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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紅衛兵折磨起人來,比男的毫不遜色
女紅衛兵折磨起人來,比男的毫不遜色女紅衛兵折磨起人來,比男的毫不遜色
嚴春友：我的家鄉在沂蒙山區的壹個偏僻山村。她位於莒縣的西部邊界，我們村子的邊緣——馬溝河對岸便是另壹個縣：沂南縣。村子的東部是兩座山，山雖然不高，大約壹百多米，但卻由此形成了壹個相對封閉和獨立的區域，猶如世外桃源壹般，國家的大政方針要等很長的時間才傳到這裡。
在這個相對獨立的區域有六個村子，都以“硯疃”名之，我們村是最大的，故名為“大硯疃”。
就是在這樣壹個偏遠的村子裡，也能夠感受到“文革”的力量，雖然這力量已經很微弱。
“文革”時期的政治
“文革”的全稱叫“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它實質上首先是壹場政治運動，其次就是對於舊文化的清除。它開始於1966年，終結於1976年。“文革”開始的那年我已經7歲，盡管年齡小，沒有參加到“革命”中，卻有了清晰的記憶。
毛主席發布指示，“要打倒壹切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無產階級專政下要繼續革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這樣開始了。
最早的記憶是“游街”，那是“文革”剛開始時發生的事。那也是我們村在“文革”中最大的壹次活動，此後就再也沒有這樣的活動了；而在山的東邊，很多村子裡都形成了兩派，有時雙方還進行了武斗，動了刀槍。
被游街的有兩個人，壹個是書記，他是被揪出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另壹個是民兵連長（當時每個村都有民兵連），他是“保皇派”。兩個人被戴上了高帽子，就是用白紙糊成的尖頂的帽子。在全村伍條街道上游了壹遍，圍觀的人擠滿了街道，最後到大隊（那時全村有伍個小的生產隊，村這壹級因而也叫大隊）的會場上進行批斗。
“當權派”被揪出來了，那麼誰來掌握權力呢？當然是窮得發紫的人。大隊裡的管理機構更名為“革命委員會”，簡稱“革委會”。“革委會”的權力交給了全村最窮、且最沒有文化的人。可是，他只掌管了叁天的權力，其短暫的政治生涯就結束了，原因是他在蓋章的時候，經常把章蓋顛倒了，因為他不識字。
接著就是所謂的“破肆舊”，具體內容我忘記了，但總的說來就是與舊社會、舊文化有關的東西都要消除掉，包括舊的風俗習慣。印象最深的還是燒書。全村的書收繳上來，堆成了壹座小山，大約有壹米半高，應該有幾千本書吧，然後付之壹炬。那都是歷代的村民們積累下來的文化遺產啊！
地富反壞右（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可就遭殃了，加強了對他們的監管。只要有運動，他們都是首當其沖的人，大隊裡的貧農委員會主任可以隨時叫他們來訓話，有時還在村裡的大喇叭上訓他們：你們要老老實實，不要亂說亂動，不要夢想變天！
誰是地富反壞右，從他們走路的姿勢就能看出來：走路時他們低頭、含胸，邁著小碎步，從來不敢挺直腰板。他們目視地面，過往的行人視而不見，從來也不主動跟人打招呼，低人壹等的樣子。他們的兒子娶媳婦很困難，很多人不得不闖關東。
可是，以我的觀察，地主富農都是村子裡最有文化、最有教養的人，他們識文解字，待人禮貌。有壹次我隨父親在富農嚴復聲家裡做家具，我當時在讀《千家詩》，他告訴我說，古代的詩不是讀的，而是唱的，唱的根據就是每個字的平仄。他還以孟浩然的《春曉》為例唱了壹遍，可惜我沒有學會。他還寫得壹手好毛筆字，運筆嫻熟，懸腕而書，筆力遒勁，字體優美。他的幾個兒子先後去了東北，在那裡成了家，他後來也去了，死在了那裡。
然後就是紅衛兵運動。村子裡隔壹段時間就會放電影，曾經放過幾次“毛主席接見紅衛兵”，成千上萬的紅衛兵在天安門廣場上，人人手舉紅皮兒的《毛主席語錄》本，異口同聲地狂熱高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壹個個紅衛兵熱淚盈眶。紅旗、紅寶書（即《毛主席語錄》）、紅袖章（上書“紅衛兵”幾個字），天安門成了紅色的海洋。我們村子裡有個老紅軍的兒子也曾經去見過毛主席，人們羨慕得不得了。
村子裡也建立了紅衛兵組織。可是，有壹些出身不太好或者背景復雜的人不能加入。有個人的父親曾經參加過國民黨，不能加入這個組織。他為了表示自己的“忠心”，割破手指，用血書寫申請；即便這樣，也沒有能夠被接受。後來他也闖了關東。
毛主席發表了指示，說“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階級斗爭，壹抓就靈”；於是，村裡便不斷地抓出壹些“暗藏的階級敵人”。有個人的父親被揪了出來，在街上示眾，因為他曾經給國民黨幹過事。他兒子為了表示自己的進步和忠心，就與父親劃清界限，在示眾的時候帶頭高呼口號，叫著他爹的名字喊：“打倒某某某！”
村裡還成立了紅小兵組織，本人也參加了。這個組織的活動是在村頭站崗放哨，盤問過往的行人。由於階級斗爭觀念的深入，看見任何陌生人都覺得像階級敵人。當時與這些過往的行人打招呼的方式也很特別，跟對暗號似的，我們說“階級斗爭”，他得回答“壹抓就靈”，答不上來就被懷疑是階級敵人。
在林彪事件之前，壹直批判的對象是劉少奇，他從“文革”壹開始就是毛主席的對手。記得小學語文課本第壹課是“毛主席萬歲！萬萬歲！”，第贰課是“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第叁節課似乎就是“打倒叛徒、內奸、公賊劉少奇！”還配有丑化劉少奇的漫畫。只要提到劉少奇，就必須加上前邊那幾個形容詞，以至於感覺它們成了劉少奇專用的詞匯了。由於這種長期的丑化，當時覺得劉少奇這個名字也很難聽，直到現在，我從情感上也很難對劉少奇有好感，就是由於那時這種灌輸造成的。
毛主席還非常關心人民的吃飯問題。記得有壹年發了壹篇最高指示（那時毛主席的話壹概叫做“最高指示”，在出版物中，最高指示壹律用大壹號的黑體字標出），教導人們怎樣吃飯，說“忙時多吃，閒時少吃，冬天要半幹半稀”。農民們把這些話貼在灶王爺的位置上。不過，好像也沒有按照這些指示去吃飯。
當時流行壹句話，叫“靈魂深處鬧革命”，目的是要清除人們的私心，使人們對於自己的私利在心中連想壹想的念頭都沒有，這叫做“狠斗私字壹閃念”。所以，當時我們在學校裡寫的作文，幾乎就是壹種自我檢查，即使沒有私念，也要說成有，然後再表示自己的決心。
為了洗刷人們心中的私念，所有的人都必須背誦“老叁篇”，即叁篇著作《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農民們白天勞動，晚上則進行背誦比賽。伍個生產隊的社員們（當時的“鄉”叫做“人民公社”，每個農民都是社員）進行比賽，集體背誦老叁篇。農民們大多不識字，這實在難為他們，很多人混在人群裡濫竽充數。
同時還進行各種憶苦思甜活動。晚上常開會，唱憶苦思甜的歌曲。最有名的是壹首哭淋淋的《天上布滿星》，那曲子極其悲慘，聽起來像是在哭，歌詞則充滿了對舊社會的仇恨：“天上布滿星，月牙亮晶晶，生產隊裡開大會，受苦把冤伸。萬惡的舊社會，窮人的血淚很，地主鞭子……”唱到這裡，人們已經淚流滿面。村裡有“毛主席澤東思想宣傳隊”，把本村地主富農剝削人的故事編寫成戲劇，不時上演。另外就是吃憶苦思甜飯，用樹葉子加上壹點米面，做成飯團子，給大家吃。不過，說實在的，當是覺得那飯團子其實挺好吃，沒有感覺到“苦”。
經過這樣壹番教育，除了那些從舊社會過來的人，沒有人不感到新社會好、舊社會惡了。舊社會成了壹團黑，沒有任何可稱道的了。
這樣的宣傳之後，年輕人對於地主、富農便不再有好感，感覺他們沒有壹個好東西。可是，我從老人那裡了解到，其實那些地主不僅不壞，而且很好。土改時，為了完成指標，我們村的地主嚴復常被確定槍斃。在送往鄉公所的路上，押送他的史德富故意到高粱地裡解手。然而，回來時發現嚴復常依然站在那裡。史德富發火了：“你怎麼那麼嘲（傻）啊？”嚴復常說：“我知道你的意思，可是我跑了你怎麼辦啊？你還有老婆孩子呀。”有這麼“壞”的地主嗎？
那時對待西方則采取了壹種敵對的態度，到處可以看到這樣的口號：“打倒美帝國主義及其壹切走狗！”“打倒美帝、蘇修！”
紅寶書每人壹冊，家家都有。不過，實際上並沒有人看，因為多數人不識字。這寶書很快變成了針線盒子，上面插滿了針。此外還發行了大量毛主席的像章，各種各樣的都有。壹開始大家對這些像章態度很嚴肅，認真地別在左側胸部的衣服上。後來發行得越來越多，也就不那麼珍惜了，也沒有人再掛在胸前，最後以至於在施農家肥的時候，可以從糞堆裡找出很多像章。
