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到加拿大,在时代拐点前的选择

在他的想象里,作为首都,渥太华应该是北京那样的规模,或上海那样的繁华。但真正的渥太华,太安静,太乏味。再加上初来乍到,生活上很不适应,他对渥太华的初体验糟糕极了。


但也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开始注意到一些之前从未留意过的细节。

公交车上,人们会自觉排队;商店门口,陌生人会顺手帮你扶门;买咖啡时,即便排着很长的队,也没有人插队或催促。教授在课堂之外,会主动询问你是否适应,是否需要帮助。

他心里轻轻动了一下,社会原来可以如此运行,人与人之间可以不用彼此提防。

2

真正让他对这种差异有更深体会的,是入学后的那场变故。

到加拿大两个月左右,正好赶上期中考试,他接到家里的电话:父亲被确诊为肝癌。家人已经瞒了他一段时间,直到医生给出存活时间只剩三到六个月的判断,才不得不告诉他。他必须立刻回国。

问题随之而来。

他在学校里有导师的研究项目,有助研和助教岗位,也有奖学金。他犹豫了很久,还是鼓起勇气给导师打了电话,把情况一一说明。

电话那头的回应异常简单。

导师没有询问细节,也没有讨论后果,只说了一句话:你先回家。学籍、奖学金、岗位我都会帮你保留,其他的我去协调。你明天就去买机票。

那通电话结束后,他在宿舍里坐了很久。

他后来想,那种震动,并不完全来自感激,而是一种认知上的松动。他第一次发现,原来在某些体系里,人生是允许被暂停的,是允许你把家庭置于所有之上。

父亲最终还是没能等到他完成学业。

等他再回到加拿大,继续读书时,那段经历已经悄悄改变了他对很多事情的看法。

这些感受,在当时只是被压在心底。直到几年后,他回到中国,重新投入另一套高强度的社会运转中,这些差异才被再次唤醒。



2002年5月,符达在渥太华的郁金香节。


临近研究生毕业时,他其实不缺选择。

不少同学选择留在加拿大,进入政府部门或相关机构。以他当时的背景,留在诸如统计局、警务系统、政策研究单位,并非难事。

但此时,中国的吸引力开始变得很强烈。

他记得很清楚,离开中国时,看到的浦东成片工地和灯光璀璨的夜景。它和渥太华的安静形成了鲜明对比,也让他对中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有了一种近乎直觉的判断。

他学的是国际贸易,本科论文写的是中国加入WTO后的机遇与挑战。对他而言,中国入世,意味着资本、商品、人才的流动会被急剧放大,而这对一个年轻人来说,也意味着很多机会。

他开始反复问自己:如果现在不回去,这一轮变化是否会被彻底错过?

与之相对的,是加拿大稳定的生活。在加拿大的职场上,你不用过于努力,因为不会被轻易淘汰。这种工作,稳定体面,却节奏缓慢,变化有限。对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来说,这种又像回到湘潭的生活,让他再次犹豫起来。

最终,他还是迅速做了决定。

毕业典礼的第二天,他买了一张回国的机票,没有给自己留下反悔的时间。他是那一届经济系毕业生中,第一个回国的人。

[物价飞涨的时候 这样省钱购物很爽]
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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