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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紅衛兵折磨起人來,比男的毫不遜色
女紅衛兵折磨起人來,比男的毫不遜色女紅衛兵折磨起人來,比男的毫不遜色
由於沒有別的電影可看，每次放的都是那幾部電影，結果，孩子們都已經背上了每壹個情節，壹邊看壹邊說：你看他要拿手槍了，或他要笑了。
當時能夠看到的外國電影，只有阿爾巴尼亞的、朝鮮的，偶爾還有越南的。那些電影雖然也是跟中國的電影壹樣，貫穿著類似的觀念，但是卻有壹定的藝術性，而且風格與中國電影也大為不同，因而給人耳目壹新的感覺。阿爾巴尼亞的電影，我記憶最深的是《第八個是銅像》；越南的電影看過壹次，但記不清名字了；朝鮮電影最轟動的是《賣花姑娘》，很多人走叁拾裡路到縣城的影院去看，後來到山東邊的藍官莊放映，據說由於過於擁擠，踩死了壹個人。
總起來說，這個時期的文藝作品單調乏味，品質單壹，存在著嚴重的概念化，創造的原則是所謂的主題先行論，實為政治概念翻版論；它們無壹不是歌頌紅色革命者的偉大與勝利，無壹不是控訴舊社會的黑暗，無壹不是消除人的個性，無壹不是強調個體犧牲自己，獻身於所謂的整體；缺少人情味，均為政治觀念的符號，甚至是政策的形象化。經過這樣的洗禮，人們的思想就變得單壹而單純了。因此，不難理解，這種所謂的單壹與單純，實質便是愚昧和無知。
“文革”時期的物質生活
從小聽到的都是社會主義好、舊社會壞，因而從來沒有懷疑過我們過的是幸福生活；盡管當時的生活極其艱難，勉強能夠維持生存，也聽父輩的人說過“大躍進”和叁年饑餓的悲慘狀況，但從來沒有懷疑過社會主義好。因為，人們已經徹底地失去了懷疑的能力和可能。所以，當感官上的感受與觀念相矛盾的時候，寧願相信觀念也不相信感官和現實。
在我們耳邊經常聽到的是：全世界叁分之贰的人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因此我們壹定要解放全人類；我們壹定要解放台灣，因為台灣人民還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可是，後來改革開放以後，我們發現事情似乎正相反。那時候真的覺得我們很幸福——盡管不知道幸福在什麼地方，因為當時完全信息閉塞，我們對於外國甚至國內的其他地區壹點也不了解，所知道的都是形勢大好的消息。
全大隊為壹個核算單位，但具體的勞動則由伍個生產隊各自組織。各個生產隊有自己的管理組織和單獨壹套物質生產資料，如牛、驢、農具、土地等。每天大家壹起勞動，在同壹塊地裡鋤地或撒種。那種勞動方式當然也有它的優點，大家壹邊勞動壹邊說笑，很愉快，也有壹種歸屬感。然而，效率很低，常常是晚出早歸，誰都不願賣力氣幹活，因為幹多幹少，最終的結果都與自己無關，缺少幹活的動力。
田野裡的莊稼萎靡不振，稀稀落落，產量極低。收入就更不用說了，幹壹年活，到頭來常常不僅分不到錢，家裡勞力少的反而還要向隊裡交錢。幹壹天活，也就是壹個工日，壹般幾分錢，多的時候也就壹毛錢。最好的壹年，大隊裡壹年掙了叁萬塊錢，那年每個工日壹塊錢，那是相當高了，在我們那壹帶轟動壹時。這個成績的取得，是因為那年的副業搞得特別好，大隊裡開設了染坊、木匠鋪、鐵匠鋪、縫紉鋪等。然而這種情況是非常短暫的，只有這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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