在林彪出事之前，大約70到71年，每家堂屋（正屋）都修建了壹座“寶書台”，下邊是壹個較窄的底座，上面有叁層，成金字塔狀，高約壹米贰叁的樣子。在最高的那壹層放著毛主席的石膏雕塑的半身像，整個台子的顏色也是白色的。
壹開始還是挺嚴肅的，台子上擺著紅寶書。飯桌就在寶書台前，每次吃飯之前，全家人要站起來向毛主席的雕塑鞠躬，且呼喊如下口號：“祝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林副統帥永遠健康！永遠健康！”然後才坐下吃飯。然而，過了壹段時間以後，不僅這個儀式沒有了，而且台子上放上了鍋碗瓢盆，毛主席的石膏像就坐落在這些瓢盆的中央。不知什麼時候，台子也拆除了。
1971年9月13日，林彪逃的飛機在蒙古國境內掉了下來。這個消息過了很久，大約半年的時間才以小道消息的形式傳到山村，然而大家都不敢明目張膽地說，只能偷偷地耳語，帶著拾分驚恐的表情；後來終於有了正式傳達，然後就有了壹個傳說，說有人在那壹天看到了壹個巨大的火球出現在西北的地平線上。
然後，有人說，原來就覺得他像個“奸臣”！賊眉鼠目的。
於是，就有了“批林批孔運動”，說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團，就必須批孔，因孔丘是他的老根兒。現在看來何等荒唐，實在是風馬牛不相及。老百姓根本不懂得這些，也沒有人去關心此事。
但是大家都很恐懼，怕出問題，於是就把所有與林彪有關的東西銷毀了，或者把他的兩個眼睛戳上個洞，因為《毛主席語錄》的扉頁上有他兩個人的合影，《毛主席語錄》是不能銷毀的，只能采取這個辦法。
中間還有什麼抓“伍壹六”分子運動；1974年到75年，還有“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是批判鄧小平的。
“文革”剛開始時，村子裡還有點動靜，到了後來，什麼運動也都變成了壹個儀式了，就是大隊裡貼幾張大字報，喇叭上念幾篇稿子了事。壹次壹次的運動，老百姓都麻木了。老百姓本來就不懂得這些所謂的政治，因而並不怎麼關心，因為跟老百姓也沒有什麼關系，而且大家生活都很艱難，也沒有心思去關心這些。
毛主席的形象已經深入人心，因為“他是我們的大救星”，這是歌曲《東方紅》裡的歌詞，人們每天不知要唱、聽多少遍。前已提到，毛主席的話被稱作“最高指示”，壹旦他有新的指示發布，都要提前通知全村人，幾點幾點大家收聽。壹般都是晚上八點，也就是“新聞和報紙摘要節目”。現在我已經多年沒有聽這個節目了，那時早上六點半也有，節目開始時奏《東方紅》歌曲，晚上開始時奏《國際歌》。
當時村裡除了工人家以外，農民們沒有收音機，壹般人家連小廣播也沒有，我們家有壹個小廣播喇叭，也算是少見的了，常常聚集了壹些人來聽。這個小廣播是有線廣播，與縣廣播站連線。
每次發布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大家都很激動，尤其是快到發布時間的時候。大家平心靜氣，期待著新的聲音；當然，不是毛主席自己的聲音，而是播音員播送的。聽完了以後，大隊裡還要組織學習。
毛主席已經被嚴重神化了，以至於我那時從來沒有想到過他也會拉屎、尿尿，也會打噴嚏，更沒有想到過他會死。他簡直就成了神。因此後來他死的時候，我感到很震驚：他不是萬壽無疆嗎，怎麼會死呢？人們都不敢用“死”這個字，而是說“沒了”。因此，那天的情景至今記憶猶新：
那是下午叁點，那天似乎正好是中秋節（官方公布的死亡日期是陽歷1976年9月9日，但那時我們村子裡都用農歷紀年，不知道有陽歷，至少農民不知道，我本人也不知道），我正在田野裡掰玉米棒子（就是把玉米從莊稼上弄下來，收回去），突然聽到大隊的喇叭響了，接著就聽到了哭壹樣的聲音：“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偉大的導師……毛澤東主席……逝世”。聽到這個消息，我腦子裡壹陣空白，好像天塌了壹般。大家也都很擔心，中國該怎麼辦呀？那種感覺，比死了家長還要嚴重，好像離開了毛主席就不能活了。
我們管理區（由我們山西邊的村子和山東邊的幾個村子組成）在山東邊的藍家管莊設了靈棚，開追悼會那天，所有的人都去了，我也去了，大家排成對，面對毛主席像鞠躬，很多人痛苦失聲。我本來也想哭，但不知道為什麼哭不出來。
過了壹段時間，傳來了粉碎“肆人幫”的消息，理論上說，“文革”也就結束了。當然，又開始了批判“肆人幫”的運動，所有的壞事都被推到“肆人幫”頭上。
接毛主席班的是華國鋒，稱為華主席。對華主席的印象有兩個：壹是他曾經改了國歌的歌詞，改成了“跟著領袖華主席，前進！前進！”不過，前進了沒有多久，又改回去了。
第贰個印象便是我們村子裡產生了壹起與他有關的冤案：村裡有位老兄閒著無聊，在田野裡幹活休息時議論了幾句，說“我要是‘肆人幫’，就拿槍把華國鋒崩了他！”結果，被壹個小伙子告了密，成了“現行反革命”，判了柒年徒刑。後來那個小伙子也沒得好死，死了老婆後精神有些不正常，不久自殺了。這大概是“文革”在我們村子裡遺留下的最後壹場悲劇了。
通過這壹系列的政治運動（實際上是整人運動），恐怖的情緒被灌輸到每個人的心中。人與人之間形成了相互的提防和隔膜，沒有人敢說真話，因為任何真話都有可能成為罪證，都有可能被人告發。即使私下裡說話也是如此，原因是當時鼓勵告密，誰告密就受到嘉獎，因而差不多是“道路以目”，人們相遇時只能打哈哈。
即便是自家人在家裡說話也非常謹慎，總覺得有人在房子後邊偷聽。聽收音機偶爾撥到台灣對大陸的廣播，得趕緊撥過去，據說誰偷聽“敵台”，公安局立刻就知道。而且聽慣了“文革”時期收音機裡高亢、嘹亮聲音的耳朵，再聽台灣播音員的聲音，感覺非常刺耳，簡直就是“黃色聲音”。
傳統的人倫當然也幾乎破壞殆盡，既然“造反派”可以造任何人的反，既然誰都可以整，既然父子可以斷絕關系，還有什麼不可以的呢？
“文革”時期的愛情觀念
在“文革”的詞典裡，沒有“愛情”這個詞，因為那是資產階級的東西，是要堅決反對的；也很少使用“愛”這個字，往往是用“熱愛”，比如“堅定地熱愛社會主義”、“熱愛毛主席”等。
人與人之間只是壹種階級之愛，有對於解放軍的熱愛，有對於無產階級的愛（然而這只是口頭上的，因為實際上誰都不願意當無產階級）。特別強調出身，可以說是唯出身論，只有貧下中農才能夠當兵，因而凡是當兵的都是根紅苗正的，所以不僅社會上壹般人對當兵的有好感，而且姑娘們也趨之若鶩，當了兵，找媳婦就可以挑挑揀揀。
至於男女之愛，則是拿不到台面的事，這方面的觀念是極端保守的，可以說還停留在中世紀的水平。在農村幾乎依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由戀愛被認為是有傷風化的行為，是嚴格禁止的。誰家的女孩自由戀愛了，是很丟人的事。有壹位外村姑娘與我們村的小伙子戀愛，結果轟動了周圍幾個村莊，女孩被家人關了起來。即便領了結婚證，同居也是禁止的，被認為是壹種流氓行為。
這種觀念表現文藝作品裡，就是作品中的男女幾乎都是單身，根本沒有愛情故事，甚至連兩口子都很少。“八塊樣板戲”中不僅沒有愛情，而且連兩口子都不同時出現，甚至另壹方根本就不出現，配偶要麼死了，要麼外出了。《紅燈記》裡叁位主人公——李玉和、李奶奶和李鐵梅，均為獨身。《沙家浜》中的阿慶嫂有丈夫，但他“到上海跑單幫去了”；《龍江頌》中江水英去大隊長家做工作，問大嫂哪裡去了，回答說“開會去了”。
那時候最侮辱人的話是“流氓”，這個詞特指在男女關系方面不幹淨。說壹個人是流氓，是最嚴重的人格侮辱。壹個人如果有這樣的作風問題，不僅是壹個道德問題，還是壹個政治問題，領導要過問，甚至還要開批斗會，改造他的思想。“作風問題”是最有損面子的問題，壹個人壹旦被指為有這個問題，就無法在人面前抬起頭來，因而許多人因這類錯誤而闖了關東。村裡有個人被指為有男女關系，於是就進行改造：當我們幹活休息的時候，他得站在太陽底下，手別在腰後邊，彎著腰，曬太陽。後來他只好逃到東北去了。如果壹個人與多個人有性交往，那麼就是嚴重的“淫亂罪”，是要判死刑的。
戀人之間互稱同志，戀愛不叫戀愛，叫革命友誼。性愛方面的知識就更是空白，人們只能偷偷地去尋找。男女之間的交往極其嚴肅，保持著很大的距離，哪個男人要是有這方面的壹點點表示，就被認為是思想不幹淨。女孩子胸部發育起來，會感到羞愧，要用布勒緊，甚至含胸，免得被人看出來。
這種觀念到了八拾年代初依然存在，對於壹些病態的心理也當作道德問題來處理。記得上大學時（那時雖然文革已過，但觀念依然沒有大的改變），有天夜裡人聲轟然，原來，有個年輕老師經常偷女生的內衣，還去女廁所，被人抓住了，他逃跑的時候被體育系的學生捅了壹刀子。當時覺得這樣的事情是駭人聽聞的。不言而喻，他受到了嚴厲的處分。現在看來，他那其實是壹個心理問題，並非嚴格意義上的道德問題。
