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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內卷式"競爭,要管住地方政府"看得見的腳"
整治"內卷式"競爭,要管住地方政府"看得見的腳"整治"內卷式"競爭,要管住地方政府"看得見的腳"
在上述背景下，國家下大力氣整治過度競爭就顯得尤為必要。《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拾伍個伍年規劃的建議》明確提出：“規范地方政府經濟促進行為，破除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建議》裡提到的內卷式競爭，就是過度競爭。《建議》先提到“規范地方政府經濟促進行為”，後提到“整治‘內卷式’競爭”，在我看來並非偶然。本文的分析將表明，內卷式競爭的主要推動者就是地方政府，因此整治過度競爭，主要是管住地方政府“看得見的腳”，而不是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
造成產能過剩的供給和需求分析
要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或過度競爭，首先要全面了解內卷式競爭的原因，然後才能對症下藥。如前所述，產能過剩會加劇價格戰，因此本文下面將聚焦產能過剩。我們分別從供給側和需求側兩個方面來分析。
首先看供給側，供給側的主體是地方政府和企業。在地區競爭格局下，地方政府是導致產能過剩的非市場主體。經濟學家的研究早已證明，中國高速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是地區之間的激烈競爭，而地區競爭的動力來自地方官員的激勵。通過推動轄區內經濟增長，地方官員可以獲得更多財政收入、更高的晉升概率或更多的尋租權力（尹振東和聶輝華，2020）。但地區競爭的負面後果是，它會導致地方保護主義、阻礙統壹大市場，並加劇產能過剩。
壹個典型的現象是，只要中央確定了重點產業目錄，地方就會圍繞重點產業目錄招商引資，並為此提供土地、稅收和補貼方面的優惠政策。因為這些產業更容易獲得中央部委審批、銀行貸款，同時體現地方對中央戰略的貫徹實施能力，這是政治上正確並且經濟上有收益的無風險選項。然而，如果每個地方都如此行動，必然導致產業結構趨同和產能過剩。此時，地方政府之間也陷入了產能過度擴張的囚徒困境：如果作為競爭對手或“對標”城市的另壹個地方大力發展了重點產業，而本地卻無所作為，那麼當地官員將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同時丟分。因此，即便有產能過剩的風險，所有地方政府也會爭先恐後根據國家戰略布局本地產業，最終導致產能明顯過剩。
以上只是靜態分析。從動態的角度看，後果可能更加惡劣。即便已經出現了產能過剩，即便地方預計中央會整頓產能過剩，地方也不會收手，而且可能進壹步擴大產能。因為歷史經驗顯示，中央在推動“去產能”過程中，通常會采取“保大不保小”的策略，即讓那些產能較低的地方關閉當地產能，保留那些規模較大的產能，從事後來看這樣顯然更符合效率原則。於是，那些產能擴張最厲害的地方，反而在產能整頓過程中幸存下來，然後在下壹個供不應求的經濟周期中，幸運地成為最大的贏家。地方政府的這種策略性行為，決定了產能過剩是重點產業政策的必然產物。我們之前在研究僵屍企業時就發現，企業明知會過剩但依然擴張產能，地方政府明知會過剩依然支持本地企業擴張產能，本質上就是壹種押注式的政企合謀，邏輯和當前的產能過剩是壹樣的（聶輝華等，2016）。
事實上，如果我們梳理這幾年產能嚴重過剩的行業，就會發現壹個很明顯的現象：所有嚴重過剩的行業，幾乎都是地方政府大力支持的行業。這包括：鋼鐵、電解鋁、光伏、汽車、水泥和石化。上述行業都曾經或者目前是國家重點支持的行業，同時對地方政府來說是產業鏈條較長、投資額度較大、稅收貢獻較多的行業，也是出口比例較低的行業（光伏除外）。國內市場同質且過剩，國外市場很難打開，惡性競爭當然難以避免。
