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左毁掉了欧洲,会不会也毁掉美国 ?
索马里社区在明尼苏达爆出的巨额欺诈案与阿富汗难民在华盛顿枪杀国民警卫队士兵的事件震动了美国社会。这些案件并非孤立,而是长年累积的结构性危机的集中体现。移民问题已不再是福利计算或治安统计层面的技术性争论,而是触及美国文化根基与西方文明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

近三十年来,美国与欧洲一样,被一种自我装饰为“道德进步”的思想所吞噬。它号称文化多元,实质却是彻底的文化虚无主义。它把“所有文化皆平等”当作道德前提,把“拒绝是一种罪恶”当作判断体系,把否定自身文化视为最高的善。正是在这种情绪化的道德幻觉中,西方文明成了世界上唯一主动拆毁自身根基的文明。
世界各主要文明从未如此行事。伊斯兰文明坚持信仰神圣性,印度文明维护其社会秩序,东亚文明深信伦理传统的稳固,非洲部落文化也明白边界的重要性。只有西方文明在一种近乎病态的自责情绪中,以否定自身文化作为美德,以拆毁自身传统作为善行。白左文化便是这一精神病灶的集中体现,它以包容之名消解边界,以平等之名削弱文化传承,以善良之名要求放弃自身的历史与价值。
欧洲的现实正是文化虚无主义付出的严酷代价。人们常说欧洲的问题是移民太多,这只是表面。真正的问题在于,当大量来自完全不同文明体系的人口进入一个缺乏文化自信与边界意识的社会时,人口不是增加,而是替换;治理不是调整,而是重写。法国治安失控,瑞典爆炸案激增,英国城市形成文化隔离带,欧洲政治自信全面崩塌,安全政策依赖美国,对内政策依赖利益交换。
这一切并非偶然,而是一个文明不再坚持自身文化时必然出现的结构性结果。
这一切反映的并非移民的特性,而是白左文化虚无主义所塑造的政治环境。当一个社会否定自身文化,它便像倒塌前的古楼,稍有压力便能使结构松动。欧洲已明显进入这一阶段,美国若继续沉溺于同样的思想路径,结果不会不同。
美国其实拥有最早的历史镜子。贵格教的命运便是最明确的警告。在美国早期历史中,贵格教是最强调平等、最强调包容、最反对排他性的群体。他们欢迎所有人、所有文化、所有信仰,认为边界是一种压迫,拒绝是一种罪过。他们把大门完全敞开,坚信只要足够善意,所有文化都能共存。
结果是贵格教迅速消失。不是因为迫害,也不是因为人数太少,而是因为在无限包容中,贵格教自身的文化最先被淹没。一个文化如果毫无边界,它的命运不是被尊重,而是被替代。贵格教的结局是一种象征。它提醒美国:若白左文化虚无主义继续扩散,美国的核心文化与国家精神将在同样的逻辑中被稀释、被消解,最终像贵格教一样失去自身。
回望美国早期的移民结构,问题的关键从来不是数量,而是文化兼容性。爱尔兰人与苏格兰人带来酗酒传统与粗犷的边民文化,甚至引发全国性焦虑,最终促成禁酒运动的兴起。意大利移民带来黑帮传统,使得城市政治深受影响。犹太移民的文化孤立主义亦曾引发社会紧张。然而这些群体最终被吸收,是因为他们属于同一大文明结构。他们承认法律,尊重契约,相信国家权威,也愿意成为美国人。这些次文化与美国主流文化之间存在共同基础,摩擦可以磨合,冲突可以被制度吸收。
过去三十年的移民结构则完全不同。文化距离遥远,价值差异巨大,同化意愿微弱,有些人把美国制度视为一块可供挖掘的资源,而非值得归属的共同体。这不是族裔问题,而是文化兼容性的断裂。
这种断裂已清晰体现在制度层面。美国的税务和福利体系长期依赖一种带着清教徒理想主义的诚信制度。你说你需要,他就相信你需要;你报多少,他就按多少来。制度之所以能够运作,不靠技术,而靠社会的文化底色。
