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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衛兵抄家戰果展覽會, 世所罕見
紅衛兵抄家戰果展覽會, 世所罕見紅衛兵抄家戰果展覽會, 世所罕見
展覽會最為引人注目的是第叁館“紅衛兵抄家戰果”，那裡展出了大量珍貴的抄家物品，如珠寶珍玩、古董文物、玉石翡翠，各式各樣的鑽石、寶石飾品以及其他奇珍異寶。
我父親在解放前曾從事過珠寶古董業，他3次來“紅衛兵抄家戰果館”參觀，曾不無感慨地說：可不得了！都是些貨真價實的壹流珠寶啊。有好多寶貝只聽說過，沒見到過實物，這回可算大開眼界了。其實，當時在這個館裡，可以說壹般金銀珠寶已經不足為奇了，不少展品的價值是無法估量的，有的金銀珠寶背後則隱藏著拾分驚人的內幕和故事。
如該館展出了1958年成立的北京原“私立志仁博物館”的照片和部分文物，這家博物館在當時的中國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而且是藏品水平相當高的壹家私人博物館。據該館主人稱，其館內曾收藏各類古陶瓷文物300余件，其中相當於國寶級的壹級文物30余件，贰級文物50余件，其他文物也均有較高收藏價值，可以說是文革抄家物品中古董文物的“超級大戶”。
抄家展品中，有4件壹套宋代鈞窯“洗子”。每只直徑30公分左右，由外貿部派專人每天專車送展，當晚撤回。我假裝外行說這幾只破“碗”連吃飯都不方便，幹嘛看得這麼緊。負責看護寸步不離的壹位長者驚得目瞪口呆，反問我，你猜猜這4件“鈞窯”能值多少錢。
我說撐死了也就兩叁千塊吧。他把嘴壹撇，指著洗子底部尚未完全消除的“東”字壹角，神秘地說：我告訴你吧，這原本是清宮東宮的珍藏，是國家壹級國寶，現在到香港市場至少能賣人民幣100萬！能買88輛“解放牌”大卡車(多年後在香港拍出4000萬港元的壹串翡翠項鏈，在當時出口售價僅40萬元)。
宣武區“丞相胡同”原來住有6家“丞相”級的人物，他們在抄家中無壹幸免。其中僅在抄出物品最多的壹家“丞相府”中，“紅衛兵”抄走的文物古董、明清家具等各類物品就裝滿17輛解放牌卡車，僅古籍就足足裝滿3卡車。
據說，這家人是歷史罕見的京城顯族，其祖上僅在明、清兩代就均有人做過兵部尚書，還有人當過駐俄羅斯大使等高官。遠的不說，八國聯軍侵入北京時，其家門口因懸掛德國國旗而未遭劫掠。日本侵占北平，因駐華司令官久聞其名，千方百計進行拉攏，而未受騷擾。
解放後，其家庭要員又是彭真市長的座上客，曾應邀登上天安門參加國慶節(這也成了彭真文革中壹大罪狀)。在其家中曾抄出叁眼頂戴花翎和本應由清朝政府保存的中印邊界走向定位重要地圖(這張地圖上清楚地標明根本沒有英國殖民者強加的所謂“麥克馬洪線”)副本。
據說當年中央檔案館只有記錄，但未找到原件。周總理1958年號召民主人士捐獻文物古董以支持國家博物館事業，還特別提到有關中印邊界地圖等資料。
事後多年，當我和著名文物專家史樹青提及此事時，他拾分惋惜地說：這家人我知道，在京城。像這樣壹個能壹直延續600年而未遭破壞的大家庭，本身就是奇跡，它的每件歷史遺物都有拾分可貴的歷史價值，可惜這個系統的家族史料遺存在文革中被破壞了，實在太可惜了，否則我們可以從中找到許多重要歷史資料和有價值的文物。
與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成員意外會面
經過半年多艱苦奮戰，到1967年春末夏初，籌備工作總算有了點模樣。但展覽中有些重大問題卻久久爭執不下，仍然難以定論。況且。這個觸動文革政治神經的大型展覽，畢竟觸及到國內外特別是兄弟黨之間方方面面的尖端問題，其中有些問題會牽壹發而動全身，是非同小可的大事情，要想公開展出，非要請“最高權威”過目並拍板定案不可。
在紅衛兵小將和其他領導同志壹再請求下，突然傳來壹個驚天動地的特大“喜訊”：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成員將要集體接見“抄家戰果展”的主要領導成員，幫助解答有關問題。
那天下午，我們按要求提前吃過晚飯就在展覽大廳整齊列隊集合，耐心等待。晚上7點多鍾，終於把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成員等來了，只見陳伯達帶隊。江青、張春橋、康生、姚文元、王力、關鋒、戚本禹等壹齊走進會客大廳。與此同時。聞名全國的聶元梓、蒯大富、譚厚蘭等壹批首都紅衛兵領軍人物也壹齊到達，等待接見。
