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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她的错》:支配性男性气质下的"母职困境"
《都是她的错》:支配性男性气质下的"母职困境"《都是她的错》:支配性男性气质下的"母职困境"
被剥夺的母职
《都是她的错》层层反转后，“她”最终指向了保姆凯莉，是她偷走了麦洛。但这个被贴上“绑匪”标签的底层女性，其实是一个被社会结构层层剥夺的受害者。
首先值得关注的是，为什么保姆常常是“她”？剧中玛丽莎和珍妮两个家庭雇佣的安娜与凯莉都是女性，这并非偶然，而是现实中照料劳动女性化的缩影。
照料劳动，包括育儿、家务、看护等传统上被视为家庭内部的工作，在社会观念与经济结构中被默认为女性的天职。但与此同时，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照料劳动虽然不可或缺，却被系统性地低估其经济价值。家政工、保姆等工作往往低薪、无保障、缺乏职业晋升通道，成为“低价值劳动”的代名词。男性因社会地位与薪酬期望较高，普遍不愿进入这一行业，女性尤其是底层女性，因教育资源有限、就业机会狭窄，在筛选机制下被牢牢锁定在“照料者”的角色中。
而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的结合，让女性照料者不仅在国家内流动，也在国际间流动，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边缘女性成为保姆，比如凯莉出身美国底层，也包括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底层女性，如剧中的安娜来自智利，她成为美国一个中上流家庭的保姆……父权制下女性的“天职”被转化为全球市场中的廉价劳动力，完成了照料劳动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分配，催生了横跨国界的“全球照料链”，女性照料者在结构性压力下成为可流动的“商品”，用情感劳动的输出支撑着无数富有的或者中产家庭的运转。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的合谋，既维持了性别分工的秩序，又通过阶层分化将照料成本转嫁给最脆弱的女性群体。
底层女性不仅在经济上被剥削，她们在母职上也常常被剥夺。一种很普遍的情形是，很多女性照料者本身也是母亲，她们被迫在“照料他人孩子”与“陪伴自己孩子”之间做出抉择，她们用自己母职的残缺，成全了中上层家庭母职的完整。当母职从一种生命体验被异化为可出售的劳动力商品时，这些女性失去的不仅是与子女共处的时光，也是作为母亲的主体性存在。
凯莉所遭遇的，是比这更为彻底的剥夺——她连作为母亲的合法身份与权利都被系统性褫夺。真相令人心碎：六年前的车祸中，彼得偷走了她健康存活的孩子。她明明感觉到自己孩子还活着，但父母的冷漠、男友锒铛入狱，孤立无援的她没有任何能力追究真相，甚至被医院、警方等机构视为不可信的叙述者。换言之，法律与社会制度从未准备承认她作为母亲的正当性。
凯莉偶遇了麦洛。此时她还不知道，眼前的男孩，正是她被拐走6年的儿子
多年来，凯莉承受着失去孩子的巨大痛苦。在她通过麦洛身上的“联觉症”，意外确认了她与麦洛之间的亲子关系后，她只能铤而走险，拐走了麦洛。但这却将她推向了更深的悲剧，她被彼得枪杀。这是最具悲剧性的一刻：当一个底层女性试图夺回本属于她的母职时，她也一并失去了生命，她被吃干抹净，却无人为她申冤。
剧集的结局看似圆满——玛丽莎用精心策划的“意外”清除了彼得这个“恶魔”，带着麦洛开始了新生活。然而，被除掉的只是彼得这个个体，而滋养他的支配性男性气质依然在社会结构中广泛存在，形形色色的“彼得”正在其他家庭里践行着他的“理性统治”；母职困境并未因一个人的死亡而消解，它依然如空气般弥漫在无数家庭的育儿日常中。
但我们可以反躬自省的是，在制度性母职的长久规训下，我们如何分辨母亲们的情感体验中，究竟有多少是发自内心的甘愿，有多少是被内化的规训？如果“无痛母职”意味着将责任转移，那么当这种转移建立在“女性照料女性”的链条上时，我们是否只是在重复另一种不平等？
承认困境的复杂性并不意味着无所作为。在现有的结构下，一个可行可及的实践是：对支配性男性气质人人喊打，并推动男性更多地参与育儿实践。当男性真正平等地分担育儿责任时，母职才能从女性独自背负的重担，转变为父母共同体验的生命历程。女性才能从“超级妈妈”的神话中解脱，作为体验的母职才能更加接近于一种真实的而非外界强加或定义的生命体验，男性也能在亲密育儿中重新链接那些被支配性男性气质所压抑的情感能力……而一些有益的改变，会随之发生，更好的出路，也会渐渐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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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都是她的错》层层反转后，“她”最终指向了保姆凯莉，是她偷走了麦洛。但这个被贴上“绑匪”标签的底层女性，其实是一个被社会结构层层剥夺的受害者。