但三十年的文化冲击已把这层底色磨薄至透明。诚信稀缺之后,制度就只能以怀疑取代信任。
于是,一种荒诞却意味深长的迹象出现了。IRS 虽然尚未真正这么要求,但其方向已十分明确。某一天,它可能真的会让你“证明你爹是你爹”。这句话听上去滑稽,却最准确地捕捉到制度被逼向荒诞边缘时的形态。当制度无法假定人是可信的,人便都成了潜在嫌疑者。诚信制度被玩残之后,剩下的只有怀疑的扩张与行政成本的无底洞。文化自信的坍塌,往往正是在这些细小而冰冷的迹象中显露出来。
移民议题之所以在美国难以展开真正对话,也源于叙事角度的撕裂。左派偏爱近景,把镜头贴到最前方,让公众看见一个抱着孩子的母亲、一个哭泣的孩子。情绪压倒制度,怜悯取代判断,近景越近,道德压力越强。
右派则拉远镜头,让公众看见边境线上绵延无尽的人潮,看见人口结构与资源压力的走势。他们提醒国家必须为后果负责,而不是只为情绪负责。
两种镜头都是真实的,但进入公共叙事的往往只有前者。后者则常被羞辱为冷血或排斥,现实因此在道德绑架中消失。美国当然无法触及问题本质,因为政治责任早已被情绪的审判所吞没。
历史从不以轰然巨响宣告转折,它常常在静默处改道。欧洲已走在前方,贵格教留下的命运隐喻也未曾消散。文化退无可退时,国家便会失去自我辨认的能力。
美国如今仍站在可以回望的地方,但时间已经开始向前倾斜。移民可以继续,善意可以继续,但文化若再让一步,便会滑向一个无法复原的深处。
国家的变化常常不是以剧烈方式发生,而是以沉积方式完成。
当未来的某一天美国回望此刻,也许会发现真正的分水岭不是一场选举,也不是一项法律,而是文化在沉默中向后退却的那一瞬。变化会是缓慢而深刻的,而当美国意识到自己已走到另一片土地时,原来的地平线可能早已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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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年来,美国与欧洲一样,被一种自我装饰为“道德进步”的思想所吞噬。它号称文化多元,实质却是彻底的文化虚无主义。它把“所有文化皆平等”当作道德前提,把“拒绝是一种罪恶”当作判断体系,把否定自身文化视为最高的善。正是在这种情绪化的道德幻觉中,西方文明成了世界上唯一主动拆毁自身根基的文明。
世界各主要文明从未如此行事。伊斯兰文明坚持信仰神圣性,印度文明维护其社会秩序,东亚文明深信伦理传统的稳固,非洲部落文化也明白边界的重要性。只有西方文明在一种近乎病态的自责情绪中,以否定自身文化作为美德,以拆毁自身传统作为善行。白左文化便是这一精神病灶的集中体现,它以包容之名消解边界,以平等之名削弱文化传承,以善良之名要求放弃自身的历史与价值。
欧洲的现实正是文化虚无主义付出的严酷代价。人们常说欧洲的问题是移民太多,这只是表面。真正的问题在于,当大量来自完全不同文明体系的人口进入一个缺乏文化自信与边界意识的社会时,人口不是增加,而是替换;治理不是调整,而是重写。法国治安失控,瑞典爆炸案激增,英国城市形成文化隔离带,欧洲政治自信全面崩塌,安全政策依赖美国,对内政策依赖利益交换。
这一切并非偶然,而是一个文明不再坚持自身文化时必然出现的结构性结果。
这一切反映的并非移民的特性,而是白左文化虚无主义所塑造的政治环境。当一个社会否定自身文化,它便像倒塌前的古楼,稍有压力便能使结构松动。欧洲已明显进入这一阶段,美国若继续沉溺于同样的思想路径,结果不会不同。
