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選] 時隔4年"大翻轉",智利大選結果為何會這樣?
隨著12月14日智利總統大選第贰輪投票結果出爐，持續近1個月的智利大選塵埃落定：極右翼候選人何塞·安東尼奧·卡斯特以超過58%的得票率，在全國各選區完勝左翼執政聯盟候選人珍妮特·哈拉，右翼和極右翼政黨在國民議會參眾兩院穩坐半壁江山，力壓左翼陣營。
短短4年時間，智利大選從選情走向到結果，與上次大選截然相反，見證了該國恢復代議制民主35年來最大的右轉。
實際上，戲劇性的大翻轉在選前已有預兆：左翼總統博裡奇任內兩次制憲公投的波折、政府支持率的滑落、公眾關注的熱點議題交鋒、強制投票制度下選民結構和心態的變化……投票尚未開始，結果已經可以預見。
卡斯特濃厚的“芝加哥(专题)門徒”、右翼民粹、威權等標簽，在輿論中引發了“新自由主義”乃至“皮諾切特”回歸的聲音。這種說法自然誇大其詞——無論是4年前選出阿連德之後最“左”的博裡奇，還是如今選出皮諾切特之後最“右”的卡斯特，智利選民的態度已經明確：只要不能解決實際問題，民眾就不會繼續給予信任。
最急劇右轉，只因不願給左翼執政“續命”
4年前，博裡奇當選為智利現任總統時，筆者曾撰文分析彼時大選“30年未有之變局”——兩極對立最甚的總統大選，以及政治生態撕裂背景下智利“踏入新自由主義墳墓”的可能。
4年後，兩極對決依舊（極右翼卡斯特與智利共產黨候選人哈拉進入第贰輪投票），可選情走向竟完全倒轉：
2021年大選前，右翼執政聯盟“民心盡失”，左翼氣勢如虹、剛在制憲會議選舉中大勝；左翼政黨在議會選舉中拿下眾議院多數、守住參議院半壁江山；老牌極右翼人物卡斯特與激進左翼代表博裡奇進入第贰輪投票，但首輪得票率微弱領先的前者在贰人對決中完敗，見證後者成為史上最年輕、民主化轉型後“最左”的總統；
2021年12月19日，智利首都聖地亞哥，智利總統大選結束，現年35歲的左翼政黨聯盟“贊成尊嚴”候選人加夫列爾·博裡奇，獲得超過55%的票數，成功戰勝來自右翼政黨聯盟“基督教社會陣線”候選人何塞·安東尼奧·卡斯特（獲得44.15%選票），當選第34任智利總統。
今年大選前，博裡奇政府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民調滿意度跌幅，2022年制憲公投、2023年新制憲會議選舉、2024年地區和市政選舉連遭挫敗；右翼政黨在參眾兩院穩居半數，現左翼執政聯盟劣勢明顯；連續叁戰總統大選的卡斯特在首輪投票中落後於代表智共的哈拉，卻在次輪投票穩獲其他右翼候選人支持者的選票，終圓總統夢。
當地時間12月14日，極右翼政黨智利共和黨總統候選人何塞·安東尼奧·卡斯特（José Antonio Kast）勝選，當選新壹屆智利總統。IC Photo
如此鮮明的對比還體現在兩次選舉後的市場反應：4年前博裡奇宣布勝選的次日，智利股市大跌，IGPA指數單日下跌6.2%，智利比索對美元匯率貶值超過4%（創單日收盤最低紀錄）；今年總統選舉首輪投票和議會選舉次日，IGPA指數單日增長3%，到了卡斯特勝選第贰天智利股市更是再創歷史新高，4周內增長7.05%。
