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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紅衛兵折磨起人來,比男的毫不遜色
女紅衛兵折磨起人來,比男的毫不遜色女紅衛兵折磨起人來,比男的毫不遜色
人與人之間只是壹種階級之愛，有對於解放軍的熱愛，有對於無產階級的愛（然而這只是口頭上的，因為實際上誰都不願意當無產階級）。特別強調出身，可以說是唯出身論，只有貧下中農才能夠當兵，因而凡是當兵的都是根紅苗正的，所以不僅社會上壹般人對當兵的有好感，而且姑娘們也趨之若鶩，當了兵，找媳婦就可以挑挑揀揀。
至於男女之愛，則是拿不到台面的事，這方面的觀念是極端保守的，可以說還停留在中世紀的水平。在農村幾乎依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由戀愛被認為是有傷風化的行為，是嚴格禁止的。誰家的女孩自由戀愛了，是很丟人的事。有壹位外村姑娘與我們村的小伙子戀愛，結果轟動了周圍幾個村莊，女孩被家人關了起來。即便領了結婚證，同居也是禁止的，被認為是壹種流氓行為。
這種觀念表現文藝作品裡，就是作品中的男女幾乎都是單身，根本沒有愛情故事，甚至連兩口子都很少。“八塊樣板戲”中不僅沒有愛情，而且連兩口子都不同時出現，甚至另壹方根本就不出現，配偶要麼死了，要麼外出了。《紅燈記》裡叁位主人公——李玉和、李奶奶和李鐵梅，均為獨身。《沙家浜》中的阿慶嫂有丈夫，但他“到上海跑單幫去了”；《龍江頌》中江水英去大隊長家做工作，問大嫂哪裡去了，回答說“開會去了”。
那時候最侮辱人的話是“流氓”，這個詞特指在男女關系方面不幹淨。說壹個人是流氓，是最嚴重的人格侮辱。壹個人如果有這樣的作風問題，不僅是壹個道德問題，還是壹個政治問題，領導要過問，甚至還要開批斗會，改造他的思想。“作風問題”是最有損面子的問題，壹個人壹旦被指為有這個問題，就無法在人面前抬起頭來，因而許多人因這類錯誤而闖了關東。村裡有個人被指為有男女關系，於是就進行改造：當我們幹活休息的時候，他得站在太陽底下，手別在腰後邊，彎著腰，曬太陽。後來他只好逃到東北去了。如果壹個人與多個人有性交往，那麼就是嚴重的“淫亂罪”，是要判死刑的。
戀人之間互稱同志，戀愛不叫戀愛，叫革命友誼。性愛方面的知識就更是空白，人們只能偷偷地去尋找。男女之間的交往極其嚴肅，保持著很大的距離，哪個男人要是有這方面的壹點點表示，就被認為是思想不幹淨。女孩子胸部發育起來，會感到羞愧，要用布勒緊，甚至含胸，免得被人看出來。
這種觀念到了八拾年代初依然存在，對於壹些病態的心理也當作道德問題來處理。記得上大學時（那時雖然文革已過，但觀念依然沒有大的改變），有天夜裡人聲轟然，原來，有個年輕老師經常偷女生的內衣，還去女廁所，被人抓住了，他逃跑的時候被體育系的學生捅了壹刀子。當時覺得這樣的事情是駭人聽聞的。不言而喻，他受到了嚴厲的處分。現在看來，他那其實是壹個心理問題，並非嚴格意義上的道德問題。
在性愛觀上的這些現象，實際上是普遍存在的禁欲主義的壹種表現。對於人的種種欲望，采取壓抑甚至消除的態度，對於性愛當然也是限制到最低程度。各種政治運動，尤其是紅衛兵運動，都起著抹平男女性別差異的作用，女紅衛兵個個都男性化了，所謂的“不愛紅裝愛武裝”，她們不僅穿軍裝，而且折磨起人來壹點也不比男紅衛兵遜色。
現在有些人美化那時候的愛情，認為那時的愛情純潔、美好，這純粹是壹種誤導。那種所謂愛情是建立在愚昧、無知基礎上的，是人性高度壓抑狀況下的壹種表現，實質上是壹種精神戀愛，因而是畸形的，是不值得提倡的，因為它違反人性。
“文革”時期的文學與文藝
“文革”時期的文藝，完全是壹種政治的符號，幾乎沒有藝術性可言，因為政治代替了藝術，成為政治的工具。所以，文藝作品都是政治觀念的圖解，幹巴巴的，沒有人性。
