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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F2025年会观察:当"被吸纳"成为常态
CFF2025年会观察:当"被吸纳"成为常态CFF2025年会观察:当"被吸纳"成为常态
回顾过往10年公益界的新学说，还是康晓光的“行政吸纳社会”，和朱健刚提出的“治理吸纳慈善”对这个行业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最有解释力。
公共政策把社会组织纳入治理体系，慈善被视为“社会治理工具”的一环，这很好地解释了公益行业如何一方面实现了“身份的正式化”，同时面临着越来越细的“合规审查”。
当“被吸纳”成为常态，公益行业如何自处？
CFF年会是一个观察行业的窗口——这既是多方视线交汇的场域，也是公益人一年一次集中表达自我、凝视自己的时刻。
我看到三重变化：
“论坛语言”的变化：语言体系整体向“治理化”靠拢，“安全话语范式”成为共识。
代际气质的分化：老一代的“使命感”与中青代的“职业化”，在各自的叙事中呈现出不同的问题意识。
行业主基调的转向：在制度与资源双重收缩的大背景下，“适应”和“疗愈”成为主要的应对方式。
“论坛语言”的变化：一套“安全话语范式”已经成型
2025CFF年会的开幕主论坛所使用的语言，是一套高度规范、安全的话语。年会主题是“共建可持续价值”，开场就强调：
“基金会如何秉持长期主义，以协同共建的方式创造可持续价值？以高质量慈善回应社会需求，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这类表述大量借用近年各类政策文件中“高频”的词汇，比如“高质量发展”“协同共建”“服务国家战略”“中国式现代化”
这些词贯穿开幕致辞、主办方发言、承办方介绍，以及关于基金会十年发展的政策盘点。
在主旨演讲部分，学者陆铭从“投资于人”谈到中国人均GDP跨越1.4万美元门槛，服务业占比提升，城市人口集聚、服务消费增长等等，用的是一整套宏观经济与结构转型的话语。
这场演讲精彩、扎实（尽管观点谈不上新颖），也确实拓宽了“共建可持续价值”的宏观视角。但如果站在行业发展的视角，它更像一堂“服务业经济与消费结构”的公开课，而不是对慈善行业自身的价值、困境与结构性问题的追问。
另一位嘉宾则从法律与政策的角度回顾了基金会十年的发展：讲到基金会响应脱贫攻坚、讲到慈善法修订，这些内容非常系统地勾勒出“基金会如何嵌入国家治理体系”。但在这样的叙事中，基金会作为“政策执行者”与“社会创新者”的角色边界，被有意无意地模糊了。
我留意到，一些在过去被视为行业核心关键词的表达，明显低频甚至缺席，例如：“社会创新”“行业自治”“慈善伦理”“公益机构的主体性”“结构性的社会问题”“我们应当秉持怎样的公益价值”
我当然可以理解，在当前行业内外部环境的制约下，有些话题不适宜在主论坛、在众多领导与从业者面前被集中地讨论。从这个意义上讲，CFF2025年会输出的是一种“安全话语范式”。
当制度空间收缩，语言首先收缩。
在“行政吸纳社会”“治理吸纳慈善”的逻辑下，论坛语言向官方话语体系靠拢，是一种集体的自我保护与适应。
老一辈的“行业问题意识”，与中青代的“职业生存逻辑”
开幕式上，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执行副理事长刘文奎从“冬天无处可躲”谈到行业结构性收缩。
“本来以为到昆明来取取暖，结果发现昆明比北京还冷。所以我觉得冬天来的时候是没地方躲的。不管大基金会、小基金会，什么公益组织，我觉得都会体会到这种感受。”
在主论坛一派“正确”和追求“和谐”的氛围里，刘文奎是极少直接谈论行业丑闻的发言嘉宾（儿慈会、西安善行），他说：“有人让我不要谈这个，我觉得没什么好忌讳的。”
刘文奎谈到了丑闻频发下行业遭遇的信任危机，也谈到了在监管日益趋严的背景下，从业者所遭受的巨大压力：
“备案制度下，500万以上关联交易披露的技术要求，可能需要一个人连续干两个月，这对小机构来说是沉重的合规成本；”
