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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研退潮 考公上头:考公热如何深塑一代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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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企业的招聘需求是即时的、面向实战的。而应届生感觉“难”，很多时候是因为学校教的与企业要的脱节。“技能鸿沟”导致企业虽然发布职位，但在筛选简历和面试后，发现符合要求的候选人寥寥无几，只能提高标准，宁缺毋滥。对应届生而言，就是投递了大量简历，却很少能进入面试环节。
第三，经历多年的教育投入，学生和家长都有一种强烈的“投资回本”心态。他们对第一份工作的起薪、福利、户口、稳定性等有很高的心理预期。社交媒体上“应届生年薪XX万”的个例分享也无形中拉高了应届生的期望值。但经济大环境决定了企业对“人效”“成本”控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格。
第四，就业市场的不确定性，使大量有1—3年工作经验的职场人也在积极寻找机会，甚至愿意平薪或微降薪跳槽以寻求更好的平台，这对应届生而言就是降维打击。对应届生“友好”的岗位可能只有一小部分。
总体而言，平台上新职位数增长是一个宏观的、积极的信号。但“温度差”也在提醒我们，解决就业问题，早已不是简单地创造更多岗位，而是一个系统性工程。
经济观察报：你经历过1998年国企员工下岗潮、2008年农民工就业受金融危机冲击提前返乡。相比之下，你如何看待当前的整体就业压力？
李燕萍：如果说前两次是剧烈的“急性病”，那么当下的就业压力，更像是一种“慢性病”，病因更复杂，痛感更广泛，也更考验整个社会的韧性。
为了理解当下就业市场的特殊性，必须回顾过去。
1998年国企下岗潮是“割肉求生”的结构性阵痛，核心受冲击对象是体制内的中老年国企职工（35—50岁）。他们是计划经济的“亲历者”，突然被推向陌生的市场。虽然体制内剧痛，但体制外（民营经济、外资企业）正以前所未有的活力蓬勃兴起。下岗工人虽然痛苦，但社会上存在着大量的空白和机会，只要肯放下身段，总有“再就业”的出路（如开出租、做小生意、进入私企）。
从本质上看，1998年国企下岗潮是一次主动的、自上而下的结构调整，目的是甩掉包袱，为市场经济扫清道路，痛感集中，但未来的希望也更明确。
2008年金融危机是“外部输入”的急性冲击，核心受冲击对象是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的农民工。他们是全球化红利的“受益者”，也是外部风险的“承受者”。当时中国经济的底色是“高速增长”。尽管外需“急冻”，但国内基本面依然强劲。国家迅速推出了“四万亿”刺激计划，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吸收了巨大的劳动力。“提前返乡”的农民工，很快又被新一轮的“基建潮”所吸纳。
从本质上看，2008年的就业市场波动是一次外部输入的短期危机，我们用强大的内部投资对冲了外部风险。问题解决得快，信心恢复得也快。
相比之下，当前就业压力是“内生放缓”的系统性焦虑。它没有简单的“特效药”，更考验整个社会的韧性。冲击对象表面上是青年尤其是高学历青年，但实际上压力已经“全景化”和“传导化”。
首先是面临“结构性失业”的高学历青年，这部分人群以文科、商科和传统工科的本硕生为主，是“学历通胀”最直接的承受者。他们被卡在高精尖技术岗位和基础性蓝领或服务业工作中间，进退失据。
其次是35岁+的民营企业“优化”预备役，集中在互联网、教培、房地产等前几年的热门行业。他们是上一轮经济周期的“弄潮儿”，但现在面临着被“后浪”替代的巨大风险。企业在成本压力下，倾向于用更年轻、更便宜、更能“卷”的毕业生来替代他们。他们的经验在快速迭代的行业中可能迅速贬值，而家庭负担（房贷、子女教育）又让他们无法承受失业风险。这种对未来的不安全感，其痛苦程度丝毫不亚于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
三是挣扎在盈亏线上的小微企业主与个体户。在整体消费信心不足、需求疲软的环境下，他们面临着租金、人力成本和微薄利润的持续挤压。他们背后还维系着一部分人的就业，一旦倒下，会直接加剧社会的失业问题。
四是缺乏专业技能的中低龄蓝领。
