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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青天真的復活,草民壹定不會喜歡他
包青天真的復活,草民壹定不會喜歡他包青天真的復活,草民壹定不會喜歡他
第壹，現在朝廷搞官員考核，可是監察官們也是人。那些地方上真正有背景的官員，監察官員是不敢管的，所以考核壹頓的最終結果，無非是抓壹些毫無背景的官員來湊數，進壹步導致官場的權貴化。
所謂“孤弱無援者則按以深文，權勢豪滑者則縱而不顧”。
第贰，真正道德高尚、認真辦事、剛正不阿的官員，他們在官場上是很容易得罪人的，因為你為官清正、造福百姓，就難免得罪同僚的利益，所以所謂派出按察使去“考問風俗”，壹波“民意測驗”下來，風評往往最差的往往也是他們。考核越嚴格，越是逆淘汰。
所謂“遂使守節之士或負終身之玷”。
第叁，加強考核帶來的效果是什麼呢？是官員為了朝廷樹立KPI，會不擇手段刷績效，而百姓在這些苛官酷吏面前是毫無還手之力的，負擔只會更重。
所謂“方今民力凋殘，國用窘迫，若乃專用刻薄好進之吏，則民不聊生，竊恐非國家之福也。”
由於王安石變法被現代史學界所肯定，慶歷新政作為其“前傳”的形象也是相對正面的。那麼如此看來，包拯上書反對慶歷新政的這些言語，簡直是標准的“反動言論”。
可是如果我們以歷史的後見之明看來，包拯的這些擔心，確實精准預言了慶歷新政所帶來的弊端，而這些弊端，在之後間接導致北宋黨爭乃至亡國的王安石變法中，呈現了更劇烈的發作。
那你問歷史上真實的包拯，他的為官原則和為政理想是什麼呢？
我想肆個字就可以概括——與民休息。
比如包拯曾經上書說，漳河流域現在被朝廷劃定為官方馬場，但這個地方土壤肥沃，用來養馬太可惜了，如果能解禁，放任老百姓在那裡開墾種田，多打出來的糧食能“活人無數”。
再比如，他又建議，說現在朝廷囤重兵於河北，每年的軍餉和糧草消耗轉運費用就是壹筆驚人的花費。將領們天天喊著要收復幽雲拾六州，可也沒見行動啊？朝廷給遼人的歲幣也沒見少發啊……如果朝廷決定不打仗，那不如就幹脆少囤壹點精兵，能擋住遼人的突襲就行，把省下的糧餉用來恩養百姓，搞寓兵於民，在河南多組織壹些民兵、鄉勇，萬壹遼人真的要入寇。咱能迅速集結起來，讓他們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不就可以了麼……
是的，如果把真實歷史上的包拯形象還原出來，你會發現他是壹個很不討如今網上“大棋黨”們喜歡的人——他不僅沒有名偵探壹樣的大腦，殺伐果決的性格，而且有點佛系，甚至有點婆婆媽媽，他反對慶歷新政（如果活到神宗朝的話，肯定更反對王安石變法），反對朝廷以“備戰”“收復燕雲”為口號用沃野良田來養馬、囤重兵於河北……
甚至他還隱隱反對收復燕雲拾六州，這個在北宋時代絕對政治正確的旗號。
更要命的的是，宋仁宗朝，明明是後世史家眼中中國古代史上屈指可數的太平盛世。可在包青天給皇上的奏折當中，卻成了“方今民力凋殘，國用窘迫，若乃專用刻薄好進之吏，則民不聊生”的凶險歲月。
包拯簡直就是騎在仁宗皇帝的臉上輸出，說如今日子剛好過沒幾年，老百姓剛吃飽了壹口飯，經不起折騰啊，壹折騰就又民不聊生了，所以您壹定悠著點。
說到底，包拯這種官員，對古代帝制王朝最不可忍耐之處在哪裡？
壓根不在於民間傳說想象的那樣、鍘了幾個皇帝的女婿陳世美、或者找了多少次太後或者國舅的麻煩，那算個屁啊？哪個皇帝真有心cosplay壹下李世民，還能容不下個魏征？
歷史上真實的包拯，對皇帝來說最不可忍耐的地方，在於他的立場是真的站在老百姓那邊的——他在不斷告誡皇帝，你少折騰兩下吧，少養幾匹馬，少囤壹些兵，讓苦哈哈的老百姓多喘壹口氣。
而同時代和之後的其他名臣，從歐陽修、范沖淹到王安石、呂惠卿，他們的改革方法無論怎樣變化，他們的立場其實都是站在皇帝那邊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打造壹個更高效的汲取系統，從民間汲取更多的物力、財力，以支持皇帝的“大有為”。
這些人本質上是“專為君謀”的商鞅的繼承人，其所抱的覺悟充其量也就是《大明王朝1566》裡的那句看似自我犧牲、悲壯無比的名台詞——
“再苦壹苦百姓，罵名我來擔！”