從51年來最左（博裡奇）轉向35年來最右（卡斯特），智利政壇在4年內完成了1990年結束軍政府獨裁、恢復民主制度以來的最大轉彎。只對比紙面上的結果，很難理解選民為何變得如此迅猛。然而細品本次大選的變量、核心議題和過去4年的政壇動向，就能理解“極限跳轉”的必然性——多數選民不想延續左翼政府時代。
今年智利大選最熱門的議題是公共安全和治安問題，此外就是連帶的非法移民(专题)和邊境管控，以及與民眾最息息相關的經濟停滯與物價高企。相比之下，過去幾年左右翼激烈爭斗的憲法變革、意識形態之爭以及環保、原住民等社會議題的熱度被明顯蓋過。遺憾的是，左翼政府在叁大熱點問題上表現得令選民相當不滿。
如果僅按拉美標准衡量，智利仍舊是地區最安全的國家之壹，謀殺率長期為拉美最低。不過近年來該國治安顯著惡化，謀殺率從2012年的每10萬人2.5人激增至2022年每10萬人6.7人，2023年暴力搶劫案件比2014年增加了25%。在犯罪率最高的首都聖地亞哥，加裝鐵絲網、珠寶櫃台配備緊急按鈕成了常態，汽車裝甲防護服務的需求成倍增長。
票投卡斯特的智利選民對國際媒體煞有介事地表示，今天的智利“正在變成哥倫比亞，充斥著恐怖主義、盜竊、搶劫”。有人甚至誇張地懷念起皮諾切特軍政府的獨裁時代，原因是“固然存在侵犯人權，但政府施政得力，我們曾經享受和平與寧靜的時光”。可見在智利普通人眼裡，目前的治安問題有多麼嚴重、又何等重要。
至於治安為何退化如此之快，不少智利人都將外國人視為壹大罪魁。智利政府認為，委內瑞拉最大黑幫“阿拉瓜火車”和秘魯犯罪集團“章魚”與該國有組織犯罪關聯密切，參與了綁架、毒品走私、人口販賣、買凶殺人等活動。而在民間不少人看來，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大量湧入是擾亂原本“歲月靜好”的根源。
根據智利國家統計局和國家移民局數據，截止到2023年智利移民占全國人口已超過10%（超過191萬），比2018年猛增46.8%。其中非法越境的移民從2018年剛過1萬人增長至2023年的近33.7萬，翻了33倍。委內瑞拉人是智利移民第壹大群體（約72.86萬），更是占非法移民群體的75%（約25.26萬）。
盡管多項調查表明外國移民在智利的犯罪率低於該國平均水平，且謀殺率已從高點開始回落，但公眾的不安全感與移民問題密切捆綁，加之政府執法人員配備、社會治安措施、邊境管理應對明顯滯後，成為卡斯特陣營動員支持的壹大武器。
與此同時，國家宏觀經濟疲軟，物價、失業率、財政赤字、公共債務高企，收入不平等和民生困境不僅容易歸咎於“外來移民”，更指向博裡奇政府“治理無方”。
現實困境本就消磨了選民的“意識形態狂熱”，而自2023年正式恢復的強制投票制度（不履行投票義務者將處以最高約合136美元的罰款）更為原有選民結構注入壹大新變量。
在2012年至2022年的自願投票制度下，選民主力自然是各政黨忠實的基本盤選民，因此意識形態動員的效果明顯、選情易於預判。而強制投票意味著大量的中間搖擺選民和政治冷感選民（約占20%至30%）將被迫用選票表態，具備顛覆選舉結果的力量。
2021年智利總統選舉第贰輪投票和議會選舉的投票率分別為55.6%和47%，到了今年這兩個數字分別達到85%和84.8%。由於選舉的無效票和空白票占比有限，意味著這批“首投族”基本充分發揮了“新變量”的作用。
這批向來不以意識形態為導向、沒有政黨忠誠度的搖擺“首投族”，更關注前述的叁大現實問題，而對現任左翼政府治理不滿的他們大都選擇支持右翼選民。智利機構“公民小組”的選前調查發現，該群體約56%的選民支持（中）右翼候選人（包括27%支持卡斯特），而支持哈拉的僅剛過10%。
