物业。那些地段,位置太好了,几乎是只进不出的资产。这在圈内引发了不小的震动。很多人私下讨论,却没有公开质疑。毕竟,没有人能一眼看穿十几年。

另一个信号,来自他所在的美资企业。

那是一家在中国雇佣上万人的大型制造企业。表面上,中国业务依然在扩张;但在内部,生产线已经开始悄然外迁。越南的工厂几乎是按同一模板复制出来的。2013年,一纸决定下来,苏州的核心工厂一夜之间关闭,赔偿金照付,人全部遣散。

那天的场景,他至今记得。

管理层被工人围在厂区里,局面险些失控,最后出动了地方公安。对外的解释是成本,但他清楚,这并不是全部原因。当时还没人把这些事情说得太清楚,但他已经感觉到哪里不对了。

与此同时,他也见到身边的人不停倒下。

一位地产部门的直属上级,在一次高强度工作后心脏病猝死,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另一位关系很好的同事,年纪不到三十,在美国出差期间倒在酒店房间里。几天前,他们还在讨论工作之外的琐事。

他开始第一次认真地问自己,如果有一天倒下的是我,我这些年的拼命,究竟给家人留下了什么?

孩子出生后,他几乎见不到孩子。清晨出门,深夜回家,孩子醒着的时候见不到爸爸。上海的空气也不好,雾霾有时甚至会突破极值。妻子的上海户口问题,也迟迟无法解决。


这些因素单独看,都不足以成为离开的理由,但叠加在一起,却足以让他动摇。

和十多年前在湘潭时一样,他再次感受到那种熟悉的不安。

2014年,他做出了决定。

这一次,不是一个人,而是带着整个家庭,离开上海,再赴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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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离开,他不再是那个对世界充满模糊期待的年轻人,而是一个在中国职场完整跑过一圈的准中年人。

这不是逃离失败,而是主动结束一段已经开始透支的生活。

再次回到加拿大,他选择了离多伦多不远的加拿大“”硅谷"滑铁卢。理由是,这里有好的大学,有高科技公司,有创业氛围,也有足够安静安全的社区生活。黑莓曾经在这里大放异彩,滑铁卢大学和劳里埃大学源源不断地输出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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