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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研退潮 考公上头:考公热如何深塑一代中国人
考研退潮 考公上头:考公热如何深塑一代中国人考研退潮 考公上头:考公热如何深塑一代中国人
“考公”也是一场录取率极低的“锦标赛”。对于参与者而言，绝大多数人（超过95%）会成为“分母”。每一次失败，不仅意味着时间的“沉没成本”无法收回，更会带来巨大的心理挫败感、自我怀疑和与同龄人职业发展脱节的焦虑感。
我们也正目睹一个奇特的现象，即大量通过高等教育系统培养出来的工程师、科学家、设计师和金融分析师，放弃专业投身于记忆和申论的训练，去竞争一个可能并不需要这些高阶专业技能的行政岗位。这是对国家教育投入和个人专业积累的巨大浪费。
此外，数百万“考公”大军，在统计上可能不被计入失业人口。他们构成了庞大的“延迟就业”或“隐性失业”群体。这在短期内或许能让就业数据显得不那么严峻，但它并未解决问题，只是将就业压力后置，并以一种更隐蔽、更具风险的方式累积。
经济观察报：考公失败可能对个人造成的长期影响？
李燕萍：考公失败后重返就业市场的求职者是最值得担忧的群体。当他们在25、26岁甚至更晚的年纪，带着一份空白的简历和几次失败的考公经历重返市场时，将面临极其尴尬的境地——与应届生相比，他们没有年龄优势；与有经验的职场人相比，他们缺乏相关的实践经验；雇主可能会质疑他们的职业规划稳定性、学习能力和市场适应性；他们起步的薪资和职位很可能低于同龄人。
早期劣势会像“疤痕”一样，在考公失败人群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持续存在，甚至导致长期的收入损失和晋升困难。
问题想要得到根本解决，不在于劝说年轻人不要考公，而在于重塑市场化工作的“好工作”属性。只有当体制外工作同样能提供足够多和可预期的未来时，“考公热”才可能真正地、健康地降温。
经济观察报：在你的观察中，“好工作”发生了哪些变化？
李燕萍：“好工作”标准变化已从追求“增量价值”转向坚守“存量安全”。大约在十年前，中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期，那时“好工作”的定义，与今天截然不同。（如图二）
简而言之，“好工作”的评价体系已经从一个关注“赔率”（未来可能的回报有多大）的体系，转向了一个首先关注“概率”（保住这份工作的可能性有多大）的体系。确定性已经取代成长性，成为衡量工作价值的第一权重。
但从向往市场到涌入体制，绝非年轻人“失去了梦想”或“变得保守”，恰恰相反，这是他们在当前社会经济结构下，基于可获得的信息和对未来的理性预期，所做出的最“精明”、最“理性”的风险管理决策。
“好工作”的定义永远是时代产物。当时代主题从“做大蛋糕”转向“分好蛋糕”时，年轻人从追逐“高风险、高回报”的机遇，转向寻求“高安全、稳收益”的岗位，是一种必然趋势。
更复杂的就业压力
经济观察报：部分人力资源机构的数据显示，第三季度新发布岗位数量较高增长。在你看来，为何会出现平台岗位数增加、应届生却觉得不好找工作的“温度差”？
李燕萍：平台数据热，应届生求职体感冷，是当前劳动力市场一个非常典型的结构性矛盾，说明市场岗位数量增长并不等同于应届生所期望的就业机会等比例增加。
第一，应届毕业生的期望往往集中在“金字塔尖”和“中上层”，而当前增长的岗位更多集中于服务业和新蓝领岗位，这些岗位主要填充了金字塔的“宽阔底座”。这种结构性矛盾导致大量基础岗位招不到人，而大量高学历毕业生为了少数优质岗位“卷”破头，自然感觉“工作难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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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我们也正目睹一个奇特的现象，即大量通过高等教育系统培养出来的工程师、科学家、设计师和金融分析师，放弃专业投身于记忆和申论的训练，去竞争一个可能并不需要这些高阶专业技能的行政岗位。这是对国家教育投入和个人专业积累的巨大浪费。
此外，数百万“考公”大军，在统计上可能不被计入失业人口。他们构成了庞大的“延迟就业”或“隐性失业”群体。这在短期内或许能让就业数据显得不那么严峻，但它并未解决问题，只是将就业压力后置，并以一种更隐蔽、更具风险的方式累积。
经济观察报：考公失败可能对个人造成的长期影响？
李燕萍：考公失败后重返就业市场的求职者是最值得担忧的群体。当他们在25、26岁甚至更晚的年纪，带着一份空白的简历和几次失败的考公经历重返市场时，将面临极其尴尬的境地——与应届生相比，他们没有年龄优势；与有经验的职场人相比，他们缺乏相关的实践经验；雇主可能会质疑他们的职业规划稳定性、学习能力和市场适应性；他们起步的薪资和职位很可能低于同龄人。
早期劣势会像“疤痕”一样，在考公失败人群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持续存在，甚至导致长期的收入损失和晋升困难。
问题想要得到根本解决，不在于劝说年轻人不要考公，而在于重塑市场化工作的“好工作”属性。只有当体制外工作同样能提供足够多和可预期的未来时，“考公热”才可能真正地、健康地降温。
经济观察报：在你的观察中，“好工作”发生了哪些变化？
李燕萍：“好工作”标准变化已从追求“增量价值”转向坚守“存量安全”。大约在十年前，中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期，那时“好工作”的定义，与今天截然不同。（如图二）
简而言之，“好工作”的评价体系已经从一个关注“赔率”（未来可能的回报有多大）的体系，转向了一个首先关注“概率”（保住这份工作的可能性有多大）的体系。确定性已经取代成长性，成为衡量工作价值的第一权重。
但从向往市场到涌入体制，绝非年轻人“失去了梦想”或“变得保守”，恰恰相反，这是他们在当前社会经济结构下，基于可获得的信息和对未来的理性预期，所做出的最“精明”、最“理性”的风险管理决策。
“好工作”的定义永远是时代产物。当时代主题从“做大蛋糕”转向“分好蛋糕”时，年轻人从追逐“高风险、高回报”的机遇，转向寻求“高安全、稳收益”的岗位，是一种必然趋势。
更复杂的就业压力
经济观察报：部分人力资源机构的数据显示，第三季度新发布岗位数量较高增长。在你看来，为何会出现平台岗位数增加、应届生却觉得不好找工作的“温度差”？
李燕萍：平台数据热，应届生求职体感冷，是当前劳动力市场一个非常典型的结构性矛盾，说明市场岗位数量增长并不等同于应届生所期望的就业机会等比例增加。
第一，应届毕业生的期望往往集中在“金字塔尖”和“中上层”，而当前增长的岗位更多集中于服务业和新蓝领岗位，这些岗位主要填充了金字塔的“宽阔底座”。这种结构性矛盾导致大量基础岗位招不到人，而大量高学历毕业生为了少数优质岗位“卷”破头，自然感觉“工作难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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