隨著第贰輪投票前伊芙琳·馬賽、約翰內斯·凱澤等右翼競爭對手呼吁支持者票投卡斯特，“首投族”的選擇已然明了。
盡管議會選舉在“漢狄法”（比例代表制下的最高均數方法）制度下產生更碎片化的政黨格局，但被強制投票的新群體還是幫助右翼政黨在參眾兩院力壓左翼執政聯盟壹頭。
加上卡斯特有效的宣傳動員方法（比如揚言驅趕36萬非法移民，以及投給哈拉就是“給現政府的續命票”），哈拉反而陷入兩難困境（吸引搖擺選民必須向中間靠攏，卻更難整合左翼乃至智共內部群體），最劇烈的右轉，其實是唯壹可能的結果。
新自由主義再起？多解決問題、少談些主義
即將步入花甲的卡斯特“8年媳婦熬成婆”，令地區其它（中）右翼領導人（如阿根廷總統米萊、巴拉圭總統培尼亞、厄瓜多爾總統諾沃亞、玻利維亞總統羅德裡戈·帕斯、哥斯達黎加總統查韋斯）競相慶賀，而左翼領導人（如哥倫比亞總統佩特羅）則擔憂“納粹回歸”。拉美各國密切關注，只因智利的政治命運與地區息息相關。
事實上，智利“向左再向右”，與整個拉美地區的大環境變化趨勢完全壹致：2021年底“最左”博裡奇歷史性勝選，正是拉美最近壹波“粉紅浪潮”沖向頂點之時；2025年底“最右”卡斯特幾乎以席卷全國各省之勢勝選，恰逢地區國家再次“右轉”浪潮——智利是阿根廷、厄瓜多爾、哥斯達黎加、薩爾瓦多之後的最新壹個。
作為“拉美ABC”國家之壹，智利長期被視為地區國家轉型與發展的“優等生”，因此該國的政治轉向更為國際社會所關注。卡斯特的個人履歷與標簽，更難免引發外界關於“智利向何處去”的關切與疑問：
在慶祝總統決選結果的集會上，有卡斯特的支持者套上美國總統特朗普(专题)的面具。圖取自法新社
卡斯特來自德裔家庭，父親米夏埃爾·卡斯特曾是參加過贰戰的納粹黨員和德軍軍官；哥哥米格爾·卡斯特是“芝加哥男孩”代表性經濟學家，曾在皮諾切特政府擔任過國家規劃部長、勞工部長、央行行長，任內大力推行以市場手段減貧、提供社會服務，鼓吹制定1980年憲法（他反對立刻實施西式民主，認為需要長期威權統治、鞏固“新自由主義秩序”）；
卡斯特本人同樣畢業於國內“新自由主義大本營”智利天主教大學（區別是他學的法律），也自稱“芝加哥學派”的門徒；他不吝公開稱頌皮諾切特“獨裁遺產”，過往言論帶有明顯的威權和民粹右翼色彩（特別是無條件反對墮胎），被視為是特朗普式政客；今年競選期間他主打政府“瘦身”、經濟復蘇、恢復公共秩序，策略性地向中間靠攏，但部分政見（例如在與秘魯和玻利維亞邊境挖壕溝、大規模驅逐移民、建設高安全級別監獄、重罰犯罪集團）仍體現了其政治底色。
卡斯特用時4年，取代的是揚言“智利將是新自由主義墳墓”的博裡奇政府及其接班人，反差之大，也難怪會有“新自由主義是否復蘇？”乃至“皮諾切特時代將卷土重來？”的誇張之問。當然時移世易，今天的卡斯特完全不具備皮諾切特壟斷權力的資源、手段、時機。
更重要的是，“極左”到“極右”的背後，智利政壇和社會過去4年的歷程表明，今天多數智利選民已經更加成熟，不會沉醉於抽象的意識形態、政治光譜、政治社會理想，而是以務實的態度檢驗、選擇政治人物。
