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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制片人单佐龙:如何把华语艺术片送到海外?
对话制片人单佐龙:如何把华语艺术片送到海外?对话制片人单佐龙:如何把华语艺术片送到海外?
作为与毕赣导演合作十年的制片人，单佐龙完整陪伴并推动了一位作者导演（他称其为「艺术家导演」）在国际视野下的成长与蜕变。从《路边野餐》的一鸣惊人，到《地球最后的夜晚》的风格延续，再到获得戛纳电影节特别奖的《狂野时代》，他们共同穿过了华语艺术电影跌宕的十年。
与此同时，他的制片合作名单上陆续出现了李鸿其、景一等一批风格迥异的新名字，对于这些不具备流量明星加持、尚不具备国际知名度但作者属性极强的新人新作，单佐龙的工作是系统地推向柏林、戛纳、威尼斯等国际舞台，并送入全球艺术电影的流通网络，而与顾游（顾晓刚）的合作，在导演已经凭借前作证明自己的创作能力、被国际影展认可过的情况下，单佐龙希望能推动作品在全球市场，获得更长久的生命周期和影响力。
这条路在当下显得尤为艰难。单佐龙观察到，疫情之后，能在全球通行的华语电影数量「可能砍了一半都不止」。而国内市场环境与平台策略的变迁，也让早期凭借极低成本创造市场奇迹的模式难以批量复现。
在双重挤压下，过去的经验依然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借鉴与沿用。自《路边野餐》时期即建立的与全球艺术电影发行商的合作模式与信任度，在这十年间被持续作用于毕赣的新片和嫁接给更多创作者的新人新作——规则建立后，单佐龙个人的制片人工作与艺术片「出海」方法论，也走到了「3.0」阶段。
一种更深的忧虑开始浮现：在影展创投的工作让他花大量的时间来阅读年轻创作者的文本，「恐慌」也因此产生——在那些文本中，单佐龙可以清晰地感知到华语创作的想象力似乎正在停滞，「我们好像还在重复自己」。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南亚电影创作展现出的惊人前卫性与类型融合能力，这让他决心探究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电影市场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伴随而来的，也是对即将展开的新项目和华语艺术片生态的重新审视。在单佐龙看来，他想做的并不仅仅是为一部部电影寻找出路，更想为一种语言、一种文化艺术形式寻找在国际视野里找到更合适的处境。
我们试图梳理，在当下国内国际市场双重挤压的环境中，如何持续推动那些具备作者生命力的电影走向世界？这条路，还能走多远？
以下是《新声Pro》与单佐龙的访谈整理：
方法论的形成：从柏林训练营走到全球上映
新声Pro：始于纪录片导演和影展策划的职业生涯，对你后来成为国际制片人有怎样的影响？
单佐龙：影响是根源性的。我最早的身份是纪录片导演，这让我接触并置身于中国的「新纪录运动」中。那个时期的纪录片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它们成功地走到了海外，被海外的节展和电视台关注，可以说是我理解「中国故事」走向国际的最早一批案例。
真正的转折点在2011年冬天，我去了柏林电影节的天才训练营（Berlinale Talents）。那是一个互联网还未深刻影响行业的年代，我甚至还没有用上智能手机。作为一个学生，能以导演身份去到柏林，那种感受更多是朝圣般的开眼界，对国际市场的理解是点状的、模糊的，甚至有些错位。
回国后，我在杭州做了五年影展（杭州亚洲青年影展）。这段经历至关重要，我通过选片认识了今天中国很多的新导演，也通过邀请各国选片人，与柏林电影节、哥本哈根纪录片节等多个欧洲机构建立了直接联系。这让我积累了最初的国际视野和思维方式，对「如何让华语作品走到国际上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新声Pro：2017年再次以制片人身份重返柏林时，工作方式发生了根本转变。这种转变具体是什么？
单佐龙： 2011年去柏林，我是一个搜集海报材料的「学生」；2017年去，我是带着《地球最后的夜晚》项目的制片人，目标极其明确。那次行程，我见了后来成为我们长期合作伙伴的几家公司，包括了法国的Wild bunch。我清楚地记得在万豪酒店里，向Wild bunch的开发总监首次阐述了《地球》的首版故事梗概。
这次转变的核心是，我从一个电影节和市场的「观众」，变成了一个主动的「参与者」和「推销者」。我不再满足于被看见，而是要知道如何去沟通、去推荐、去达成合作。《地球最后的夜晚》是我第一部全流程参与的电影，剧本、拍摄、融资、后期等多个环节，再到国内外的发行上映，所有环节都是我的第一次。正是这个艰难的项目，让我真正熟悉并建立起华语电影国际发行的全流程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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