在性愛觀上的這些現象，實際上是普遍存在的禁欲主義的壹種表現。對於人的種種欲望，采取壓抑甚至消除的態度，對於性愛當然也是限制到最低程度。各種政治運動，尤其是紅衛兵運動，都起著抹平男女性別差異的作用，女紅衛兵個個都男性化了，所謂的“不愛紅裝愛武裝”，她們不僅穿軍裝，而且折磨起人來壹點也不比男紅衛兵遜色。
現在有些人美化那時候的愛情，認為那時的愛情純潔、美好，這純粹是壹種誤導。那種所謂愛情是建立在愚昧、無知基礎上的，是人性高度壓抑狀況下的壹種表現，實質上是壹種精神戀愛，因而是畸形的，是不值得提倡的，因為它違反人性。
“文革”時期的文學與文藝
“文革”時期的文藝，完全是壹種政治的符號，幾乎沒有藝術性可言，因為政治代替了藝術，成為政治的工具。所以，文藝作品都是政治觀念的圖解，幹巴巴的，沒有人性。
由此致使文藝作品沒有個性，千篇壹律，全都表現階級斗爭，表現無產階級如何戰勝壞人；人物臉譜化，凡是壞人都長得賊眉鼠眼，面色青黑，似乎營養不良，而正面人物則形象高大、英俊、雄壯、威武。
“文革”以前的小說都被列為禁書，禁止出版，人們只能從私人渠道秘密閱讀。當時書店裡賣的最多的是浩然的作品，《艷陽天》和《金光大道》，這兩部書也是當時最有藝術性的小說，其他小說則幾乎無法卒讀，詩歌純粹是政治口號。浩然這兩部作品之所以還有點藝術性，可能是由於它們是“文革”之前寫的，前壹部更好壹些，寫得較早，而後壹部的寫作壹直延續到“文革”。而且他本人就出身於農民，長期生活在農村，對於農民有深刻的觀察和了解。書中所描寫的人物雖然也有臉譜化的傾向，但不嚴重，大多都栩栩如生，甚至可以在我們村裡找到原型。“文革”時期出版的其他小說則直接是政治觀念的圖解。
“文革”以前的歌曲全部被禁止演唱，包括現在所謂的那些“紅歌”，如《洪湖赤衛隊》插曲、歌劇《東方紅》裡的插曲等等。舊京劇也被當作“肆舊”禁止演唱。不過，這些歌曲和京劇，村裡很多人還會唱，在私人場合也有時會聽到。我們隊的張有勝就會唱很多“文革”前的歌曲，非常好聽，與“文革”歌曲完全是不同的風格。我父親他們那壹幫朋友，都喜歡舊京劇，大多數會唱幾句。唱得最好的是嚴春嶺，他尤其善於唱《肆郎探母》，我父親會拉京胡，給他伴奏。有壹次春節時在我們家唱《肆郎探母》，引來了滿院子的聽眾。當然，這只能在我們家裡唱。那時聽著《肆郎探母》這個劇名，就覺得很“封建”，很刺耳。偶爾從收音機裡聽到台灣的歌聲，要趕緊撥過去，那時聽起來就是壹種靡靡之音；有時聽到鄧麗君的聲音，感覺那就是黃色歌曲了。
“文革”式的歌曲，歌詞基本上都是口號式的，曲子則是進行曲，極少有抒情歌曲。那些歌曲，聽起來像是呼口號。最典型的是《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其歌詞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嗨！就是好！就是好來就是好就是好！”簡直是在抬杠。但間或也有富有人情味的歌曲，如《老房東查鋪》，就很抒情。
“文革”期間只有革命歌曲，以至於“革命歌曲”成了歌曲的代名詞。當時是貧下中農管理學校，有壹天有個學生唱的歌曲不是革命歌曲，結果被貧下中農聽到了，他向領導打報告說：那個學生唱“黃色革命歌曲”！
八部樣板戲的詞政治味道極濃，就它們所表現的政治傾向來說，作為壹個整體的藝術作品而言，不該肯定，但曲子卻有值得稱道之處，有很多抒情的成分，這些曲子有壹定的人情味，有個人的情緒在裡邊。《智取威虎山》裡的楊子榮、少劍波、李永奇、《沙家浜》裡的阿慶嫂、郭建光和刁德壹都唱得極好。
由於看了無數遍，加上我們村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還排練和演出了《智取威虎山》全劇，以至於那時的孩子們都能夠全部唱下來。
“文革”前所有的電影幾乎都禁止演出，唯有幾部可以演的，便是《英雄兒女》《鐵道游擊隊》《地道戰》《地雷戰》等，《上甘嶺》那樣的影片都不允許上演。這些電影還算好的，因為是“文革”之前拍攝的，尚有壹定的藝術性；“文革”時期拍攝的電影直接就是形象化了的政治符號，比如《決裂》《春苗》等，反映“文革”中出現的所謂新生事物，如前者就是反對上大學進行文化考試，主張要看誰手上的繭子厚誰上學。我父親看了這個電影後說：我手上的繭最厚，為什麼沒有人來找我去上大學？可見這個政策之虛偽，上大學的人實際上大多都有關系，沒有關系的也只是樹幾個典型而已。
文革時期的文藝作品所塑造的人物，正面的人物都只考慮國家的事，從不考慮自己的事，他們口裡說出來的話沒有壹句是屬於自己和涉及到自己的，因此他們是沒有個性的，因為所有作品裡的英雄人物都壹個性格、壹個腔調說話；而反面人物倒是更有個性壹些，因為他們自私自利，只考慮自己，比如《沙家浜》裡的刁德壹和胡傳奎、《紅燈記》裡的鳩山和《智取威虎山》裡的灤平與座山雕，都栩栩如生。所以，這些反面人物倒顯得更真實。
由於沒有別的電影可看，每次放的都是那幾部電影，結果，孩子們都已經背上了每壹個情節，壹邊看壹邊說：你看他要拿手槍了，或他要笑了。
當時能夠看到的外國電影，只有阿爾巴尼亞的、朝鮮的，偶爾還有越南的。那些電影雖然也是跟中國的電影壹樣，貫穿著類似的觀念，但是卻有壹定的藝術性，而且風格與中國電影也大為不同，因而給人耳目壹新的感覺。阿爾巴尼亞的電影，我記憶最深的是《第八個是銅像》；越南的電影看過壹次，但記不清名字了；朝鮮電影最轟動的是《賣花姑娘》，很多人走叁拾裡路到縣城的影院去看，後來到山東邊的藍官莊放映，據說由於過於擁擠，踩死了壹個人。
總起來說，這個時期的文藝作品單調乏味，品質單壹，存在著嚴重的概念化，創造的原則是所謂的主題先行論，實為政治概念翻版論；它們無壹不是歌頌紅色革命者的偉大與勝利，無壹不是控訴舊社會的黑暗，無壹不是消除人的個性，無壹不是強調個體犧牲自己，獻身於所謂的整體；缺少人情味，均為政治觀念的符號，甚至是政策的形象化。經過這樣的洗禮，人們的思想就變得單壹而單純了。因此，不難理解，這種所謂的單壹與單純，實質便是愚昧和無知。
“文革”時期的物質生活
從小聽到的都是社會主義好、舊社會壞，因而從來沒有懷疑過我們過的是幸福生活；盡管當時的生活極其艱難，勉強能夠維持生存，也聽父輩的人說過“大躍進”和叁年饑餓的悲慘狀況，但從來沒有懷疑過社會主義好。因為，人們已經徹底地失去了懷疑的能力和可能。所以，當感官上的感受與觀念相矛盾的時候，寧願相信觀念也不相信感官和現實。
在我們耳邊經常聽到的是：全世界叁分之贰的人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因此我們壹定要解放全人類；我們壹定要解放台灣，因為台灣人民還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可是，後來改革開放以後，我們發現事情似乎正相反。那時候真的覺得我們很幸福——盡管不知道幸福在什麼地方，因為當時完全信息閉塞，我們對於外國甚至國內的其他地區壹點也不了解，所知道的都是形勢大好的消息。
全大隊為壹個核算單位，但具體的勞動則由伍個生產隊各自組織。各個生產隊有自己的管理組織和單獨壹套物質生產資料，如牛、驢、農具、土地等。每天大家壹起勞動，在同壹塊地裡鋤地或撒種。那種勞動方式當然也有它的優點，大家壹邊勞動壹邊說笑，很愉快，也有壹種歸屬感。然而，效率很低，常常是晚出早歸，誰都不願賣力氣幹活，因為幹多幹少，最終的結果都與自己無關，缺少幹活的動力。
田野裡的莊稼萎靡不振，稀稀落落，產量極低。收入就更不用說了，幹壹年活，到頭來常常不僅分不到錢，家裡勞力少的反而還要向隊裡交錢。幹壹天活，也就是壹個工日，壹般幾分錢，多的時候也就壹毛錢。最好的壹年，大隊裡壹年掙了叁萬塊錢，那年每個工日壹塊錢，那是相當高了，在我們那壹帶轟動壹時。這個成績的取得，是因為那年的副業搞得特別好，大隊裡開設了染坊、木匠鋪、鐵匠鋪、縫紉鋪等。然而這種情況是非常短暫的，只有這壹次。
人們幹活沒有勁頭，還有另外的原因，這就是生活太艱苦了，吃著最粗糙的食物——地瓜。地瓜的生命力強，產量高，所以大隊裡種的幾乎全是這種莊稼。可是，這種東西吃到肚子裡，由於那時肚子裡沒有油水，就從胃裡往上翻酸水，那個難受勁兒，壹言難盡。而且地瓜沒有什麼營養，很快就會餓，幹壹會兒活就沒有勁兒了。可以看到，在土地上幹活的人們少氣無力，精神不振，如同那些發蔫的莊稼。
很多老人們說，在人民公社的生活，還不如給地主打長工。嚴安福就是這樣說的。論輩分，我叫他大爺。他常說，在劉驗農家當長工，生活比現在強多了，整天吃白饅頭。劉驗農是我們村有名的地主，土改時被處死了。我聽了他的這個說法，感到他很“反動”，心裡犯嘀咕：不是社會主義好嗎？不是舊社會窮人受地主壓迫嗎？他這個打長工的人為什麼還懷念舊社會、說地主好呢？