2021年博裡奇以推翻新自由主義秩序、制定新憲法、鋪設國家新道路為口號走進總統府，可左翼絕對主導制定的第壹部新憲法草案在2022年制憲公投中遭遇完敗，被約62%的選民反對。這是博裡奇政府任內第壹大打擊，原因在於這份憲法草案“太長、太左翼（進步）、太激進”，關於智利是“多民族國家”的憲法定位，挑戰了多數民眾對於國家的傳統認知，很大程度上脫離了天主教保守傳統深厚的實際國情。
反過來，2023年以右翼占絕對主導的第贰次制憲會議推出的第贰部新憲法草案同樣輸在了公投上（約56%選民反對），同樣在情理之中：這部草案充斥著太多民粹右翼特質（連稅收和移民議題都納入其中），罔顧中間選民，也看不出爭取社會最大共識的努力。加上高調“反墮胎”的卡斯特為這部憲法草案背書，多數選民寧可固守修改了60%的皮諾切特憲法，也不願選擇撕裂共識的新憲法。
在涉及國家基本制度、性質、定位的根本大法上，多數智利人明確對“極左”和“極右”說不，這與2019年全國性抗議“新自由主義的30年”看似不協調，實則有著壹脈相承的邏輯：智利民眾嚴重不滿新自由主義無視社會福利、弱勢群體的弊病，不惜爆發怒火，更不意味著他們要摒棄此前幾拾年從欠發達國家變成拉美最發達國家的發展成果——不要皮諾切特，不等於回歸阿連德，國家道路不是贰選壹。
更何況教育普及後，很多智利人也有足夠認知水平和理性判斷能力，那些抽象的意識形態動員、不切實際的社會福利、空頭支票承諾再難輕易迷惑選民，他們會密切跟蹤政府是否有能力且兌現了競選綱領，並以此決定是否繼續給政府投下信任票。
2023年夏天，執政不過18個月的博裡奇政府滿意度就暴跌至28%，已經證明再美好的口號也抵不過經濟低迷、安全威脅、立法停滯等實際問題。解決實際問題的治理能力是智利人下架左翼政府的標准，也是明年3月11日後卡斯特政府無法回避的嚴格檢視與壓力。
2022年3月-2025年10月博裡奇政府支持率（紅色）與不支持率（綠色）
顯然，壓垮博裡奇政府的難題，也極可能是卡斯特過不了的難關：
公共安全和治安困境無法通過市場的邏輯、政府“瘦身”迅速解決，反而需要擴大政府投入，對志在緩解公共債務、減少財政赤字的卡斯特意味著額外壓力；
拘捕、驅逐非法移民在皮涅拉和博裡奇時代就收效甚微，卡斯特如要強硬行動，同樣需要增加開支，而且勢必激化國內矛盾和與周邊國家的外交摩擦；
智利經濟發展的瓶頸乃結構性問題，外國直接投資、公共和私人資本積累水平低是缺乏增長動力的深層因素，卻難以在短期內實質解決；卡斯特的放松管制、減稅、削減公共開支手段能否改善投資環境尚不得知，可壹旦已經上馬的政府投資項目中途停擺，經濟建設的努力就會功虧壹簣，引發的外資糾紛反而更不利於投資和營商環境。
此外，卡斯特所謂“變革的力量”、“讓智利再次偉大”的口號要想落地，離不開議會支持，但智利選民（包括首次投票的搖擺選民）選出的新壹屆議會，並不天然被卡斯特陣營所掌控。
根據選後的議會版圖，卡斯特領導的極右翼聯盟“智利改變”在眾議院和參議院分別只占27%和16%的議席，達到半數都需要馬賽領導的（中）右翼“智利大聯盟”支持。這就意味著卡斯特的日常立法與政策推行都不能太過激進，否則就會失去盟友支持。至於憲政等層面的重大變革，沒有右翼之外陣營的支持更不可能。左右翼陣營存在相當數量的溫和派議員，本身就體現了多數選民的態度。
“不是30比索，而是30年！”2019年智利全國大抗議的標志性口號，壹度讓人以為智利又要回歸意識形態的激烈紛爭。
如今看來，與其討論智利政治到底是變得“溫和”還是“極端”，倒不如說智利民眾依舊務實，而且更關注與自己生活相關的事務：管你打的什麼旗號，多解決問題、少談些主義，否則下次選舉將不再給出信任票。
