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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青天真的復活,草民壹定不會喜歡他
包青天真的復活,草民壹定不會喜歡他包青天真的復活,草民壹定不會喜歡他
所以我常想，可能也就只有宋仁宗這種中國古代歷史上打著燈籠都難找的好皇帝，這種半夜想吃口羊肉、都因為害怕折騰百姓而強忍住的仁君，才能夠忍得下包拯的這樣臣子，讓他權知開封府事，讓他做到龍圖閣大學士，還讓他留下壹個“開封有個包青天”的傳說。
所以《宋史》最後的論贊說的精准：“拯為開封，其政嚴明，人到於今稱之。而不尚苛刻，推本忠厚，非孔子所謂剛者乎？”
寫宋史的脫脫這個人，生性確實穎達，只不過元朝那個時代，給他的才學和時間實在是不足，所以宋史修的不好，他能說准了壹些東西，但卻不能完全說透。
在中國古代史上，為官清廉、執法嚴明、鐵面無私的官員雖然不多，但也絕非那麼少，不過這些人身上往往有另壹個標簽“酷吏”——他們在為官清廉、鐵面斷案的同時，對小民百姓也是無情的，他們會同樣嚴厲的執行朝廷下達的那些盤剝百姓、竭盡民力的指令。這些人的“清廉”“嚴明”跟他們的苛刻嚴酷本質上贰位壹體，都是為了成為皇帝執行其指令的工具而存在的。
所以中國古代史上兩類官員其實都有，壹種是庸官，他們站在自己的立場上寬和但循私。另壹種是酷吏，他們站在皇帝的立場上清廉卻苛酷。大多數官員都在這兩個極端的光譜上來回搖擺。
而包拯此人之所以特殊，就在於他壹方面“其政嚴明”，不徇私枉法，另壹方面卻“不尚苛刻，推本忠厚”。究其原因，就是因為他為官即不為富裕自己、也不為效忠皇帝，他是壹個真的想“與民休息”的人。
這樣的官，確實太難得了。
最近在讀郭建龍老師的《中央帝國的財政密碼》，他說中國古代史上有個規律，王朝建立之初，往往民生凋敝、國家困窘，所以皇權會被迫執行無為而治、與民休息的放松政策，導致經濟的復蘇與繁榮。然而這種繁榮壹旦達成之後，朝廷又會發現，繁榮社會所產生的經濟利益是多半無法被權力所調用，甚至有的時候反而腐蝕甚至解構權力的。那麼這個時候，王朝就會它的自保機制，應激性的讓皇帝仍用壹批嚴明但苛酷的酷吏來為政。
他們在清廉為政的同時，更主要的目標就是用苛酷的手段重新馴服社會這頭養回精神來的野馬，讓它重新馴服於王朝的韁索。於是王朝就會進入“第壹酷吏時期”，漢朝的景帝、武帝時代先後重用郅都、桑公羊，唐代的武則天時期，都是這種規律的經典呈現。
壹個幽靈，商鞅的幽靈，在中國古代史上反復的借屍還魂。
而我們看到宋代，本來這個“第壹酷吏時期”應該在仁宗朝的慶歷年間就已經開始呈現，但卻沒有。
老百姓又過了拾幾年“清平樂”的好日子，直到神宗時代的王安石變法才讓這個規律重現。
我想，這應該感謝有宋仁宗和包拯這樣的君臣，他們“不尚苛刻，推本忠厚”的性格，他們真正去為每個小民壹餐飯、壹身衣著想的立場與仁心，的確是古代王朝少有的。
所以從這個角度講，包拯和他的皇帝、以及所生活的那個時代，確實值得人們的永久紀念。
只可惜，包拯身上真正的閃光之處，是很難被多數人所欣賞的。
因為在我們的文化審美中，壹個人，哪怕他自己也不過是壹介草民，但如果他長期被殺伐果決、金戈鐵馬、伏屍百萬、開疆萬裡的“大格局史觀”所洗腦，他也很容易忘記自己的身份，把包拯這樣真正為民著想的人，看成是懦弱、守舊、甚至“聖母婊”。
而更不幸的是，在後世歷史上，這種人在中國民眾中所占的比例其實相當高。他們忘記了寬仁，而只歡呼和期待壹視同仁的苛酷。
所以民間宣傳、紀念包拯的傳說，為了符合民眾的心理預期，也漸漸走了樣。
在故事中的包拯變成了壹個能鍘駙馬、審皇親、甚至通鬼神的神人。
甚至你今天去開封包拯廟，看到與那塑像同樣顯眼的，是那傳說中的叁口鍘刀——龍頭鍘皇親、虎頭鍘官宦、狗頭鍘劣紳，還是皇帝欽賜，可以先斬後奏……
這還不算，包大人還必須跟江湖好漢（民間黑社會組織）深相勾結，弄個王朝馬漢、展昭展侍衛“在身邊”。