實際情況真是如此，村裡的地主只不過是通過勤儉過日子積累了壹些錢，買了幾拾畝土地，自己種不過來，需要雇傭鄉親們幹活。他們必須把最好的飯菜給打工的吃，否則幹活的人就會偷懶，甚至搞破壞活動。有壹次他們到別的村裡給地主幹活，早上和中午都沒有吃肉，大家很有意見，下午幹活時就把栽上的秧苗都輕輕地往上拔了壹下，這樣肯定就活不了了。到了吃晚飯時，大魚大肉地上來了，他們後悔不迭，壹邊吃飯壹邊說：可惜了！可惜了！所以，與人們對於舊社會的所謂“控訴”相反，地主倒是吃糠咽菜的，地主們倒是受長工的欺負。
國家為了發展農業，樹立了大寨這個榜樣。學它什麼呢？學它艱苦奮斗，學它改造山河。然而學習的結果並不理想。山嶺上的土地土質本來就薄，經過改造，也就是深挖，把原來可以種莊稼的松土層底下的生土翻了上來，那些生土都是還沒有軟化的渣子，莊稼由此長得更萎靡了。為了擴大土地種植面積，把存在了幾百年的祖墳也挖了。在村外西南角，有個很大的嚴家林，埋葬著嚴家世世代代的祖先，數百棵古老的柏樹籠罩著幾百座墳墓，大多數樹有壹抱那麼粗。這些墳全都挖出來，有後人的埋到了山坡上，沒有後人的就沒有再立墳，骨頭不知道扔哪裡去了。
經過這些改造，依然沒有起色，艱難的生活照舊進行著。全村農民沒有壹輛自行車，沒有壹個人有手表。只有吃國庫糧的人（即給公家幹活的人）才有自行車和手表。那麼農民們怎樣來計算時間呢？看太陽。計算早上時間的單位是“杆子”，如說“太陽幾杆子高的時候”。至於這個“杆子”有多長，就憑感覺了。中午時間的計算，是在地上插壹根棍子，看太陽照的影子，影子正南正北的時候，就是拾贰點，這時就可以收工了。
當時縣城周圍的農村比較發達壹些，農民們多數有手表。那時我們村裡的人們也曾經說：什麼時候我們也能夠像他們那樣啊。說那話的口氣完全是絕望的，根本沒有那種可能性。由於養成了這種習慣，以至於後來實行改革以後，有些追趕時髦的年輕人剛帶手表的時候，人們嘲笑說：莊稼人帶什麼手表，看太陽就行了，有錢燒的！
壹年當中，吃不了幾次餃子，也吃不了幾次肉。有的人家富裕壹點（主要是村裡的幹部們），不過節也經常吃餃子，有人就笑話說，不過年吃什麼餃子！大多數人家也就過年的時候生活才會好壹點。所以，孩子們期盼著過年，可是那個“年”總是遙遙無期，好像在故意躲著孩子們，壹年簡直像壹個世紀那麼長。有時煮壹鍋地瓜幹，人吃剩下就喂豬，人與豬吃著同樣的飯食。至於養的豬，可想而知，總是像個瘦猴子，不長肉，人都吃不飽，何況是豬！
全家人壹年就吃壹壇子花生油。因而買豬肉的時候壹般都想買肥的，以便熬出油來炒菜吃。那時候的豬本來就長得瘦肉多，肥肉少，而買的人又多，那就得需要有熟人，認識賣肉的才能夠買到肥肉。當時的豬肉不准許個人買賣，只有公家的壹個窗口可以出售。
肉、糧食、布匹也不是隨便買的，要憑肉票、糧票和布票，沒有這些票，有錢也買不到。壹切都由國家定量供應。個人的自由買賣完全禁止，被作為“資本主義尾巴”鏟除。
我們家的花生油掛在房梁上，可能是怕老鼠偷油吧。沒想到人也偷油吃呢。有壹次父母沒在家，我和弟弟踩著板凳，用壹根筷子插進油壇子裡，將筷子上的油抹到煎餅上，撒上壹些鹽粒，吃起來那個香啊，無法形容。以後再也沒有吃過這麼香的東西。那種感覺定然是由於肚子裡缺油水而造成的。
剛才說到了吃，還有穿和住。住還算好辦，山上有石頭，可以用來壘牆；山上有壹種植物叫黃草，非常耐腐爛，可以用來做屋頂。穿就不那麼好辦了。買公家織的布，很貴，沒有錢買不起；只有自己織布穿。秋天，棉花收下來以後，婦女們就忙碌起來，家家都有紡線車。線紡完了，交給織布的。村裡有幾家專門織布的，其中最有名的是嚴新興，他家有個土織布機，是用木頭做的，相當復雜。我見過他織布的樣子，手腳並用，非常忙活。從織布的家裡拿來織好的布，再拿到染坊去染色。村裡有名的染布匠是張單庭，他能夠染出帶花的布。所有的布都是壹個顏色：深藍色。所謂花布，就是布上面有壹些白點和白色的圖案而已。
夏天還好辦，衣服多些少些都無所謂。常見有人穿的幾乎是衣不蔽體，短褲的邊緣處像是被風吹了好久的紅旗那樣，飄著很多帶子。衣服上的補丁，是補了又補，很難見到新衣服，以至於剛穿新衣服時覺得不好意思。
冬天的日子就不那麼容易過了。那時候的冬天似乎特別特別的冷，它好像總是和窮人作對，無論穿多少衣服，都覺得寒冷難耐。其實，那可能是因為身體裡沒有熱量的緣故，身上全是瘦肉，沒有脂肪，當然就不耐寒。孩子們雖然穿著很厚的棉褲，可是腳後跟依然被凍壞，直到來年夏天，凍瘡才會消失。孩子們的後脖子中間都有壹道很深的溝，大人說那是“饞窩子”，意思是：有這道溝意味著饞。現在看來，那哪裡是什麼饞？分明是缺營養的標志。
床上沒有褥子，鋪著的就是涼涼的席子，席子底下鋪著壹些秫秸，還有壹些草。剛躺下的時候，席子冰冷，感覺像躺在冰塊上。屋子裡也是很冷，最冷的時候，早上醒來鼻子上是壹層白白的霜雪。
然而奇怪的是，人們卻很少得病。孩子們也都很健康地活著，因為生病而死的很少。
生活的艱難使很多小伙子找不到媳婦，村裡有不少的光棍。沒有辦法，總要傳宗接代，於是有人就想出了“換親”這種方式：就是把你的妹妹嫁給我，我的姐姐嫁給你。不用說，這種方式大多是以違背女性意願為前提的。這種情況下，男方要麼是家裡窮，要麼是長相差或者年紀大，女子們也只好委曲求全了；也有性子剛烈的，寧願自殺，也不換親。
至於說到公平，實在是從來沒有感受到過。農民們的日子度日如年，而書記家的日子卻有滋有味。村裡有點權的人，無不為自己撈得多壹些。
在經濟上，國家的口號是“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不允許任何形式的個人經濟存在，每家只有壹小塊菜地；有的人幹點私活或到集上去賣點東西換點錢，就被認定為資本主義，開他的批斗會。
在教育制度方面，更是表現出不公平。那時的上學制度不是通過考試，而是推薦；推薦的標准是“又紅又專”，即是說出身好、思想進步，同時又學有所長。可實際情況怎麼樣呢？就國家層面說，當時有個很轟動的事情，就是張鐵生事件。記得他是上山下鄉的城裡青年，他在參加“共產主義勞動大學”（那時候的大學都要在前邊加上這個形容詞；學生在按照上述標准選拔出來以後也象征性地進行文化考試）考試的時候，沒有答題，而是發了壹通牢騷，說天天勞動，沒有時間復習，怎麼能夠答得上來這些題；還批判了考試制度。結果，這個事情上了報紙，他不僅被錄取了，而且成了人們學習的典型。於是，連最簡單的考試也取消了。
我們幾個村裡又如何呢？在我升高中的時候（1974年），也是這種推薦制度，沒有經過任何考試。我們班裡所有學習好的，沒有壹個上高中的；上高中的那些人是所謂貧下中農烈軍屬的孩子，可實際上首先是村幹部們的孩子，然後才輪到這些人。我們這些學習好的學生，沒有壹個出身好的，也沒有當官的孩子；奇怪的是，那些村幹部們的孩子和貧下中農烈軍屬的孩子，幾乎沒有壹個學習好的。這樣的推薦制度有何公正可言呢？這樣推薦上去的學生，其學習結果可想而知。有的人因為聽不懂高中課程而退學，不退學的，有的則因為聽不懂而愁得哭。
人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生活就像在壹個封閉的軌道裡，周而復始，看不到任何改變的希望。
當時的社會治安，確實比較好，極少發生失竊事件，幾乎是道不拾遺、夜不閉戶。其所以如此，是由於壹旦抓住小偷小摸，不是開批斗會，就是蹲監獄。然而，人們依然沒有安全感，因為政治的恐怖已經滲透到人們心中，說話必須小心翼翼，否則，假如哪壹句話說錯，不小心就成了“反革命”，輕者入監，重者死刑。另外的不安因素就是來自幫派之間的爭斗，有的地方動刀槍，聽說死了人。
現在來看那時的政策，其根本精神是把人的欲望壓到最低的程度，從而也就壓抑了個性的發展，個性完全被整體吞噬了，成為國家機器上可有可無的螺絲釘。這種精神與中世紀極其類似，尤其與歐洲中世紀類似。在這種種的做法磨煉下，人們最終被馴服，而且最後是自我馴服，人們在內心裡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壓抑自己，壹旦有自私的想法，就有負罪感，產生了類似於基督教“原罪”那樣的罪惡感，從而不斷地進行著自我教育，自我壓抑。這種對個體的壓抑壹定也伴隨著對於人的性欲的壓抑，這是人類歷史上普遍的規律（同樣的，人的解放，也壹定伴隨著性欲的解放）。
通過這樣的教育活動，人們徹底失去了獨立思考能力，上級說什麼就聽什麼，特別是毛主席說的話，就像林彪說的：句句是真理，壹句頂壹萬句。
盡管生活是這樣的艱難，可是沒有懷疑是社會的制度出了問題，更沒有人懷疑毛主席的做法是否正確。所以，當八拾年代初開始包產到戶、單幹的時候，大家都覺得別扭，甚至難以接受：這不是在復辟資本主義了嗎？
然而，就在實行單幹的頭壹年，也就是人民公社解體的第壹個年頭，田野裡的莊稼就給這種疑問以鏗鏘有力的回答：莊稼們壹反過去萎靡不振的狀態，爭先恐後地把自己的莖葉伸向天空，葉子油黑油黑的，壹棵棵莊稼又粗又壯，像壹個毛頭小伙子那樣充滿了旺盛的生命力。整個田野欣欣向榮，莊稼在微風中搖曳著，擁擠著，好像也按捺不住內心的喜悅。那壹年的產量，比頭壹年翻了壹兩倍。