[物價飛漲的時候 這樣省錢購物很爽]
無評論不新聞，發表壹下您的意見吧
短短4年時間，智利大選從選情走向到結果，與上次大選截然相反，見證了該國恢復代議制民主35年來最大的右轉。
實際上，戲劇性的大翻轉在選前已有預兆：左翼總統博裡奇任內兩次制憲公投的波折、政府支持率的滑落、公眾關注的熱點議題交鋒、強制投票制度下選民結構和心態的變化……投票尚未開始，結果已經可以預見。
卡斯特濃厚的“芝加哥(专题)門徒”、右翼民粹、威權等標簽，在輿論中引發了“新自由主義”乃至“皮諾切特”回歸的聲音。這種說法自然誇大其詞——無論是4年前選出阿連德之後最“左”的博裡奇，還是如今選出皮諾切特之後最“右”的卡斯特，智利選民的態度已經明確：只要不能解決實際問題，民眾就不會繼續給予信任。
最急劇右轉，只因不願給左翼執政“續命”
4年前，博裡奇當選為智利現任總統時，筆者曾撰文分析彼時大選“30年未有之變局”——兩極對立最甚的總統大選，以及政治生態撕裂背景下智利“踏入新自由主義墳墓”的可能。
4年後，兩極對決依舊（極右翼卡斯特與智利共產黨候選人哈拉進入第贰輪投票），可選情走向竟完全倒轉：
2021年大選前，右翼執政聯盟“民心盡失”，左翼氣勢如虹、剛在制憲會議選舉中大勝；左翼政黨在議會選舉中拿下眾議院多數、守住參議院半壁江山；老牌極右翼人物卡斯特與激進左翼代表博裡奇進入第贰輪投票，但首輪得票率微弱領先的前者在贰人對決中完敗，見證後者成為史上最年輕、民主化轉型後“最左”的總統；
2021年12月19日，智利首都聖地亞哥，智利總統大選結束，現年35歲的左翼政黨聯盟“贊成尊嚴”候選人加夫列爾·博裡奇，獲得超過55%的票數，成功戰勝來自右翼政黨聯盟“基督教社會陣線”候選人何塞·安東尼奧·卡斯特（獲得44.15%選票），當選第34任智利總統。
今年大選前，博裡奇政府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民調滿意度跌幅，2022年制憲公投、2023年新制憲會議選舉、2024年地區和市政選舉連遭挫敗；右翼政黨在參眾兩院穩居半數，現左翼執政聯盟劣勢明顯；連續叁戰總統大選的卡斯特在首輪投票中落後於代表智共的哈拉，卻在次輪投票穩獲其他右翼候選人支持者的選票，終圓總統夢。
當地時間12月14日，極右翼政黨智利共和黨總統候選人何塞·安東尼奧·卡斯特（José Antonio Kast）勝選，當選新壹屆智利總統。IC Photo
如此鮮明的對比還體現在兩次選舉後的市場反應：4年前博裡奇宣布勝選的次日，智利股市大跌，IGPA指數單日下跌6.2%，智利比索對美元匯率貶值超過4%（創單日收盤最低紀錄）；今年總統選舉首輪投票和議會選舉次日，IGPA指數單日增長3%，到了卡斯特勝選第贰天智利股市更是再創歷史新高，4周內增長7.05%。
從51年來最左（博裡奇）轉向35年來最右（卡斯特），智利政壇在4年內完成了1990年結束軍政府獨裁、恢復民主制度以來的最大轉彎。只對比紙面上的結果，很難理解選民為何變得如此迅猛。然而細品本次大選的變量、核心議題和過去4年的政壇動向，就能理解“極限跳轉”的必然性——多數選民不想延續左翼政府時代。
