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选] 时隔4年"大翻转",智利大选结果为何会这样?
从51年来最左（博里奇）转向35年来最右（卡斯特），智利政坛在4年内完成了1990年结束军政府独裁、恢复民主制度以来的最大转弯。只对比纸面上的结果，很难理解选民为何变得如此迅猛。然而细品本次大选的变量、核心议题和过去4年的政坛动向，就能理解“极限跳转”的必然性——多数选民不想延续左翼政府时代。
今年智利大选最热门的议题是公共安全和治安问题，此外就是连带的非法移民(专题)和边境管控，以及与民众最息息相关的经济停滞与物价高企。相比之下，过去几年左右翼激烈争斗的宪法变革、意识形态之争以及环保、原住民等社会议题的热度被明显盖过。遗憾的是，左翼政府在三大热点问题上表现得令选民相当不满。
如果仅按拉美标准衡量，智利仍旧是地区最安全的国家之一，谋杀率长期为拉美最低。不过近年来该国治安显着恶化，谋杀率从2012年的每10万人2.5人激增至2022年每10万人6.7人，2023年暴力抢劫案件比2014年增加了25%。在犯罪率最高的首都圣地亚哥，加装铁丝网、珠宝柜台配备紧急按钮成了常态，汽车装甲防护服务的需求成倍增长。
票投卡斯特的智利选民对国际媒体煞有介事地表示，今天的智利“正在变成哥伦比亚，充斥着恐怖主义、盗窃、抢劫”。有人甚至夸张地怀念起皮诺切特军政府的独裁时代，原因是“固然存在侵犯人权，但政府施政得力，我们曾经享受和平与宁静的时光”。可见在智利普通人眼里，目前的治安问题有多么严重、又何等重要。
至于治安为何退化如此之快，不少智利人都将外国人视为一大罪魁。智利政府认为，委内瑞拉最大黑帮“阿拉瓜火车”和秘鲁犯罪集团“章鱼”与该国有组织犯罪关联密切，参与了绑架、毒品走私、人口贩卖、买凶杀人等活动。而在民间不少人看来，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大量涌入是扰乱原本“岁月静好”的根源。
根据智利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移民局数据，截止到2023年智利移民占全国人口已超过10%（超过191万），比2018年猛增46.8%。其中非法越境的移民从2018年刚过1万人增长至2023年的近33.7万，翻了33倍。委内瑞拉人是智利移民第一大群体（约72.86万），更是占非法移民群体的75%（约25.26万）。
尽管多项调查表明外国移民在智利的犯罪率低于该国平均水平，且谋杀率已从高点开始回落，但公众的不安全感与移民问题密切捆绑，加之政府执法人员配备、社会治安措施、边境管理应对明显滞后，成为卡斯特阵营动员支持的一大武器。
与此同时，国家宏观经济疲软，物价、失业率、财政赤字、公共债务高企，收入不平等和民生困境不仅容易归咎于“外来移民”，更指向博里奇政府“治理无方”。
现实困境本就消磨了选民的“意识形态狂热”，而自2023年正式恢复的强制投票制度（不履行投票义务者将处以最高约合136美元的罚款）更为原有选民结构注入一大新变量。
在2012年至2022年的自愿投票制度下，选民主力自然是各政党忠实的基本盘选民，因此意识形态动员的效果明显、选情易于预判。而强制投票意味着大量的中间摇摆选民和政治冷感选民（约占20%至30%）将被迫用选票表态，具备颠覆选举结果的力量。
2021年智利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和议会选举的投票率分别为55.6%和47%，到了今年这两个数字分别达到85%和84.8%。由于选举的无效票和空白票占比有限，意味着这批“首投族”基本充分发挥了“新变量”的作用。
这批向来不以意识形态为导向、没有政党忠诚度的摇摆“首投族”，更关注前述的三大现实问题，而对现任左翼政府治理不满的他们大都选择支持右翼选民。智利机构“公民小组”的选前调查发现，该群体约56%的选民支持（中）右翼候选人（包括27%支持卡斯特），而支持哈拉的仅刚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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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智利大选最热门的议题是公共安全和治安问题，此外就是连带的非法移民(专题)和边境管控，以及与民众最息息相关的经济停滞与物价高企。相比之下，过去几年左右翼激烈争斗的宪法变革、意识形态之争以及环保、原住民等社会议题的热度被明显盖过。遗憾的是，左翼政府在三大热点问题上表现得令选民相当不满。
如果仅按拉美标准衡量，智利仍旧是地区最安全的国家之一，谋杀率长期为拉美最低。不过近年来该国治安显着恶化，谋杀率从2012年的每10万人2.5人激增至2022年每10万人6.7人，2023年暴力抢劫案件比2014年增加了25%。在犯罪率最高的首都圣地亚哥，加装铁丝网、珠宝柜台配备紧急按钮成了常态，汽车装甲防护服务的需求成倍增长。
票投卡斯特的智利选民对国际媒体煞有介事地表示，今天的智利“正在变成哥伦比亚，充斥着恐怖主义、盗窃、抢劫”。有人甚至夸张地怀念起皮诺切特军政府的独裁时代，原因是“固然存在侵犯人权，但政府施政得力，我们曾经享受和平与宁静的时光”。可见在智利普通人眼里，目前的治安问题有多么严重、又何等重要。
至于治安为何退化如此之快，不少智利人都将外国人视为一大罪魁。智利政府认为，委内瑞拉最大黑帮“阿拉瓜火车”和秘鲁犯罪集团“章鱼”与该国有组织犯罪关联密切，参与了绑架、毒品走私、人口贩卖、买凶杀人等活动。而在民间不少人看来，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大量涌入是扰乱原本“岁月静好”的根源。
根据智利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移民局数据，截止到2023年智利移民占全国人口已超过10%（超过191万），比2018年猛增46.8%。其中非法越境的移民从2018年刚过1万人增长至2023年的近33.7万，翻了33倍。委内瑞拉人是智利移民第一大群体（约72.86万），更是占非法移民群体的75%（约25.26万）。
尽管多项调查表明外国移民在智利的犯罪率低于该国平均水平，且谋杀率已从高点开始回落，但公众的不安全感与移民问题密切捆绑，加之政府执法人员配备、社会治安措施、边境管理应对明显滞后，成为卡斯特阵营动员支持的一大武器。
与此同时，国家宏观经济疲软，物价、失业率、财政赤字、公共债务高企，收入不平等和民生困境不仅容易归咎于“外来移民”，更指向博里奇政府“治理无方”。
现实困境本就消磨了选民的“意识形态狂热”，而自2023年正式恢复的强制投票制度（不履行投票义务者将处以最高约合136美元的罚款）更为原有选民结构注入一大新变量。
在2012年至2022年的自愿投票制度下，选民主力自然是各政党忠实的基本盘选民，因此意识形态动员的效果明显、选情易于预判。而强制投票意味着大量的中间摇摆选民和政治冷感选民（约占20%至30%）将被迫用选票表态，具备颠覆选举结果的力量。
2021年智利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和议会选举的投票率分别为55.6%和47%，到了今年这两个数字分别达到85%和84.8%。由于选举的无效票和空白票占比有限，意味着这批“首投族”基本充分发挥了“新变量”的作用。
这批向来不以意识形态为导向、没有政党忠诚度的摇摆“首投族”，更关注前述的三大现实问题，而对现任左翼政府治理不满的他们大都选择支持右翼选民。智利机构“公民小组”的选前调查发现，该群体约56%的选民支持（中）右翼候选人（包括27%支持卡斯特），而支持哈拉的仅刚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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