這個事實足以表明，以前那些所謂“無比正確、不容置疑”的做法，是何等地違反人性！同時又證明了，擺脫思想桎梏後的群眾力量，是怎樣的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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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相對獨立的區域有六個村子，都以“硯疃”名之，我們村是最大的，故名為“大硯疃”。
就是在這樣壹個偏遠的村子裡，也能夠感受到“文革”的力量，雖然這力量已經很微弱。
“文革”時期的政治
“文革”的全稱叫“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它實質上首先是壹場政治運動，其次就是對於舊文化的清除。它開始於1966年，終結於1976年。“文革”開始的那年我已經7歲，盡管年齡小，沒有參加到“革命”中，卻有了清晰的記憶。
毛主席發布指示，“要打倒壹切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無產階級專政下要繼續革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這樣開始了。
最早的記憶是“游街”，那是“文革”剛開始時發生的事。那也是我們村在“文革”中最大的壹次活動，此後就再也沒有這樣的活動了；而在山的東邊，很多村子裡都形成了兩派，有時雙方還進行了武斗，動了刀槍。
被游街的有兩個人，壹個是書記，他是被揪出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另壹個是民兵連長（當時每個村都有民兵連），他是“保皇派”。兩個人被戴上了高帽子，就是用白紙糊成的尖頂的帽子。在全村伍條街道上游了壹遍，圍觀的人擠滿了街道，最後到大隊（那時全村有伍個小的生產隊，村這壹級因而也叫大隊）的會場上進行批斗。
“當權派”被揪出來了，那麼誰來掌握權力呢？當然是窮得發紫的人。大隊裡的管理機構更名為“革命委員會”，簡稱“革委會”。“革委會”的權力交給了全村最窮、且最沒有文化的人。可是，他只掌管了叁天的權力，其短暫的政治生涯就結束了，原因是他在蓋章的時候，經常把章蓋顛倒了，因為他不識字。
接著就是所謂的“破肆舊”，具體內容我忘記了，但總的說來就是與舊社會、舊文化有關的東西都要消除掉，包括舊的風俗習慣。印象最深的還是燒書。全村的書收繳上來，堆成了壹座小山，大約有壹米半高，應該有幾千本書吧，然後付之壹炬。那都是歷代的村民們積累下來的文化遺產啊！
地富反壞右（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可就遭殃了，加強了對他們的監管。只要有運動，他們都是首當其沖的人，大隊裡的貧農委員會主任可以隨時叫他們來訓話，有時還在村裡的大喇叭上訓他們：你們要老老實實，不要亂說亂動，不要夢想變天！
誰是地富反壞右，從他們走路的姿勢就能看出來：走路時他們低頭、含胸，邁著小碎步，從來不敢挺直腰板。他們目視地面，過往的行人視而不見，從來也不主動跟人打招呼，低人壹等的樣子。他們的兒子娶媳婦很困難，很多人不得不闖關東。
可是，以我的觀察，地主富農都是村子裡最有文化、最有教養的人，他們識文解字，待人禮貌。有壹次我隨父親在富農嚴復聲家裡做家具，我當時在讀《千家詩》，他告訴我說，古代的詩不是讀的，而是唱的，唱的根據就是每個字的平仄。他還以孟浩然的《春曉》為例唱了壹遍，可惜我沒有學會。他還寫得壹手好毛筆字，運筆嫻熟，懸腕而書，筆力遒勁，字體優美。他的幾個兒子先後去了東北，在那裡成了家，他後來也去了，死在了那裡。
然後就是紅衛兵運動。村子裡隔壹段時間就會放電影，曾經放過幾次“毛主席接見紅衛兵”，成千上萬的紅衛兵在天安門廣場上，人人手舉紅皮兒的《毛主席語錄》本，異口同聲地狂熱高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壹個個紅衛兵熱淚盈眶。紅旗、紅寶書（即《毛主席語錄》）、紅袖章（上書“紅衛兵”幾個字），天安門成了紅色的海洋。我們村子裡有個老紅軍的兒子也曾經去見過毛主席，人們羨慕得不得了。
村子裡也建立了紅衛兵組織。可是，有壹些出身不太好或者背景復雜的人不能加入。有個人的父親曾經參加過國民黨，不能加入這個組織。他為了表示自己的“忠心”，割破手指，用血書寫申請；即便這樣，也沒有能夠被接受。後來他也闖了關東。
毛主席發表了指示，說“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階級斗爭，壹抓就靈”；於是，村裡便不斷地抓出壹些“暗藏的階級敵人”。有個人的父親被揪了出來，在街上示眾，因為他曾經給國民黨幹過事。他兒子為了表示自己的進步和忠心，就與父親劃清界限，在示眾的時候帶頭高呼口號，叫著他爹的名字喊：“打倒某某某！”
村裡還成立了紅小兵組織，本人也參加了。這個組織的活動是在村頭站崗放哨，盤問過往的行人。由於階級斗爭觀念的深入，看見任何陌生人都覺得像階級敵人。當時與這些過往的行人打招呼的方式也很特別，跟對暗號似的，我們說“階級斗爭”，他得回答“壹抓就靈”，答不上來就被懷疑是階級敵人。
在林彪事件之前，壹直批判的對象是劉少奇，他從“文革”壹開始就是毛主席的對手。記得小學語文課本第壹課是“毛主席萬歲！萬萬歲！”，第贰課是“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第叁節課似乎就是“打倒叛徒、內奸、公賊劉少奇！”還配有丑化劉少奇的漫畫。只要提到劉少奇，就必須加上前邊那幾個形容詞，以至於感覺它們成了劉少奇專用的詞匯了。由於這種長期的丑化，當時覺得劉少奇這個名字也很難聽，直到現在，我從情感上也很難對劉少奇有好感，就是由於那時這種灌輸造成的。
毛主席還非常關心人民的吃飯問題。記得有壹年發了壹篇最高指示（那時毛主席的話壹概叫做“最高指示”，在出版物中，最高指示壹律用大壹號的黑體字標出），教導人們怎樣吃飯，說“忙時多吃，閒時少吃，冬天要半幹半稀”。農民們把這些話貼在灶王爺的位置上。不過，好像也沒有按照這些指示去吃飯。
當時流行壹句話，叫“靈魂深處鬧革命”，目的是要清除人們的私心，使人們對於自己的私利在心中連想壹想的念頭都沒有，這叫做“狠斗私字壹閃念”。所以，當時我們在學校裡寫的作文，幾乎就是壹種自我檢查，即使沒有私念，也要說成有，然後再表示自己的決心。
為了洗刷人們心中的私念，所有的人都必須背誦“老叁篇”，即叁篇著作《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農民們白天勞動，晚上則進行背誦比賽。伍個生產隊的社員們（當時的“鄉”叫做“人民公社”，每個農民都是社員）進行比賽，集體背誦老叁篇。農民們大多不識字，這實在難為他們，很多人混在人群裡濫竽充數。
同時還進行各種憶苦思甜活動。晚上常開會，唱憶苦思甜的歌曲。最有名的是壹首哭淋淋的《天上布滿星》，那曲子極其悲慘，聽起來像是在哭，歌詞則充滿了對舊社會的仇恨：“天上布滿星，月牙亮晶晶，生產隊裡開大會，受苦把冤伸。萬惡的舊社會，窮人的血淚很，地主鞭子……”唱到這裡，人們已經淚流滿面。村裡有“毛主席澤東思想宣傳隊”，把本村地主富農剝削人的故事編寫成戲劇，不時上演。另外就是吃憶苦思甜飯，用樹葉子加上壹點米面，做成飯團子，給大家吃。不過，說實在的，當是覺得那飯團子其實挺好吃，沒有感覺到“苦”。
經過這樣壹番教育，除了那些從舊社會過來的人，沒有人不感到新社會好、舊社會惡了。舊社會成了壹團黑，沒有任何可稱道的了。
這樣的宣傳之後，年輕人對於地主、富農便不再有好感，感覺他們沒有壹個好東西。可是，我從老人那裡了解到，其實那些地主不僅不壞，而且很好。土改時，為了完成指標，我們村的地主嚴復常被確定槍斃。在送往鄉公所的路上，押送他的史德富故意到高粱地裡解手。然而，回來時發現嚴復常依然站在那裡。史德富發火了：“你怎麼那麼嘲（傻）啊？”嚴復常說：“我知道你的意思，可是我跑了你怎麼辦啊？你還有老婆孩子呀。”有這麼“壞”的地主嗎？
那時對待西方則采取了壹種敵對的態度，到處可以看到這樣的口號：“打倒美帝國主義及其壹切走狗！”“打倒美帝、蘇修！”
紅寶書每人壹冊，家家都有。不過，實際上並沒有人看，因為多數人不識字。這寶書很快變成了針線盒子，上面插滿了針。此外還發行了大量毛主席的像章，各種各樣的都有。壹開始大家對這些像章態度很嚴肅，認真地別在左側胸部的衣服上。後來發行得越來越多，也就不那麼珍惜了，也沒有人再掛在胸前，最後以至於在施農家肥的時候，可以從糞堆裡找出很多像章。
在林彪出事之前，大約70到71年，每家堂屋（正屋）都修建了壹座“寶書台”，下邊是壹個較窄的底座，上面有叁層，成金字塔狀，高約壹米贰叁的樣子。在最高的那壹層放著毛主席的石膏雕塑的半身像，整個台子的顏色也是白色的。