今年智利大選最熱門的議題是公共安全和治安問題，此外就是連帶的非法移民(专题)和邊境管控，以及與民眾最息息相關的經濟停滯與物價高企。相比之下，過去幾年左右翼激烈爭斗的憲法變革、意識形態之爭以及環保、原住民等社會議題的熱度被明顯蓋過。遺憾的是，左翼政府在叁大熱點問題上表現得令選民相當不滿。
如果僅按拉美標准衡量，智利仍舊是地區最安全的國家之壹，謀殺率長期為拉美最低。不過近年來該國治安顯著惡化，謀殺率從2012年的每10萬人2.5人激增至2022年每10萬人6.7人，2023年暴力搶劫案件比2014年增加了25%。在犯罪率最高的首都聖地亞哥，加裝鐵絲網、珠寶櫃台配備緊急按鈕成了常態，汽車裝甲防護服務的需求成倍增長。
票投卡斯特的智利選民對國際媒體煞有介事地表示，今天的智利“正在變成哥倫比亞，充斥著恐怖主義、盜竊、搶劫”。有人甚至誇張地懷念起皮諾切特軍政府的獨裁時代，原因是“固然存在侵犯人權，但政府施政得力，我們曾經享受和平與寧靜的時光”。可見在智利普通人眼裡，目前的治安問題有多麼嚴重、又何等重要。
至於治安為何退化如此之快，不少智利人都將外國人視為壹大罪魁。智利政府認為，委內瑞拉最大黑幫“阿拉瓜火車”和秘魯犯罪集團“章魚”與該國有組織犯罪關聯密切，參與了綁架、毒品走私、人口販賣、買凶殺人等活動。而在民間不少人看來，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大量湧入是擾亂原本“歲月靜好”的根源。
根據智利國家統計局和國家移民局數據，截止到2023年智利移民占全國人口已超過10%（超過191萬），比2018年猛增46.8%。其中非法越境的移民從2018年剛過1萬人增長至2023年的近33.7萬，翻了33倍。委內瑞拉人是智利移民第壹大群體（約72.86萬），更是占非法移民群體的75%（約25.26萬）。
盡管多項調查表明外國移民在智利的犯罪率低於該國平均水平，且謀殺率已從高點開始回落，但公眾的不安全感與移民問題密切捆綁，加之政府執法人員配備、社會治安措施、邊境管理應對明顯滯後，成為卡斯特陣營動員支持的壹大武器。
與此同時，國家宏觀經濟疲軟，物價、失業率、財政赤字、公共債務高企，收入不平等和民生困境不僅容易歸咎於“外來移民”，更指向博裡奇政府“治理無方”。
現實困境本就消磨了選民的“意識形態狂熱”，而自2023年正式恢復的強制投票制度（不履行投票義務者將處以最高約合136美元的罰款）更為原有選民結構注入壹大新變量。
在2012年至2022年的自願投票制度下，選民主力自然是各政黨忠實的基本盤選民，因此意識形態動員的效果明顯、選情易於預判。而強制投票意味著大量的中間搖擺選民和政治冷感選民（約占20%至30%）將被迫用選票表態，具備顛覆選舉結果的力量。
2021年智利總統選舉第贰輪投票和議會選舉的投票率分別為55.6%和47%，到了今年這兩個數字分別達到85%和84.8%。由於選舉的無效票和空白票占比有限，意味著這批“首投族”基本充分發揮了“新變量”的作用。
這批向來不以意識形態為導向、沒有政黨忠誠度的搖擺“首投族”，更關注前述的叁大現實問題，而對現任左翼政府治理不滿的他們大都選擇支持右翼選民。智利機構“公民小組”的選前調查發現，該群體約56%的選民支持（中）右翼候選人（包括27%支持卡斯特），而支持哈拉的僅剛過10%。
隨著第贰輪投票前伊芙琳·馬賽、約翰內斯·凱澤等右翼競爭對手呼吁支持者票投卡斯特，“首投族”的選擇已然明了。