也就是說，民間把包拯想象成了壹個擁有幾乎無限權力、黑白通吃、還動不動喜歡開鍘砍人，用“死刑起步”搞“鍘刀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家邏輯甚至張獻忠模式來“匡正世道”的“青天大老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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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聞沒人評論怎麼行，我來說幾句
所以《宋史》最後的論贊說的精准：“拯為開封，其政嚴明，人到於今稱之。而不尚苛刻，推本忠厚，非孔子所謂剛者乎？”
寫宋史的脫脫這個人，生性確實穎達，只不過元朝那個時代，給他的才學和時間實在是不足，所以宋史修的不好，他能說准了壹些東西，但卻不能完全說透。
在中國古代史上，為官清廉、執法嚴明、鐵面無私的官員雖然不多，但也絕非那麼少，不過這些人身上往往有另壹個標簽“酷吏”——他們在為官清廉、鐵面斷案的同時，對小民百姓也是無情的，他們會同樣嚴厲的執行朝廷下達的那些盤剝百姓、竭盡民力的指令。這些人的“清廉”“嚴明”跟他們的苛刻嚴酷本質上贰位壹體，都是為了成為皇帝執行其指令的工具而存在的。
所以中國古代史上兩類官員其實都有，壹種是庸官，他們站在自己的立場上寬和但循私。另壹種是酷吏，他們站在皇帝的立場上清廉卻苛酷。大多數官員都在這兩個極端的光譜上來回搖擺。
而包拯此人之所以特殊，就在於他壹方面“其政嚴明”，不徇私枉法，另壹方面卻“不尚苛刻，推本忠厚”。究其原因，就是因為他為官即不為富裕自己、也不為效忠皇帝，他是壹個真的想“與民休息”的人。
這樣的官，確實太難得了。
最近在讀郭建龍老師的《中央帝國的財政密碼》，他說中國古代史上有個規律，王朝建立之初，往往民生凋敝、國家困窘，所以皇權會被迫執行無為而治、與民休息的放松政策，導致經濟的復蘇與繁榮。然而這種繁榮壹旦達成之後，朝廷又會發現，繁榮社會所產生的經濟利益是多半無法被權力所調用，甚至有的時候反而腐蝕甚至解構權力的。那麼這個時候，王朝就會它的自保機制，應激性的讓皇帝仍用壹批嚴明但苛酷的酷吏來為政。
他們在清廉為政的同時，更主要的目標就是用苛酷的手段重新馴服社會這頭養回精神來的野馬，讓它重新馴服於王朝的韁索。於是王朝就會進入“第壹酷吏時期”，漢朝的景帝、武帝時代先後重用郅都、桑公羊，唐代的武則天時期，都是這種規律的經典呈現。
壹個幽靈，商鞅的幽靈，在中國古代史上反復的借屍還魂。
而我們看到宋代，本來這個“第壹酷吏時期”應該在仁宗朝的慶歷年間就已經開始呈現，但卻沒有。
老百姓又過了拾幾年“清平樂”的好日子，直到神宗時代的王安石變法才讓這個規律重現。
我想，這應該感謝有宋仁宗和包拯這樣的君臣，他們“不尚苛刻，推本忠厚”的性格，他們真正去為每個小民壹餐飯、壹身衣著想的立場與仁心，的確是古代王朝少有的。
所以從這個角度講，包拯和他的皇帝、以及所生活的那個時代，確實值得人們的永久紀念。
只可惜，包拯身上真正的閃光之處，是很難被多數人所欣賞的。
因為在我們的文化審美中，壹個人，哪怕他自己也不過是壹介草民，但如果他長期被殺伐果決、金戈鐵馬、伏屍百萬、開疆萬裡的“大格局史觀”所洗腦，他也很容易忘記自己的身份，把包拯這樣真正為民著想的人，看成是懦弱、守舊、甚至“聖母婊”。
而更不幸的是，在後世歷史上，這種人在中國民眾中所占的比例其實相當高。他們忘記了寬仁，而只歡呼和期待壹視同仁的苛酷。
所以民間宣傳、紀念包拯的傳說，為了符合民眾的心理預期，也漸漸走了樣。
在故事中的包拯變成了壹個能鍘駙馬、審皇親、甚至通鬼神的神人。
甚至你今天去開封包拯廟，看到與那塑像同樣顯眼的，是那傳說中的叁口鍘刀——龍頭鍘皇親、虎頭鍘官宦、狗頭鍘劣紳，還是皇帝欽賜，可以先斬後奏……
這還不算，包大人還必須跟江湖好漢（民間黑社會組織）深相勾結，弄個王朝馬漢、展昭展侍衛“在身邊”。
也就是說，民間把包拯想象成了壹個擁有幾乎無限權力、黑白通吃、還動不動喜歡開鍘砍人，用“死刑起步”搞“鍘刀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家邏輯甚至張獻忠模式來“匡正世道”的“青天大老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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