壹開始還是挺嚴肅的，台子上擺著紅寶書。飯桌就在寶書台前，每次吃飯之前，全家人要站起來向毛主席的雕塑鞠躬，且呼喊如下口號：“祝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林副統帥永遠健康！永遠健康！”然後才坐下吃飯。然而，過了壹段時間以後，不僅這個儀式沒有了，而且台子上放上了鍋碗瓢盆，毛主席的石膏像就坐落在這些瓢盆的中央。不知什麼時候，台子也拆除了。
1971年9月13日，林彪逃的飛機在蒙古國境內掉了下來。這個消息過了很久，大約半年的時間才以小道消息的形式傳到山村，然而大家都不敢明目張膽地說，只能偷偷地耳語，帶著拾分驚恐的表情；後來終於有了正式傳達，然後就有了壹個傳說，說有人在那壹天看到了壹個巨大的火球出現在西北的地平線上。
然後，有人說，原來就覺得他像個“奸臣”！賊眉鼠目的。
於是，就有了“批林批孔運動”，說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團，就必須批孔，因孔丘是他的老根兒。現在看來何等荒唐，實在是風馬牛不相及。老百姓根本不懂得這些，也沒有人去關心此事。
但是大家都很恐懼，怕出問題，於是就把所有與林彪有關的東西銷毀了，或者把他的兩個眼睛戳上個洞，因為《毛主席語錄》的扉頁上有他兩個人的合影，《毛主席語錄》是不能銷毀的，只能采取這個辦法。
中間還有什麼抓“伍壹六”分子運動；1974年到75年，還有“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是批判鄧小平的。
“文革”剛開始時，村子裡還有點動靜，到了後來，什麼運動也都變成了壹個儀式了，就是大隊裡貼幾張大字報，喇叭上念幾篇稿子了事。壹次壹次的運動，老百姓都麻木了。老百姓本來就不懂得這些所謂的政治，因而並不怎麼關心，因為跟老百姓也沒有什麼關系，而且大家生活都很艱難，也沒有心思去關心這些。
毛主席的形象已經深入人心，因為“他是我們的大救星”，這是歌曲《東方紅》裡的歌詞，人們每天不知要唱、聽多少遍。前已提到，毛主席的話被稱作“最高指示”，壹旦他有新的指示發布，都要提前通知全村人，幾點幾點大家收聽。壹般都是晚上八點，也就是“新聞和報紙摘要節目”。現在我已經多年沒有聽這個節目了，那時早上六點半也有，節目開始時奏《東方紅》歌曲，晚上開始時奏《國際歌》。
當時村裡除了工人家以外，農民們沒有收音機，壹般人家連小廣播也沒有，我們家有壹個小廣播喇叭，也算是少見的了，常常聚集了壹些人來聽。這個小廣播是有線廣播，與縣廣播站連線。
每次發布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大家都很激動，尤其是快到發布時間的時候。大家平心靜氣，期待著新的聲音；當然，不是毛主席自己的聲音，而是播音員播送的。聽完了以後，大隊裡還要組織學習。
毛主席已經被嚴重神化了，以至於我那時從來沒有想到過他也會拉屎、尿尿，也會打噴嚏，更沒有想到過他會死。他簡直就成了神。因此後來他死的時候，我感到很震驚：他不是萬壽無疆嗎，怎麼會死呢？人們都不敢用“死”這個字，而是說“沒了”。因此，那天的情景至今記憶猶新：
那是下午叁點，那天似乎正好是中秋節（官方公布的死亡日期是陽歷1976年9月9日，但那時我們村子裡都用農歷紀年，不知道有陽歷，至少農民不知道，我本人也不知道），我正在田野裡掰玉米棒子（就是把玉米從莊稼上弄下來，收回去），突然聽到大隊的喇叭響了，接著就聽到了哭壹樣的聲音：“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偉大的導師……毛澤東主席……逝世”。聽到這個消息，我腦子裡壹陣空白，好像天塌了壹般。大家也都很擔心，中國該怎麼辦呀？那種感覺，比死了家長還要嚴重，好像離開了毛主席就不能活了。
我們管理區（由我們山西邊的村子和山東邊的幾個村子組成）在山東邊的藍家管莊設了靈棚，開追悼會那天，所有的人都去了，我也去了，大家排成對，面對毛主席像鞠躬，很多人痛苦失聲。我本來也想哭，但不知道為什麼哭不出來。
過了壹段時間，傳來了粉碎“肆人幫”的消息，理論上說，“文革”也就結束了。當然，又開始了批判“肆人幫”的運動，所有的壞事都被推到“肆人幫”頭上。
接毛主席班的是華國鋒，稱為華主席。對華主席的印象有兩個：壹是他曾經改了國歌的歌詞，改成了“跟著領袖華主席，前進！前進！”不過，前進了沒有多久，又改回去了。
第贰個印象便是我們村子裡產生了壹起與他有關的冤案：村裡有位老兄閒著無聊，在田野裡幹活休息時議論了幾句，說“我要是‘肆人幫’，就拿槍把華國鋒崩了他！”結果，被壹個小伙子告了密，成了“現行反革命”，判了柒年徒刑。後來那個小伙子也沒得好死，死了老婆後精神有些不正常，不久自殺了。這大概是“文革”在我們村子裡遺留下的最後壹場悲劇了。
通過這壹系列的政治運動（實際上是整人運動），恐怖的情緒被灌輸到每個人的心中。人與人之間形成了相互的提防和隔膜，沒有人敢說真話，因為任何真話都有可能成為罪證，都有可能被人告發。即使私下裡說話也是如此，原因是當時鼓勵告密，誰告密就受到嘉獎，因而差不多是“道路以目”，人們相遇時只能打哈哈。
即便是自家人在家裡說話也非常謹慎，總覺得有人在房子後邊偷聽。聽收音機偶爾撥到台灣對大陸的廣播，得趕緊撥過去，據說誰偷聽“敵台”，公安局立刻就知道。而且聽慣了“文革”時期收音機裡高亢、嘹亮聲音的耳朵，再聽台灣播音員的聲音，感覺非常刺耳，簡直就是“黃色聲音”。
傳統的人倫當然也幾乎破壞殆盡，既然“造反派”可以造任何人的反，既然誰都可以整，既然父子可以斷絕關系，還有什麼不可以的呢？
“文革”時期的愛情觀念
在“文革”的詞典裡，沒有“愛情”這個詞，因為那是資產階級的東西，是要堅決反對的；也很少使用“愛”這個字，往往是用“熱愛”，比如“堅定地熱愛社會主義”、“熱愛毛主席”等。
人與人之間只是壹種階級之愛，有對於解放軍的熱愛，有對於無產階級的愛（然而這只是口頭上的，因為實際上誰都不願意當無產階級）。特別強調出身，可以說是唯出身論，只有貧下中農才能夠當兵，因而凡是當兵的都是根紅苗正的，所以不僅社會上壹般人對當兵的有好感，而且姑娘們也趨之若鶩，當了兵，找媳婦就可以挑挑揀揀。
至於男女之愛，則是拿不到台面的事，這方面的觀念是極端保守的，可以說還停留在中世紀的水平。在農村幾乎依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由戀愛被認為是有傷風化的行為，是嚴格禁止的。誰家的女孩自由戀愛了，是很丟人的事。有壹位外村姑娘與我們村的小伙子戀愛，結果轟動了周圍幾個村莊，女孩被家人關了起來。即便領了結婚證，同居也是禁止的，被認為是壹種流氓行為。
這種觀念表現文藝作品裡，就是作品中的男女幾乎都是單身，根本沒有愛情故事，甚至連兩口子都很少。“八塊樣板戲”中不僅沒有愛情，而且連兩口子都不同時出現，甚至另壹方根本就不出現，配偶要麼死了，要麼外出了。《紅燈記》裡叁位主人公——李玉和、李奶奶和李鐵梅，均為獨身。《沙家浜》中的阿慶嫂有丈夫，但他“到上海跑單幫去了”；《龍江頌》中江水英去大隊長家做工作，問大嫂哪裡去了，回答說“開會去了”。
那時候最侮辱人的話是“流氓”，這個詞特指在男女關系方面不幹淨。說壹個人是流氓，是最嚴重的人格侮辱。壹個人如果有這樣的作風問題，不僅是壹個道德問題，還是壹個政治問題，領導要過問，甚至還要開批斗會，改造他的思想。“作風問題”是最有損面子的問題，壹個人壹旦被指為有這個問題，就無法在人面前抬起頭來，因而許多人因這類錯誤而闖了關東。村裡有個人被指為有男女關系，於是就進行改造：當我們幹活休息的時候，他得站在太陽底下，手別在腰後邊，彎著腰，曬太陽。後來他只好逃到東北去了。如果壹個人與多個人有性交往，那麼就是嚴重的“淫亂罪”，是要判死刑的。
戀人之間互稱同志，戀愛不叫戀愛，叫革命友誼。性愛方面的知識就更是空白，人們只能偷偷地去尋找。男女之間的交往極其嚴肅，保持著很大的距離，哪個男人要是有這方面的壹點點表示，就被認為是思想不幹淨。女孩子胸部發育起來，會感到羞愧，要用布勒緊，甚至含胸，免得被人看出來。
這種觀念到了八拾年代初依然存在，對於壹些病態的心理也當作道德問題來處理。記得上大學時（那時雖然文革已過，但觀念依然沒有大的改變），有天夜裡人聲轟然，原來，有個年輕老師經常偷女生的內衣，還去女廁所，被人抓住了，他逃跑的時候被體育系的學生捅了壹刀子。當時覺得這樣的事情是駭人聽聞的。不言而喻，他受到了嚴厲的處分。現在看來，他那其實是壹個心理問題，並非嚴格意義上的道德問題。
在性愛觀上的這些現象，實際上是普遍存在的禁欲主義的壹種表現。對於人的種種欲望，采取壓抑甚至消除的態度，對於性愛當然也是限制到最低程度。各種政治運動，尤其是紅衛兵運動，都起著抹平男女性別差異的作用，女紅衛兵個個都男性化了，所謂的“不愛紅裝愛武裝”，她們不僅穿軍裝，而且折磨起人來壹點也不比男紅衛兵遜色。