盡管議會選舉在“漢狄法”（比例代表制下的最高均數方法）制度下產生更碎片化的政黨格局，但被強制投票的新群體還是幫助右翼政黨在參眾兩院力壓左翼執政聯盟壹頭。
加上卡斯特有效的宣傳動員方法（比如揚言驅趕36萬非法移民，以及投給哈拉就是“給現政府的續命票”），哈拉反而陷入兩難困境（吸引搖擺選民必須向中間靠攏，卻更難整合左翼乃至智共內部群體），最劇烈的右轉，其實是唯壹可能的結果。
新自由主義再起？多解決問題、少談些主義
即將步入花甲的卡斯特“8年媳婦熬成婆”，令地區其它（中）右翼領導人（如阿根廷總統米萊、巴拉圭總統培尼亞、厄瓜多爾總統諾沃亞、玻利維亞總統羅德裡戈·帕斯、哥斯達黎加總統查韋斯）競相慶賀，而左翼領導人（如哥倫比亞總統佩特羅）則擔憂“納粹回歸”。拉美各國密切關注，只因智利的政治命運與地區息息相關。
事實上，智利“向左再向右”，與整個拉美地區的大環境變化趨勢完全壹致：2021年底“最左”博裡奇歷史性勝選，正是拉美最近壹波“粉紅浪潮”沖向頂點之時；2025年底“最右”卡斯特幾乎以席卷全國各省之勢勝選，恰逢地區國家再次“右轉”浪潮——智利是阿根廷、厄瓜多爾、哥斯達黎加、薩爾瓦多之後的最新壹個。
作為“拉美ABC”國家之壹，智利長期被視為地區國家轉型與發展的“優等生”，因此該國的政治轉向更為國際社會所關注。卡斯特的個人履歷與標簽，更難免引發外界關於“智利向何處去”的關切與疑問：
在慶祝總統決選結果的集會上，有卡斯特的支持者套上美國總統特朗普(专题)的面具。圖取自法新社
卡斯特來自德裔家庭，父親米夏埃爾·卡斯特曾是參加過贰戰的納粹黨員和德軍軍官；哥哥米格爾·卡斯特是“芝加哥男孩”代表性經濟學家，曾在皮諾切特政府擔任過國家規劃部長、勞工部長、央行行長，任內大力推行以市場手段減貧、提供社會服務，鼓吹制定1980年憲法（他反對立刻實施西式民主，認為需要長期威權統治、鞏固“新自由主義秩序”）；
卡斯特本人同樣畢業於國內“新自由主義大本營”智利天主教大學（區別是他學的法律），也自稱“芝加哥學派”的門徒；他不吝公開稱頌皮諾切特“獨裁遺產”，過往言論帶有明顯的威權和民粹右翼色彩（特別是無條件反對墮胎），被視為是特朗普式政客；今年競選期間他主打政府“瘦身”、經濟復蘇、恢復公共秩序，策略性地向中間靠攏，但部分政見（例如在與秘魯和玻利維亞邊境挖壕溝、大規模驅逐移民、建設高安全級別監獄、重罰犯罪集團）仍體現了其政治底色。
卡斯特用時4年，取代的是揚言“智利將是新自由主義墳墓”的博裡奇政府及其接班人，反差之大，也難怪會有“新自由主義是否復蘇？”乃至“皮諾切特時代將卷土重來？”的誇張之問。當然時移世易，今天的卡斯特完全不具備皮諾切特壟斷權力的資源、手段、時機。
更重要的是，“極左”到“極右”的背後，智利政壇和社會過去4年的歷程表明，今天多數智利選民已經更加成熟，不會沉醉於抽象的意識形態、政治光譜、政治社會理想，而是以務實的態度檢驗、選擇政治人物。
2021年博裡奇以推翻新自由主義秩序、制定新憲法、鋪設國家新道路為口號走進總統府，可左翼絕對主導制定的第壹部新憲法草案在2022年制憲公投中遭遇完敗，被約62%的選民反對。這是博裡奇政府任內第壹大打擊，原因在於這份憲法草案“太長、太左翼（進步）、太激進”，關於智利是“多民族國家”的憲法定位，挑戰了多數民眾對於國家的傳統認知，很大程度上脫離了天主教保守傳統深厚的實際國情。