供給側的另壹個主體是企業，它們推動產能過剩的行為基本上屬於壹種策略性市場行為。從理論上講，如果企業都是自負盈虧的市場主體，預期到產能過剩，不盈利的企業就會退出市場，盈利的企業才會留在市場，最終市場利潤等於平均水平。當然，企業進入和退出需要時間，因此在某些階段確實會存在產能過剩，但產能過剩不會成為長期存在的均衡現象。在均衡調整過程中，壹些企業會采取比較冒險的策略性行為：在行業處於產能過剩時期，通過加大投資、研發和收購實現逆勢擴張，然後在下壹個供不應求的經濟周期中獲取超額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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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產能過剩的供給和需求分析
要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或過度競爭，首先要全面了解內卷式競爭的原因，然後才能對症下藥。如前所述，產能過剩會加劇價格戰，因此本文下面將聚焦產能過剩。我們分別從供給側和需求側兩個方面來分析。
首先看供給側，供給側的主體是地方政府和企業。在地區競爭格局下，地方政府是導致產能過剩的非市場主體。經濟學家的研究早已證明，中國高速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是地區之間的激烈競爭，而地區競爭的動力來自地方官員的激勵。通過推動轄區內經濟增長，地方官員可以獲得更多財政收入、更高的晉升概率或更多的尋租權力（尹振東和聶輝華，2020）。但地區競爭的負面後果是，它會導致地方保護主義、阻礙統壹大市場，並加劇產能過剩。
壹個典型的現象是，只要中央確定了重點產業目錄，地方就會圍繞重點產業目錄招商引資，並為此提供土地、稅收和補貼方面的優惠政策。因為這些產業更容易獲得中央部委審批、銀行貸款，同時體現地方對中央戰略的貫徹實施能力，這是政治上正確並且經濟上有收益的無風險選項。然而，如果每個地方都如此行動，必然導致產業結構趨同和產能過剩。此時，地方政府之間也陷入了產能過度擴張的囚徒困境：如果作為競爭對手或“對標”城市的另壹個地方大力發展了重點產業，而本地卻無所作為，那麼當地官員將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同時丟分。因此，即便有產能過剩的風險，所有地方政府也會爭先恐後根據國家戰略布局本地產業，最終導致產能明顯過剩。
以上只是靜態分析。從動態的角度看，後果可能更加惡劣。即便已經出現了產能過剩，即便地方預計中央會整頓產能過剩，地方也不會收手，而且可能進壹步擴大產能。因為歷史經驗顯示，中央在推動“去產能”過程中，通常會采取“保大不保小”的策略，即讓那些產能較低的地方關閉當地產能，保留那些規模較大的產能，從事後來看這樣顯然更符合效率原則。於是，那些產能擴張最厲害的地方，反而在產能整頓過程中幸存下來，然後在下壹個供不應求的經濟周期中，幸運地成為最大的贏家。地方政府的這種策略性行為，決定了產能過剩是重點產業政策的必然產物。我們之前在研究僵屍企業時就發現，企業明知會過剩但依然擴張產能，地方政府明知會過剩依然支持本地企業擴張產能，本質上就是壹種押注式的政企合謀，邏輯和當前的產能過剩是壹樣的（聶輝華等，2016）。
事實上，如果我們梳理這幾年產能嚴重過剩的行業，就會發現壹個很明顯的現象：所有嚴重過剩的行業，幾乎都是地方政府大力支持的行業。這包括：鋼鐵、電解鋁、光伏、汽車、水泥和石化。上述行業都曾經或者目前是國家重點支持的行業，同時對地方政府來說是產業鏈條較長、投資額度較大、稅收貢獻較多的行業，也是出口比例較低的行業（光伏除外）。國內市場同質且過剩，國外市場很難打開，惡性競爭當然難以避免。
供給側的另壹個主體是企業，它們推動產能過剩的行為基本上屬於壹種策略性市場行為。從理論上講，如果企業都是自負盈虧的市場主體，預期到產能過剩，不盈利的企業就會退出市場，盈利的企業才會留在市場，最終市場利潤等於平均水平。當然，企業進入和退出需要時間，因此在某些階段確實會存在產能過剩，但產能過剩不會成為長期存在的均衡現象。在均衡調整過程中，壹些企業會采取比較冒險的策略性行為：在行業處於產能過剩時期，通過加大投資、研發和收購實現逆勢擴張，然後在下壹個供不應求的經濟周期中獲取超額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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