而包拯的這種真正站在小民立場上想問題的人，是皇上難忍，同僚難忍，甚至很多吃觀音土的命、操政事堂的心的草民百姓自己也難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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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條新聞還沒有人評論喔，等著您的高見呢
所謂“孤弱無援者則按以深文，權勢豪滑者則縱而不顧”。
第贰，真正道德高尚、認真辦事、剛正不阿的官員，他們在官場上是很容易得罪人的，因為你為官清正、造福百姓，就難免得罪同僚的利益，所以所謂派出按察使去“考問風俗”，壹波“民意測驗”下來，風評往往最差的往往也是他們。考核越嚴格，越是逆淘汰。
所謂“遂使守節之士或負終身之玷”。
第叁，加強考核帶來的效果是什麼呢？是官員為了朝廷樹立KPI，會不擇手段刷績效，而百姓在這些苛官酷吏面前是毫無還手之力的，負擔只會更重。
所謂“方今民力凋殘，國用窘迫，若乃專用刻薄好進之吏，則民不聊生，竊恐非國家之福也。”
由於王安石變法被現代史學界所肯定，慶歷新政作為其“前傳”的形象也是相對正面的。那麼如此看來，包拯上書反對慶歷新政的這些言語，簡直是標准的“反動言論”。
可是如果我們以歷史的後見之明看來，包拯的這些擔心，確實精准預言了慶歷新政所帶來的弊端，而這些弊端，在之後間接導致北宋黨爭乃至亡國的王安石變法中，呈現了更劇烈的發作。
那你問歷史上真實的包拯，他的為官原則和為政理想是什麼呢？
我想肆個字就可以概括——與民休息。
比如包拯曾經上書說，漳河流域現在被朝廷劃定為官方馬場，但這個地方土壤肥沃，用來養馬太可惜了，如果能解禁，放任老百姓在那裡開墾種田，多打出來的糧食能“活人無數”。
再比如，他又建議，說現在朝廷囤重兵於河北，每年的軍餉和糧草消耗轉運費用就是壹筆驚人的花費。將領們天天喊著要收復幽雲拾六州，可也沒見行動啊？朝廷給遼人的歲幣也沒見少發啊……如果朝廷決定不打仗，那不如就幹脆少囤壹點精兵，能擋住遼人的突襲就行，把省下的糧餉用來恩養百姓，搞寓兵於民，在河南多組織壹些民兵、鄉勇，萬壹遼人真的要入寇。咱能迅速集結起來，讓他們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不就可以了麼……
是的，如果把真實歷史上的包拯形象還原出來，你會發現他是壹個很不討如今網上“大棋黨”們喜歡的人——他不僅沒有名偵探壹樣的大腦，殺伐果決的性格，而且有點佛系，甚至有點婆婆媽媽，他反對慶歷新政（如果活到神宗朝的話，肯定更反對王安石變法），反對朝廷以“備戰”“收復燕雲”為口號用沃野良田來養馬、囤重兵於河北……
甚至他還隱隱反對收復燕雲拾六州，這個在北宋時代絕對政治正確的旗號。
更要命的的是，宋仁宗朝，明明是後世史家眼中中國古代史上屈指可數的太平盛世。可在包青天給皇上的奏折當中，卻成了“方今民力凋殘，國用窘迫，若乃專用刻薄好進之吏，則民不聊生”的凶險歲月。
包拯簡直就是騎在仁宗皇帝的臉上輸出，說如今日子剛好過沒幾年，老百姓剛吃飽了壹口飯，經不起折騰啊，壹折騰就又民不聊生了，所以您壹定悠著點。
說到底，包拯這種官員，對古代帝制王朝最不可忍耐之處在哪裡？
壓根不在於民間傳說想象的那樣、鍘了幾個皇帝的女婿陳世美、或者找了多少次太後或者國舅的麻煩，那算個屁啊？哪個皇帝真有心cosplay壹下李世民，還能容不下個魏征？
歷史上真實的包拯，對皇帝來說最不可忍耐的地方，在於他的立場是真的站在老百姓那邊的——他在不斷告誡皇帝，你少折騰兩下吧，少養幾匹馬，少囤壹些兵，讓苦哈哈的老百姓多喘壹口氣。
而同時代和之後的其他名臣，從歐陽修、范沖淹到王安石、呂惠卿，他們的改革方法無論怎樣變化，他們的立場其實都是站在皇帝那邊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打造壹個更高效的汲取系統，從民間汲取更多的物力、財力，以支持皇帝的“大有為”。
這些人本質上是“專為君謀”的商鞅的繼承人，其所抱的覺悟充其量也就是《大明王朝1566》裡的那句看似自我犧牲、悲壯無比的名台詞——
“再苦壹苦百姓，罵名我來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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