首先值得关注的是，为什么保姆常常是“她”？剧中玛丽莎和珍妮两个家庭雇佣的安娜与凯莉都是女性，这并非偶然，而是现实中照料劳动女性化的缩影。
照料劳动，包括育儿、家务、看护等传统上被视为家庭内部的工作，在社会观念与经济结构中被默认为女性的天职。但与此同时，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照料劳动虽然不可或缺，却被系统性地低估其经济价值。家政工、保姆等工作往往低薪、无保障、缺乏职业晋升通道，成为“低价值劳动”的代名词。男性因社会地位与薪酬期望较高，普遍不愿进入这一行业，女性尤其是底层女性，因教育资源有限、就业机会狭窄，在筛选机制下被牢牢锁定在“照料者”的角色中。
而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的结合，让女性照料者不仅在国家内流动，也在国际间流动，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边缘女性成为保姆，比如凯莉出身美国底层，也包括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底层女性，如剧中的安娜来自智利，她成为美国一个中上流家庭的保姆……父权制下女性的“天职”被转化为全球市场中的廉价劳动力，完成了照料劳动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分配，催生了横跨国界的“全球照料链”，女性照料者在结构性压力下成为可流动的“商品”，用情感劳动的输出支撑着无数富有的或者中产家庭的运转。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的合谋，既维持了性别分工的秩序，又通过阶层分化将照料成本转嫁给最脆弱的女性群体。
底层女性不仅在经济上被剥削，她们在母职上也常常被剥夺。一种很普遍的情形是，很多女性照料者本身也是母亲，她们被迫在“照料他人孩子”与“陪伴自己孩子”之间做出抉择，她们用自己母职的残缺，成全了中上层家庭母职的完整。当母职从一种生命体验被异化为可出售的劳动力商品时，这些女性失去的不仅是与子女共处的时光，也是作为母亲的主体性存在。
凯莉所遭遇的，是比这更为彻底的剥夺——她连作为母亲的合法身份与权利都被系统性褫夺。真相令人心碎：六年前的车祸中，彼得偷走了她健康存活的孩子。她明明感觉到自己孩子还活着，但父母的冷漠、男友锒铛入狱，孤立无援的她没有任何能力追究真相，甚至被医院、警方等机构视为不可信的叙述者。换言之，法律与社会制度从未准备承认她作为母亲的正当性。
凯莉偶遇了麦洛。此时她还不知道，眼前的男孩，正是她被拐走6年的儿子
多年来，凯莉承受着失去孩子的巨大痛苦。在她通过麦洛身上的“联觉症”，意外确认了她与麦洛之间的亲子关系后，她只能铤而走险，拐走了麦洛。但这却将她推向了更深的悲剧，她被彼得枪杀。这是最具悲剧性的一刻：当一个底层女性试图夺回本属于她的母职时，她也一并失去了生命，她被吃干抹净，却无人为她申冤。
剧集的结局看似圆满——玛丽莎用精心策划的“意外”清除了彼得这个“恶魔”，带着麦洛开始了新生活。然而，被除掉的只是彼得这个个体，而滋养他的支配性男性气质依然在社会结构中广泛存在，形形色色的“彼得”正在其他家庭里践行着他的“理性统治”；母职困境并未因一个人的死亡而消解，它依然如空气般弥漫在无数家庭的育儿日常中。
但我们可以反躬自省的是，在制度性母职的长久规训下，我们如何分辨母亲们的情感体验中，究竟有多少是发自内心的甘愿，有多少是被内化的规训？如果“无痛母职”意味着将责任转移，那么当这种转移建立在“女性照料女性”的链条上时，我们是否只是在重复另一种不平等？
承认困境的复杂性并不意味着无所作为。在现有的结构下，一个可行可及的实践是：对支配性男性气质人人喊打，并推动男性更多地参与育儿实践。当男性真正平等地分担育儿责任时，母职才能从女性独自背负的重担，转变为父母共同体验的生命历程。女性才能从“超级妈妈”的神话中解脱，作为体验的母职才能更加接近于一种真实的而非外界强加或定义的生命体验，男性也能在亲密育儿中重新链接那些被支配性男性气质所压抑的情感能力……而一些有益的改变，会随之发生，更好的出路，也会渐渐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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