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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瞎操心了,中国人不会因为给点福利就变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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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企业退休人员约1.2亿，退休金额差距较大。从地区和缴费档次来看，北京国企职工若缴费33年，60岁退休后月养老金约7363.4元；武汉灵活就业人员按社平工资全额缴费25年，55岁退休月养老金约3054.5元；郑州个体工商户按最低档缴费25年，60岁退休月养老金约2413.3元。
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规模在2250万至2700万区间，2025年全国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约4860元。地区和职级差异明显，三线城市工作35年的普通科员，基本养老金大概4500—5500元/月，基层乡镇职级低的人员可能仅4000—4800元/月；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因社平工资高，这类退休人员月收入能达到8000—10000元。另外，加上法定的职业年金后，他们每月还能多领几百到一千多元。
比较而言，三类领取养老金的人群中，农村居民养老金最低。
在发展中国家，巴西实行全民统一积分制养老金体系，农民和公务员适用同一套标准，其农村相关养老金约合人民币1700元/月；泰国的“500泰铢养老计划”，虽约合人民币100元，但结合当地物价，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计算替代率可达35%，而我国农村居民养老金替代率不足20%；我国农村养老金和印度等少数低收入国家处于同一梯队，印度非正规就业者（包含大量农民）的养老金替代率约18%。
中国农村户籍的劳动力，不仅在改革开放前为国家建设作出巨大贡献，他们也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力量，是几乎一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力军，为完成原始积累做出杰出贡献，是城市建设的主力，应该有更好的福利。
03
钱从哪里来？
你要给农村老人增发养老金，钱从哪里来？有的朋友不无疑虑地问，他们认为，搞不好会额外增加税费，增加普通人的额外负担。
的确，改革要赢得公众支持，就不能以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填补另一部分人，否则改革阻力重重。
李教授的办法是减少基建投资。
不可否认，中国过去对基建一直有较高的投入，在造就了全世界极高水平的基建的同时，也为招商引资，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助力。
但同时也要看到，长时间大规模的基建投入，形成了极大的路径依赖和特殊的利益格局。
由于良好的基建曾经带来过巨大的经济收益，所以直到今天，很多地方仍热衷于搞基建，可以说，把正常应该发放给底层老百姓的养老钱，也用于搞实际必要性并不大的基建。结果基建完工后，企业用处不大，老百姓用不起，养护成本居高不下。
正常情况下，投资和消费应该有一种动态平衡，经济才能健康发展。而基建作为一种投资，过大的投资规模，反过来压缩了居民消费占比。最终的结果是，无论如何刺激消费，效果都不大，除了捂紧钱包不敢消费，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所获不多，消费不起，形不成真实需求，反过来制约生产端，导致“内卷”更加严重。
如果要明白为什么消费不振，看看现在很多地方车行稀少的高速公路，空驶的高铁，宽阔的绿化带，人迹罕至的公园、湿地，等等，大概能明白一大部分原因。也就明白了李教授为什么说要减少基建投资。
不可否认，中国近年来基建已经从“铁公鸡”逐步转向交通网络升级、能源体系重构和5G基站、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平台等等，但不可否认，这些新领域仍然存在大量可以压缩的空间，照样可以“挤”出大量资源，用于底层民众的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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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规模在2250万至2700万区间，2025年全国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约4860元。地区和职级差异明显，三线城市工作35年的普通科员，基本养老金大概4500—5500元/月，基层乡镇职级低的人员可能仅4000—4800元/月；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因社平工资高，这类退休人员月收入能达到8000—10000元。另外，加上法定的职业年金后，他们每月还能多领几百到一千多元。
比较而言，三类领取养老金的人群中，农村居民养老金最低。
在发展中国家，巴西实行全民统一积分制养老金体系，农民和公务员适用同一套标准，其农村相关养老金约合人民币1700元/月；泰国的“500泰铢养老计划”，虽约合人民币100元，但结合当地物价，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计算替代率可达35%，而我国农村居民养老金替代率不足20%；我国农村养老金和印度等少数低收入国家处于同一梯队，印度非正规就业者（包含大量农民）的养老金替代率约18%。
中国农村户籍的劳动力，不仅在改革开放前为国家建设作出巨大贡献，他们也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力量，是几乎一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力军，为完成原始积累做出杰出贡献，是城市建设的主力，应该有更好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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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从哪里来？
你要给农村老人增发养老金，钱从哪里来？有的朋友不无疑虑地问，他们认为，搞不好会额外增加税费，增加普通人的额外负担。
的确，改革要赢得公众支持，就不能以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填补另一部分人，否则改革阻力重重。
李教授的办法是减少基建投资。
不可否认，中国过去对基建一直有较高的投入，在造就了全世界极高水平的基建的同时，也为招商引资，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助力。
但同时也要看到，长时间大规模的基建投入，形成了极大的路径依赖和特殊的利益格局。
由于良好的基建曾经带来过巨大的经济收益，所以直到今天，很多地方仍热衷于搞基建，可以说，把正常应该发放给底层老百姓的养老钱，也用于搞实际必要性并不大的基建。结果基建完工后，企业用处不大，老百姓用不起，养护成本居高不下。
正常情况下，投资和消费应该有一种动态平衡，经济才能健康发展。而基建作为一种投资，过大的投资规模，反过来压缩了居民消费占比。最终的结果是，无论如何刺激消费，效果都不大，除了捂紧钱包不敢消费，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所获不多，消费不起，形不成真实需求，反过来制约生产端，导致“内卷”更加严重。
如果要明白为什么消费不振，看看现在很多地方车行稀少的高速公路，空驶的高铁，宽阔的绿化带，人迹罕至的公园、湿地，等等，大概能明白一大部分原因。也就明白了李教授为什么说要减少基建投资。
不可否认，中国近年来基建已经从“铁公鸡”逐步转向交通网络升级、能源体系重构和5G基站、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平台等等，但不可否认，这些新领域仍然存在大量可以压缩的空间，照样可以“挤”出大量资源，用于底层民众的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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