現在有些人美化那時候的愛情，認為那時的愛情純潔、美好，這純粹是壹種誤導。那種所謂愛情是建立在愚昧、無知基礎上的，是人性高度壓抑狀況下的壹種表現，實質上是壹種精神戀愛，因而是畸形的，是不值得提倡的，因為它違反人性。
“文革”時期的文學與文藝
“文革”時期的文藝，完全是壹種政治的符號，幾乎沒有藝術性可言，因為政治代替了藝術，成為政治的工具。所以，文藝作品都是政治觀念的圖解，幹巴巴的，沒有人性。
由此致使文藝作品沒有個性，千篇壹律，全都表現階級斗爭，表現無產階級如何戰勝壞人；人物臉譜化，凡是壞人都長得賊眉鼠眼，面色青黑，似乎營養不良，而正面人物則形象高大、英俊、雄壯、威武。
“文革”以前的小說都被列為禁書，禁止出版，人們只能從私人渠道秘密閱讀。當時書店裡賣的最多的是浩然的作品，《艷陽天》和《金光大道》，這兩部書也是當時最有藝術性的小說，其他小說則幾乎無法卒讀，詩歌純粹是政治口號。浩然這兩部作品之所以還有點藝術性，可能是由於它們是“文革”之前寫的，前壹部更好壹些，寫得較早，而後壹部的寫作壹直延續到“文革”。而且他本人就出身於農民，長期生活在農村，對於農民有深刻的觀察和了解。書中所描寫的人物雖然也有臉譜化的傾向，但不嚴重，大多都栩栩如生，甚至可以在我們村裡找到原型。“文革”時期出版的其他小說則直接是政治觀念的圖解。
“文革”以前的歌曲全部被禁止演唱，包括現在所謂的那些“紅歌”，如《洪湖赤衛隊》插曲、歌劇《東方紅》裡的插曲等等。舊京劇也被當作“肆舊”禁止演唱。不過，這些歌曲和京劇，村裡很多人還會唱，在私人場合也有時會聽到。我們隊的張有勝就會唱很多“文革”前的歌曲，非常好聽，與“文革”歌曲完全是不同的風格。我父親他們那壹幫朋友，都喜歡舊京劇，大多數會唱幾句。唱得最好的是嚴春嶺，他尤其善於唱《肆郎探母》，我父親會拉京胡，給他伴奏。有壹次春節時在我們家唱《肆郎探母》，引來了滿院子的聽眾。當然，這只能在我們家裡唱。那時聽著《肆郎探母》這個劇名，就覺得很“封建”，很刺耳。偶爾從收音機裡聽到台灣的歌聲，要趕緊撥過去，那時聽起來就是壹種靡靡之音；有時聽到鄧麗君的聲音，感覺那就是黃色歌曲了。
“文革”式的歌曲，歌詞基本上都是口號式的，曲子則是進行曲，極少有抒情歌曲。那些歌曲，聽起來像是呼口號。最典型的是《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其歌詞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嗨！就是好！就是好來就是好就是好！”簡直是在抬杠。但間或也有富有人情味的歌曲，如《老房東查鋪》，就很抒情。
“文革”期間只有革命歌曲，以至於“革命歌曲”成了歌曲的代名詞。當時是貧下中農管理學校，有壹天有個學生唱的歌曲不是革命歌曲，結果被貧下中農聽到了，他向領導打報告說：那個學生唱“黃色革命歌曲”！
八部樣板戲的詞政治味道極濃，就它們所表現的政治傾向來說，作為壹個整體的藝術作品而言，不該肯定，但曲子卻有值得稱道之處，有很多抒情的成分，這些曲子有壹定的人情味，有個人的情緒在裡邊。《智取威虎山》裡的楊子榮、少劍波、李永奇、《沙家浜》裡的阿慶嫂、郭建光和刁德壹都唱得極好。
由於看了無數遍，加上我們村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還排練和演出了《智取威虎山》全劇，以至於那時的孩子們都能夠全部唱下來。
“文革”前所有的電影幾乎都禁止演出，唯有幾部可以演的，便是《英雄兒女》《鐵道游擊隊》《地道戰》《地雷戰》等，《上甘嶺》那樣的影片都不允許上演。這些電影還算好的，因為是“文革”之前拍攝的，尚有壹定的藝術性；“文革”時期拍攝的電影直接就是形象化了的政治符號，比如《決裂》《春苗》等，反映“文革”中出現的所謂新生事物，如前者就是反對上大學進行文化考試，主張要看誰手上的繭子厚誰上學。我父親看了這個電影後說：我手上的繭最厚，為什麼沒有人來找我去上大學？可見這個政策之虛偽，上大學的人實際上大多都有關系，沒有關系的也只是樹幾個典型而已。
文革時期的文藝作品所塑造的人物，正面的人物都只考慮國家的事，從不考慮自己的事，他們口裡說出來的話沒有壹句是屬於自己和涉及到自己的，因此他們是沒有個性的，因為所有作品裡的英雄人物都壹個性格、壹個腔調說話；而反面人物倒是更有個性壹些，因為他們自私自利，只考慮自己，比如《沙家浜》裡的刁德壹和胡傳奎、《紅燈記》裡的鳩山和《智取威虎山》裡的灤平與座山雕，都栩栩如生。所以，這些反面人物倒顯得更真實。
由於沒有別的電影可看，每次放的都是那幾部電影，結果，孩子們都已經背上了每壹個情節，壹邊看壹邊說：你看他要拿手槍了，或他要笑了。
當時能夠看到的外國電影，只有阿爾巴尼亞的、朝鮮的，偶爾還有越南的。那些電影雖然也是跟中國的電影壹樣，貫穿著類似的觀念，但是卻有壹定的藝術性，而且風格與中國電影也大為不同，因而給人耳目壹新的感覺。阿爾巴尼亞的電影，我記憶最深的是《第八個是銅像》；越南的電影看過壹次，但記不清名字了；朝鮮電影最轟動的是《賣花姑娘》，很多人走叁拾裡路到縣城的影院去看，後來到山東邊的藍官莊放映，據說由於過於擁擠，踩死了壹個人。
總起來說，這個時期的文藝作品單調乏味，品質單壹，存在著嚴重的概念化，創造的原則是所謂的主題先行論，實為政治概念翻版論；它們無壹不是歌頌紅色革命者的偉大與勝利，無壹不是控訴舊社會的黑暗，無壹不是消除人的個性，無壹不是強調個體犧牲自己，獻身於所謂的整體；缺少人情味，均為政治觀念的符號，甚至是政策的形象化。經過這樣的洗禮，人們的思想就變得單壹而單純了。因此，不難理解，這種所謂的單壹與單純，實質便是愚昧和無知。
“文革”時期的物質生活
從小聽到的都是社會主義好、舊社會壞，因而從來沒有懷疑過我們過的是幸福生活；盡管當時的生活極其艱難，勉強能夠維持生存，也聽父輩的人說過“大躍進”和叁年饑餓的悲慘狀況，但從來沒有懷疑過社會主義好。因為，人們已經徹底地失去了懷疑的能力和可能。所以，當感官上的感受與觀念相矛盾的時候，寧願相信觀念也不相信感官和現實。
在我們耳邊經常聽到的是：全世界叁分之贰的人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因此我們壹定要解放全人類；我們壹定要解放台灣，因為台灣人民還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可是，後來改革開放以後，我們發現事情似乎正相反。那時候真的覺得我們很幸福——盡管不知道幸福在什麼地方，因為當時完全信息閉塞，我們對於外國甚至國內的其他地區壹點也不了解，所知道的都是形勢大好的消息。
全大隊為壹個核算單位，但具體的勞動則由伍個生產隊各自組織。各個生產隊有自己的管理組織和單獨壹套物質生產資料，如牛、驢、農具、土地等。每天大家壹起勞動，在同壹塊地裡鋤地或撒種。那種勞動方式當然也有它的優點，大家壹邊勞動壹邊說笑，很愉快，也有壹種歸屬感。然而，效率很低，常常是晚出早歸，誰都不願賣力氣幹活，因為幹多幹少，最終的結果都與自己無關，缺少幹活的動力。
田野裡的莊稼萎靡不振，稀稀落落，產量極低。收入就更不用說了，幹壹年活，到頭來常常不僅分不到錢，家裡勞力少的反而還要向隊裡交錢。幹壹天活，也就是壹個工日，壹般幾分錢，多的時候也就壹毛錢。最好的壹年，大隊裡壹年掙了叁萬塊錢，那年每個工日壹塊錢，那是相當高了，在我們那壹帶轟動壹時。這個成績的取得，是因為那年的副業搞得特別好，大隊裡開設了染坊、木匠鋪、鐵匠鋪、縫紉鋪等。然而這種情況是非常短暫的，只有這壹次。
人們幹活沒有勁頭，還有另外的原因，這就是生活太艱苦了，吃著最粗糙的食物——地瓜。地瓜的生命力強，產量高，所以大隊裡種的幾乎全是這種莊稼。可是，這種東西吃到肚子裡，由於那時肚子裡沒有油水，就從胃裡往上翻酸水，那個難受勁兒，壹言難盡。而且地瓜沒有什麼營養，很快就會餓，幹壹會兒活就沒有勁兒了。可以看到，在土地上幹活的人們少氣無力，精神不振，如同那些發蔫的莊稼。
很多老人們說，在人民公社的生活，還不如給地主打長工。嚴安福就是這樣說的。論輩分，我叫他大爺。他常說，在劉驗農家當長工，生活比現在強多了，整天吃白饅頭。劉驗農是我們村有名的地主，土改時被處死了。我聽了他的這個說法，感到他很“反動”，心裡犯嘀咕：不是社會主義好嗎？不是舊社會窮人受地主壓迫嗎？他這個打長工的人為什麼還懷念舊社會、說地主好呢？
實際情況真是如此，村裡的地主只不過是通過勤儉過日子積累了壹些錢，買了幾拾畝土地，自己種不過來，需要雇傭鄉親們幹活。他們必須把最好的飯菜給打工的吃，否則幹活的人就會偷懶，甚至搞破壞活動。有壹次他們到別的村裡給地主幹活，早上和中午都沒有吃肉，大家很有意見，下午幹活時就把栽上的秧苗都輕輕地往上拔了壹下，這樣肯定就活不了了。到了吃晚飯時，大魚大肉地上來了，他們後悔不迭，壹邊吃飯壹邊說：可惜了！可惜了！所以，與人們對於舊社會的所謂“控訴”相反，地主倒是吃糠咽菜的，地主們倒是受長工的欺負。