反過來，2023年以右翼占絕對主導的第贰次制憲會議推出的第贰部新憲法草案同樣輸在了公投上（約56%選民反對），同樣在情理之中：這部草案充斥著太多民粹右翼特質（連稅收和移民議題都納入其中），罔顧中間選民，也看不出爭取社會最大共識的努力。加上高調“反墮胎”的卡斯特為這部憲法草案背書，多數選民寧可固守修改了60%的皮諾切特憲法，也不願選擇撕裂共識的新憲法。
在涉及國家基本制度、性質、定位的根本大法上，多數智利人明確對“極左”和“極右”說不，這與2019年全國性抗議“新自由主義的30年”看似不協調，實則有著壹脈相承的邏輯：智利民眾嚴重不滿新自由主義無視社會福利、弱勢群體的弊病，不惜爆發怒火，更不意味著他們要摒棄此前幾拾年從欠發達國家變成拉美最發達國家的發展成果——不要皮諾切特，不等於回歸阿連德，國家道路不是贰選壹。
更何況教育普及後，很多智利人也有足夠認知水平和理性判斷能力，那些抽象的意識形態動員、不切實際的社會福利、空頭支票承諾再難輕易迷惑選民，他們會密切跟蹤政府是否有能力且兌現了競選綱領，並以此決定是否繼續給政府投下信任票。
2023年夏天，執政不過18個月的博裡奇政府滿意度就暴跌至28%，已經證明再美好的口號也抵不過經濟低迷、安全威脅、立法停滯等實際問題。解決實際問題的治理能力是智利人下架左翼政府的標准，也是明年3月11日後卡斯特政府無法回避的嚴格檢視與壓力。
2022年3月-2025年10月博裡奇政府支持率（紅色）與不支持率（綠色）
顯然，壓垮博裡奇政府的難題，也極可能是卡斯特過不了的難關：
公共安全和治安困境無法通過市場的邏輯、政府“瘦身”迅速解決，反而需要擴大政府投入，對志在緩解公共債務、減少財政赤字的卡斯特意味著額外壓力；
拘捕、驅逐非法移民在皮涅拉和博裡奇時代就收效甚微，卡斯特如要強硬行動，同樣需要增加開支，而且勢必激化國內矛盾和與周邊國家的外交摩擦；
智利經濟發展的瓶頸乃結構性問題，外國直接投資、公共和私人資本積累水平低是缺乏增長動力的深層因素，卻難以在短期內實質解決；卡斯特的放松管制、減稅、削減公共開支手段能否改善投資環境尚不得知，可壹旦已經上馬的政府投資項目中途停擺，經濟建設的努力就會功虧壹簣，引發的外資糾紛反而更不利於投資和營商環境。
此外，卡斯特所謂“變革的力量”、“讓智利再次偉大”的口號要想落地，離不開議會支持，但智利選民（包括首次投票的搖擺選民）選出的新壹屆議會，並不天然被卡斯特陣營所掌控。
根據選後的議會版圖，卡斯特領導的極右翼聯盟“智利改變”在眾議院和參議院分別只占27%和16%的議席，達到半數都需要馬賽領導的（中）右翼“智利大聯盟”支持。這就意味著卡斯特的日常立法與政策推行都不能太過激進，否則就會失去盟友支持。至於憲政等層面的重大變革，沒有右翼之外陣營的支持更不可能。左右翼陣營存在相當數量的溫和派議員，本身就體現了多數選民的態度。
“不是30比索，而是30年！”2019年智利全國大抗議的標志性口號，壹度讓人以為智利又要回歸意識形態的激烈紛爭。
如今看來，與其討論智利政治到底是變得“溫和”還是“極端”，倒不如說智利民眾依舊務實，而且更關注與自己生活相關的事務：管你打的什麼旗號，多解決問題、少談些主義，否則下次選舉將不再給出信任票。
[物價飛漲的時候 這樣省錢購物很爽]
| 分享: |
| 注： |
| 延伸閱讀 | 更多... |
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