美国其实拥有最早的历史镜子。贵格教的命运便是最明确的警告。在美国早期历史中,贵格教是最强调平等、最强调包容、最反对排他性的群体。他们欢迎所有人、所有文化、所有信仰,认为边界是一种压迫,拒绝是一种罪过。他们把大门完全敞开,坚信只要足够善意,所有文化都能共存。
结果是贵格教迅速消失。不是因为迫害,也不是因为人数太少,而是因为在无限包容中,贵格教自身的文化最先被淹没。一个文化如果毫无边界,它的命运不是被尊重,而是被替代。贵格教的结局是一种象征。它提醒美国:若白左文化虚无主义继续扩散,美国的核心文化与国家精神将在同样的逻辑中被稀释、被消解,最终像贵格教一样失去自身。
回望美国早期的移民结构,问题的关键从来不是数量,而是文化兼容性。爱尔兰人与苏格兰人带来酗酒传统与粗犷的边民文化,甚至引发全国性焦虑,最终促成禁酒运动的兴起。意大利移民带来黑帮传统,使得城市政治深受影响。犹太移民的文化孤立主义亦曾引发社会紧张。然而这些群体最终被吸收,是因为他们属于同一大文明结构。他们承认法律,尊重契约,相信国家权威,也愿意成为美国人。这些次文化与美国主流文化之间存在共同基础,摩擦可以磨合,冲突可以被制度吸收。
过去三十年的移民结构则完全不同。文化距离遥远,价值差异巨大,同化意愿微弱,有些人把美国制度视为一块可供挖掘的资源,而非值得归属的共同体。这不是族裔问题,而是文化兼容性的断裂。
这种断裂已清晰体现在制度层面。美国的税务和福利体系长期依赖一种带着清教徒理想主义的诚信制度。你说你需要,他就相信你需要;你报多少,他就按多少来。制度之所以能够运作,不靠技术,而靠社会的文化底色。
但三十年的文化冲击已把这层底色磨薄至透明。诚信稀缺之后,制度就只能以怀疑取代信任。
于是,一种荒诞却意味深长的迹象出现了。IRS 虽然尚未真正这么要求,但其方向已十分明确。某一天,它可能真的会让你“证明你爹是你爹”。这句话听上去滑稽,却最准确地捕捉到制度被逼向荒诞边缘时的形态。当制度无法假定人是可信的,人便都成了潜在嫌疑者。诚信制度被玩残之后,剩下的只有怀疑的扩张与行政成本的无底洞。文化自信的坍塌,往往正是在这些细小而冰冷的迹象中显露出来。
移民议题之所以在美国难以展开真正对话,也源于叙事角度的撕裂。左派偏爱近景,把镜头贴到最前方,让公众看见一个抱着孩子的母亲、一个哭泣的孩子。情绪压倒制度,怜悯取代判断,近景越近,道德压力越强。
右派则拉远镜头,让公众看见边境线上绵延无尽的人潮,看见人口结构与资源压力的走势。他们提醒国家必须为后果负责,而不是只为情绪负责。
两种镜头都是真实的,但进入公共叙事的往往只有前者。后者则常被羞辱为冷血或排斥,现实因此在道德绑架中消失。美国当然无法触及问题本质,因为政治责任早已被情绪的审判所吞没。
历史从不以轰然巨响宣告转折,它常常在静默处改道。欧洲已走在前方,贵格教留下的命运隐喻也未曾消散。文化退无可退时,国家便会失去自我辨认的能力。
美国如今仍站在可以回望的地方,但时间已经开始向前倾斜。移民可以继续,善意可以继续,但文化若再让一步,便会滑向一个无法复原的深处。
国家的变化常常不是以剧烈方式发生,而是以沉积方式完成。
当未来的某一天美国回望此刻,也许会发现真正的分水岭不是一场选举,也不是一项法律,而是文化在沉默中向后退却的那一瞬。变化会是缓慢而深刻的,而当美国意识到自己已走到另一片土地时,原来的地平线可能早已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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