國家為了發展農業，樹立了大寨這個榜樣。學它什麼呢？學它艱苦奮斗，學它改造山河。然而學習的結果並不理想。山嶺上的土地土質本來就薄，經過改造，也就是深挖，把原來可以種莊稼的松土層底下的生土翻了上來，那些生土都是還沒有軟化的渣子，莊稼由此長得更萎靡了。為了擴大土地種植面積，把存在了幾百年的祖墳也挖了。在村外西南角，有個很大的嚴家林，埋葬著嚴家世世代代的祖先，數百棵古老的柏樹籠罩著幾百座墳墓，大多數樹有壹抱那麼粗。這些墳全都挖出來，有後人的埋到了山坡上，沒有後人的就沒有再立墳，骨頭不知道扔哪裡去了。
經過這些改造，依然沒有起色，艱難的生活照舊進行著。全村農民沒有壹輛自行車，沒有壹個人有手表。只有吃國庫糧的人（即給公家幹活的人）才有自行車和手表。那麼農民們怎樣來計算時間呢？看太陽。計算早上時間的單位是“杆子”，如說“太陽幾杆子高的時候”。至於這個“杆子”有多長，就憑感覺了。中午時間的計算，是在地上插壹根棍子，看太陽照的影子，影子正南正北的時候，就是拾贰點，這時就可以收工了。
當時縣城周圍的農村比較發達壹些，農民們多數有手表。那時我們村裡的人們也曾經說：什麼時候我們也能夠像他們那樣啊。說那話的口氣完全是絕望的，根本沒有那種可能性。由於養成了這種習慣，以至於後來實行改革以後，有些追趕時髦的年輕人剛帶手表的時候，人們嘲笑說：莊稼人帶什麼手表，看太陽就行了，有錢燒的！
壹年當中，吃不了幾次餃子，也吃不了幾次肉。有的人家富裕壹點（主要是村裡的幹部們），不過節也經常吃餃子，有人就笑話說，不過年吃什麼餃子！大多數人家也就過年的時候生活才會好壹點。所以，孩子們期盼著過年，可是那個“年”總是遙遙無期，好像在故意躲著孩子們，壹年簡直像壹個世紀那麼長。有時煮壹鍋地瓜幹，人吃剩下就喂豬，人與豬吃著同樣的飯食。至於養的豬，可想而知，總是像個瘦猴子，不長肉，人都吃不飽，何況是豬！
全家人壹年就吃壹壇子花生油。因而買豬肉的時候壹般都想買肥的，以便熬出油來炒菜吃。那時候的豬本來就長得瘦肉多，肥肉少，而買的人又多，那就得需要有熟人，認識賣肉的才能夠買到肥肉。當時的豬肉不准許個人買賣，只有公家的壹個窗口可以出售。
肉、糧食、布匹也不是隨便買的，要憑肉票、糧票和布票，沒有這些票，有錢也買不到。壹切都由國家定量供應。個人的自由買賣完全禁止，被作為“資本主義尾巴”鏟除。
我們家的花生油掛在房梁上，可能是怕老鼠偷油吧。沒想到人也偷油吃呢。有壹次父母沒在家，我和弟弟踩著板凳，用壹根筷子插進油壇子裡，將筷子上的油抹到煎餅上，撒上壹些鹽粒，吃起來那個香啊，無法形容。以後再也沒有吃過這麼香的東西。那種感覺定然是由於肚子裡缺油水而造成的。
剛才說到了吃，還有穿和住。住還算好辦，山上有石頭，可以用來壘牆；山上有壹種植物叫黃草，非常耐腐爛，可以用來做屋頂。穿就不那麼好辦了。買公家織的布，很貴，沒有錢買不起；只有自己織布穿。秋天，棉花收下來以後，婦女們就忙碌起來，家家都有紡線車。線紡完了，交給織布的。村裡有幾家專門織布的，其中最有名的是嚴新興，他家有個土織布機，是用木頭做的，相當復雜。我見過他織布的樣子，手腳並用，非常忙活。從織布的家裡拿來織好的布，再拿到染坊去染色。村裡有名的染布匠是張單庭，他能夠染出帶花的布。所有的布都是壹個顏色：深藍色。所謂花布，就是布上面有壹些白點和白色的圖案而已。
夏天還好辦，衣服多些少些都無所謂。常見有人穿的幾乎是衣不蔽體，短褲的邊緣處像是被風吹了好久的紅旗那樣，飄著很多帶子。衣服上的補丁，是補了又補，很難見到新衣服，以至於剛穿新衣服時覺得不好意思。
冬天的日子就不那麼容易過了。那時候的冬天似乎特別特別的冷，它好像總是和窮人作對，無論穿多少衣服，都覺得寒冷難耐。其實，那可能是因為身體裡沒有熱量的緣故，身上全是瘦肉，沒有脂肪，當然就不耐寒。孩子們雖然穿著很厚的棉褲，可是腳後跟依然被凍壞，直到來年夏天，凍瘡才會消失。孩子們的後脖子中間都有壹道很深的溝，大人說那是“饞窩子”，意思是：有這道溝意味著饞。現在看來，那哪裡是什麼饞？分明是缺營養的標志。
床上沒有褥子，鋪著的就是涼涼的席子，席子底下鋪著壹些秫秸，還有壹些草。剛躺下的時候，席子冰冷，感覺像躺在冰塊上。屋子裡也是很冷，最冷的時候，早上醒來鼻子上是壹層白白的霜雪。
然而奇怪的是，人們卻很少得病。孩子們也都很健康地活著，因為生病而死的很少。
生活的艱難使很多小伙子找不到媳婦，村裡有不少的光棍。沒有辦法，總要傳宗接代，於是有人就想出了“換親”這種方式：就是把你的妹妹嫁給我，我的姐姐嫁給你。不用說，這種方式大多是以違背女性意願為前提的。這種情況下，男方要麼是家裡窮，要麼是長相差或者年紀大，女子們也只好委曲求全了；也有性子剛烈的，寧願自殺，也不換親。
至於說到公平，實在是從來沒有感受到過。農民們的日子度日如年，而書記家的日子卻有滋有味。村裡有點權的人，無不為自己撈得多壹些。
在經濟上，國家的口號是“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不允許任何形式的個人經濟存在，每家只有壹小塊菜地；有的人幹點私活或到集上去賣點東西換點錢，就被認定為資本主義，開他的批斗會。
在教育制度方面，更是表現出不公平。那時的上學制度不是通過考試，而是推薦；推薦的標准是“又紅又專”，即是說出身好、思想進步，同時又學有所長。可實際情況怎麼樣呢？就國家層面說，當時有個很轟動的事情，就是張鐵生事件。記得他是上山下鄉的城裡青年，他在參加“共產主義勞動大學”（那時候的大學都要在前邊加上這個形容詞；學生在按照上述標准選拔出來以後也象征性地進行文化考試）考試的時候，沒有答題，而是發了壹通牢騷，說天天勞動，沒有時間復習，怎麼能夠答得上來這些題；還批判了考試制度。結果，這個事情上了報紙，他不僅被錄取了，而且成了人們學習的典型。於是，連最簡單的考試也取消了。
我們幾個村裡又如何呢？在我升高中的時候（1974年），也是這種推薦制度，沒有經過任何考試。我們班裡所有學習好的，沒有壹個上高中的；上高中的那些人是所謂貧下中農烈軍屬的孩子，可實際上首先是村幹部們的孩子，然後才輪到這些人。我們這些學習好的學生，沒有壹個出身好的，也沒有當官的孩子；奇怪的是，那些村幹部們的孩子和貧下中農烈軍屬的孩子，幾乎沒有壹個學習好的。這樣的推薦制度有何公正可言呢？這樣推薦上去的學生，其學習結果可想而知。有的人因為聽不懂高中課程而退學，不退學的，有的則因為聽不懂而愁得哭。
人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生活就像在壹個封閉的軌道裡，周而復始，看不到任何改變的希望。
當時的社會治安，確實比較好，極少發生失竊事件，幾乎是道不拾遺、夜不閉戶。其所以如此，是由於壹旦抓住小偷小摸，不是開批斗會，就是蹲監獄。然而，人們依然沒有安全感，因為政治的恐怖已經滲透到人們心中，說話必須小心翼翼，否則，假如哪壹句話說錯，不小心就成了“反革命”，輕者入監，重者死刑。另外的不安因素就是來自幫派之間的爭斗，有的地方動刀槍，聽說死了人。
現在來看那時的政策，其根本精神是把人的欲望壓到最低的程度，從而也就壓抑了個性的發展，個性完全被整體吞噬了，成為國家機器上可有可無的螺絲釘。這種精神與中世紀極其類似，尤其與歐洲中世紀類似。在這種種的做法磨煉下，人們最終被馴服，而且最後是自我馴服，人們在內心裡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壓抑自己，壹旦有自私的想法，就有負罪感，產生了類似於基督教“原罪”那樣的罪惡感，從而不斷地進行著自我教育，自我壓抑。這種對個體的壓抑壹定也伴隨著對於人的性欲的壓抑，這是人類歷史上普遍的規律（同樣的，人的解放，也壹定伴隨著性欲的解放）。
通過這樣的教育活動，人們徹底失去了獨立思考能力，上級說什麼就聽什麼，特別是毛主席說的話，就像林彪說的：句句是真理，壹句頂壹萬句。
盡管生活是這樣的艱難，可是沒有懷疑是社會的制度出了問題，更沒有人懷疑毛主席的做法是否正確。所以，當八拾年代初開始包產到戶、單幹的時候，大家都覺得別扭，甚至難以接受：這不是在復辟資本主義了嗎？
然而，就在實行單幹的頭壹年，也就是人民公社解體的第壹個年頭，田野裡的莊稼就給這種疑問以鏗鏘有力的回答：莊稼們壹反過去萎靡不振的狀態，爭先恐後地把自己的莖葉伸向天空，葉子油黑油黑的，壹棵棵莊稼又粗又壯，像壹個毛頭小伙子那樣充滿了旺盛的生命力。整個田野欣欣向榮，莊稼在微風中搖曳著，擁擠著，好像也按捺不住內心的喜悅。那壹年的產量，比頭壹年翻了壹兩倍。
這個事實足以表明，以前那些所謂“無比正確、不容置疑”的做法，是何等地違反人性！同時又證明了，擺脫思想桎梏後的群眾力量，是怎樣的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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