“基金会数量出现净减少，去年和前年相比，全国基金会减少了300多家，其中 100 多家是主动自己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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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把社会组织纳入治理体系，慈善被视为“社会治理工具”的一环，这很好地解释了公益行业如何一方面实现了“身份的正式化”，同时面临着越来越细的“合规审查”。
当“被吸纳”成为常态，公益行业如何自处？
CFF年会是一个观察行业的窗口——这既是多方视线交汇的场域，也是公益人一年一次集中表达自我、凝视自己的时刻。
我看到三重变化：
“论坛语言”的变化：语言体系整体向“治理化”靠拢，“安全话语范式”成为共识。
代际气质的分化：老一代的“使命感”与中青代的“职业化”，在各自的叙事中呈现出不同的问题意识。
行业主基调的转向：在制度与资源双重收缩的大背景下，“适应”和“疗愈”成为主要的应对方式。
“论坛语言”的变化：一套“安全话语范式”已经成型
2025CFF年会的开幕主论坛所使用的语言，是一套高度规范、安全的话语。年会主题是“共建可持续价值”，开场就强调：
“基金会如何秉持长期主义，以协同共建的方式创造可持续价值？以高质量慈善回应社会需求，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这类表述大量借用近年各类政策文件中“高频”的词汇，比如“高质量发展”“协同共建”“服务国家战略”“中国式现代化”
这些词贯穿开幕致辞、主办方发言、承办方介绍，以及关于基金会十年发展的政策盘点。
在主旨演讲部分，学者陆铭从“投资于人”谈到中国人均GDP跨越1.4万美元门槛，服务业占比提升，城市人口集聚、服务消费增长等等，用的是一整套宏观经济与结构转型的话语。
这场演讲精彩、扎实（尽管观点谈不上新颖），也确实拓宽了“共建可持续价值”的宏观视角。但如果站在行业发展的视角，它更像一堂“服务业经济与消费结构”的公开课，而不是对慈善行业自身的价值、困境与结构性问题的追问。
另一位嘉宾则从法律与政策的角度回顾了基金会十年的发展：讲到基金会响应脱贫攻坚、讲到慈善法修订，这些内容非常系统地勾勒出“基金会如何嵌入国家治理体系”。但在这样的叙事中，基金会作为“政策执行者”与“社会创新者”的角色边界，被有意无意地模糊了。
我留意到，一些在过去被视为行业核心关键词的表达，明显低频甚至缺席，例如：“社会创新”“行业自治”“慈善伦理”“公益机构的主体性”“结构性的社会问题”“我们应当秉持怎样的公益价值”
我当然可以理解，在当前行业内外部环境的制约下，有些话题不适宜在主论坛、在众多领导与从业者面前被集中地讨论。从这个意义上讲，CFF2025年会输出的是一种“安全话语范式”。
当制度空间收缩，语言首先收缩。
在“行政吸纳社会”“治理吸纳慈善”的逻辑下，论坛语言向官方话语体系靠拢，是一种集体的自我保护与适应。
老一辈的“行业问题意识”，与中青代的“职业生存逻辑”
开幕式上，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执行副理事长刘文奎从“冬天无处可躲”谈到行业结构性收缩。
“本来以为到昆明来取取暖，结果发现昆明比北京还冷。所以我觉得冬天来的时候是没地方躲的。不管大基金会、小基金会，什么公益组织，我觉得都会体会到这种感受。”
在主论坛一派“正确”和追求“和谐”的氛围里，刘文奎是极少直接谈论行业丑闻的发言嘉宾（儿慈会、西安善行），他说：“有人让我不要谈这个，我觉得没什么好忌讳的。”
刘文奎谈到了丑闻频发下行业遭遇的信任危机，也谈到了在监管日益趋严的背景下，从业者所遭受的巨大压力：
“备案制度下，500万以上关联交易披露的技术要求，可能需要一个人连续干两个月，这对小机构来说是沉重的合规成本；”
“基金会数量出现净减少，去年和前年相比，全国基金会减少了300多家，其中 100 多家是主动自己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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