总之，当前的就业压力，其深刻性在于它不再是特定人群的短期困难，而是一种跨越年龄、跨越阶层、相互传导的普遍性焦虑：年轻人找不到理想工作，会加剧“内卷”，挤压中年人的岗位；中年人被优化，会减少家庭消费，冲击小微企业的生存；小微企业倒闭，又会进一步减少就业岗位。这种连锁反应，标志着我们已告别那个“只要努力就能更好”的单向增长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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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第三，经历多年的教育投入，学生和家长都有一种强烈的“投资回本”心态。他们对第一份工作的起薪、福利、户口、稳定性等有很高的心理预期。社交媒体上“应届生年薪XX万”的个例分享也无形中拉高了应届生的期望值。但经济大环境决定了企业对“人效”“成本”控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格。
第四，就业市场的不确定性，使大量有1—3年工作经验的职场人也在积极寻找机会，甚至愿意平薪或微降薪跳槽以寻求更好的平台，这对应届生而言就是降维打击。对应届生“友好”的岗位可能只有一小部分。
总体而言，平台上新职位数增长是一个宏观的、积极的信号。但“温度差”也在提醒我们，解决就业问题，早已不是简单地创造更多岗位，而是一个系统性工程。
经济观察报：你经历过1998年国企员工下岗潮、2008年农民工就业受金融危机冲击提前返乡。相比之下，你如何看待当前的整体就业压力？
李燕萍：如果说前两次是剧烈的“急性病”，那么当下的就业压力，更像是一种“慢性病”，病因更复杂，痛感更广泛，也更考验整个社会的韧性。
为了理解当下就业市场的特殊性，必须回顾过去。
1998年国企下岗潮是“割肉求生”的结构性阵痛，核心受冲击对象是体制内的中老年国企职工（35—50岁）。他们是计划经济的“亲历者”，突然被推向陌生的市场。虽然体制内剧痛，但体制外（民营经济、外资企业）正以前所未有的活力蓬勃兴起。下岗工人虽然痛苦，但社会上存在着大量的空白和机会，只要肯放下身段，总有“再就业”的出路（如开出租、做小生意、进入私企）。
从本质上看，1998年国企下岗潮是一次主动的、自上而下的结构调整，目的是甩掉包袱，为市场经济扫清道路，痛感集中，但未来的希望也更明确。
2008年金融危机是“外部输入”的急性冲击，核心受冲击对象是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的农民工。他们是全球化红利的“受益者”，也是外部风险的“承受者”。当时中国经济的底色是“高速增长”。尽管外需“急冻”，但国内基本面依然强劲。国家迅速推出了“四万亿”刺激计划，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吸收了巨大的劳动力。“提前返乡”的农民工，很快又被新一轮的“基建潮”所吸纳。
从本质上看，2008年的就业市场波动是一次外部输入的短期危机，我们用强大的内部投资对冲了外部风险。问题解决得快，信心恢复得也快。
相比之下，当前就业压力是“内生放缓”的系统性焦虑。它没有简单的“特效药”，更考验整个社会的韧性。冲击对象表面上是青年尤其是高学历青年，但实际上压力已经“全景化”和“传导化”。
首先是面临“结构性失业”的高学历青年，这部分人群以文科、商科和传统工科的本硕生为主，是“学历通胀”最直接的承受者。他们被卡在高精尖技术岗位和基础性蓝领或服务业工作中间，进退失据。
其次是35岁+的民营企业“优化”预备役，集中在互联网、教培、房地产等前几年的热门行业。他们是上一轮经济周期的“弄潮儿”，但现在面临着被“后浪”替代的巨大风险。企业在成本压力下，倾向于用更年轻、更便宜、更能“卷”的毕业生来替代他们。他们的经验在快速迭代的行业中可能迅速贬值，而家庭负担（房贷、子女教育）又让他们无法承受失业风险。这种对未来的不安全感，其痛苦程度丝毫不亚于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
三是挣扎在盈亏线上的小微企业主与个体户。在整体消费信心不足、需求疲软的环境下，他们面临着租金、人力成本和微薄利润的持续挤压。他们背后还维系着一部分人的就业，一旦倒下，会直接加剧社会的失业问题。
四是缺乏专业技能的中低龄蓝领。
总之，当前的就业压力，其深刻性在于它不再是特定人群的短期困难，而是一种跨越年龄、跨越阶层、相互传导的普遍性焦虑：年轻人找不到理想工作，会加剧“内卷”，挤压中年人的岗位；中年人被优化，会减少家庭消费，冲击小微企业的生存；小微企业倒闭，又会进一步减少就业岗位。这种连锁反应，标志着我们已告别那个“只要努力就能更好”的单向增长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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