由此致使文藝作品沒有個性，千篇壹律，全都表現階級斗爭，表現無產階級如何戰勝壞人；人物臉譜化，凡是壞人都長得賊眉鼠眼，面色青黑，似乎營養不良，而正面人物則形象高大、英俊、雄壯、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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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人說話啊，我想來說幾句
至於男女之愛，則是拿不到台面的事，這方面的觀念是極端保守的，可以說還停留在中世紀的水平。在農村幾乎依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由戀愛被認為是有傷風化的行為，是嚴格禁止的。誰家的女孩自由戀愛了，是很丟人的事。有壹位外村姑娘與我們村的小伙子戀愛，結果轟動了周圍幾個村莊，女孩被家人關了起來。即便領了結婚證，同居也是禁止的，被認為是壹種流氓行為。
這種觀念表現文藝作品裡，就是作品中的男女幾乎都是單身，根本沒有愛情故事，甚至連兩口子都很少。“八塊樣板戲”中不僅沒有愛情，而且連兩口子都不同時出現，甚至另壹方根本就不出現，配偶要麼死了，要麼外出了。《紅燈記》裡叁位主人公——李玉和、李奶奶和李鐵梅，均為獨身。《沙家浜》中的阿慶嫂有丈夫，但他“到上海跑單幫去了”；《龍江頌》中江水英去大隊長家做工作，問大嫂哪裡去了，回答說“開會去了”。
那時候最侮辱人的話是“流氓”，這個詞特指在男女關系方面不幹淨。說壹個人是流氓，是最嚴重的人格侮辱。壹個人如果有這樣的作風問題，不僅是壹個道德問題，還是壹個政治問題，領導要過問，甚至還要開批斗會，改造他的思想。“作風問題”是最有損面子的問題，壹個人壹旦被指為有這個問題，就無法在人面前抬起頭來，因而許多人因這類錯誤而闖了關東。村裡有個人被指為有男女關系，於是就進行改造：當我們幹活休息的時候，他得站在太陽底下，手別在腰後邊，彎著腰，曬太陽。後來他只好逃到東北去了。如果壹個人與多個人有性交往，那麼就是嚴重的“淫亂罪”，是要判死刑的。
戀人之間互稱同志，戀愛不叫戀愛，叫革命友誼。性愛方面的知識就更是空白，人們只能偷偷地去尋找。男女之間的交往極其嚴肅，保持著很大的距離，哪個男人要是有這方面的壹點點表示，就被認為是思想不幹淨。女孩子胸部發育起來，會感到羞愧，要用布勒緊，甚至含胸，免得被人看出來。
這種觀念到了八拾年代初依然存在，對於壹些病態的心理也當作道德問題來處理。記得上大學時（那時雖然文革已過，但觀念依然沒有大的改變），有天夜裡人聲轟然，原來，有個年輕老師經常偷女生的內衣，還去女廁所，被人抓住了，他逃跑的時候被體育系的學生捅了壹刀子。當時覺得這樣的事情是駭人聽聞的。不言而喻，他受到了嚴厲的處分。現在看來，他那其實是壹個心理問題，並非嚴格意義上的道德問題。
在性愛觀上的這些現象，實際上是普遍存在的禁欲主義的壹種表現。對於人的種種欲望，采取壓抑甚至消除的態度，對於性愛當然也是限制到最低程度。各種政治運動，尤其是紅衛兵運動，都起著抹平男女性別差異的作用，女紅衛兵個個都男性化了，所謂的“不愛紅裝愛武裝”，她們不僅穿軍裝，而且折磨起人來壹點也不比男紅衛兵遜色。
現在有些人美化那時候的愛情，認為那時的愛情純潔、美好，這純粹是壹種誤導。那種所謂愛情是建立在愚昧、無知基礎上的，是人性高度壓抑狀況下的壹種表現，實質上是壹種精神戀愛，因而是畸形的，是不值得提倡的，因為它違反人性。
“文革”時期的文學與文藝
“文革”時期的文藝，完全是壹種政治的符號，幾乎沒有藝術性可言，因為政治代替了藝術，成為政治的工具。所以，文藝作品都是政治觀念的圖解，幹巴巴的，沒有人性。
由此致使文藝作品沒有個性，千篇壹律，全都表現階級斗爭，表現無產階級如何戰勝壞人；人物臉譜化，凡是壞人都長得賊眉鼠眼，面色青黑，似乎營養不良，而正面人物則形象高大、英俊、雄壯、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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