但當時領導宣布：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成員只能在此逗留壹個小時，並宣布規定：首長只在會客廳內直接接見展覽會主要領導成員(各館只能有兩名“館長”參加)和上述幾個紅衛兵“頭頭”，其他人員壹律在大廳原地“迎候首長檢閱”。
在我認為無權進入主會客廳的時候，館領導突然叫到我的名字，讓我做好直接與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成員見面的准備。這使我頗感意外，我連忙擠到前列，進入了警衛森嚴的會客大廳。
原來，我所在的第肆館“紅衛兵運動震動了全世界”館，在布展中是遇到“尖端”問題最多的壹個館，而且許多問題都涉及到我黨與兄弟黨之間對“文化大革命”的不同看法。這在當時許多重要領導都“靠邊站”、很難找到主要領導敢於正面解答且保密性極強的情況下，是極難得的壹次“請示”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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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親在解放前曾從事過珠寶古董業，他3次來“紅衛兵抄家戰果館”參觀，曾不無感慨地說：可不得了！都是些貨真價實的壹流珠寶啊。有好多寶貝只聽說過，沒見到過實物，這回可算大開眼界了。其實，當時在這個館裡，可以說壹般金銀珠寶已經不足為奇了，不少展品的價值是無法估量的，有的金銀珠寶背後則隱藏著拾分驚人的內幕和故事。
如該館展出了1958年成立的北京原“私立志仁博物館”的照片和部分文物，這家博物館在當時的中國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而且是藏品水平相當高的壹家私人博物館。據該館主人稱，其館內曾收藏各類古陶瓷文物300余件，其中相當於國寶級的壹級文物30余件，贰級文物50余件，其他文物也均有較高收藏價值，可以說是文革抄家物品中古董文物的“超級大戶”。
抄家展品中，有4件壹套宋代鈞窯“洗子”。每只直徑30公分左右，由外貿部派專人每天專車送展，當晚撤回。我假裝外行說這幾只破“碗”連吃飯都不方便，幹嘛看得這麼緊。負責看護寸步不離的壹位長者驚得目瞪口呆，反問我，你猜猜這4件“鈞窯”能值多少錢。
我說撐死了也就兩叁千塊吧。他把嘴壹撇，指著洗子底部尚未完全消除的“東”字壹角，神秘地說：我告訴你吧，這原本是清宮東宮的珍藏，是國家壹級國寶，現在到香港市場至少能賣人民幣100萬！能買88輛“解放牌”大卡車(多年後在香港拍出4000萬港元的壹串翡翠項鏈，在當時出口售價僅40萬元)。
宣武區“丞相胡同”原來住有6家“丞相”級的人物，他們在抄家中無壹幸免。其中僅在抄出物品最多的壹家“丞相府”中，“紅衛兵”抄走的文物古董、明清家具等各類物品就裝滿17輛解放牌卡車，僅古籍就足足裝滿3卡車。
據說，這家人是歷史罕見的京城顯族，其祖上僅在明、清兩代就均有人做過兵部尚書，還有人當過駐俄羅斯大使等高官。遠的不說，八國聯軍侵入北京時，其家門口因懸掛德國國旗而未遭劫掠。日本侵占北平，因駐華司令官久聞其名，千方百計進行拉攏，而未受騷擾。
解放後，其家庭要員又是彭真市長的座上客，曾應邀登上天安門參加國慶節(這也成了彭真文革中壹大罪狀)。在其家中曾抄出叁眼頂戴花翎和本應由清朝政府保存的中印邊界走向定位重要地圖(這張地圖上清楚地標明根本沒有英國殖民者強加的所謂“麥克馬洪線”)副本。
據說當年中央檔案館只有記錄，但未找到原件。周總理1958年號召民主人士捐獻文物古董以支持國家博物館事業，還特別提到有關中印邊界地圖等資料。
事後多年，當我和著名文物專家史樹青提及此事時，他拾分惋惜地說：這家人我知道，在京城。像這樣壹個能壹直延續600年而未遭破壞的大家庭，本身就是奇跡，它的每件歷史遺物都有拾分可貴的歷史價值，可惜這個系統的家族史料遺存在文革中被破壞了，實在太可惜了，否則我們可以從中找到許多重要歷史資料和有價值的文物。
與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成員意外會面
經過半年多艱苦奮戰，到1967年春末夏初，籌備工作總算有了點模樣。但展覽中有些重大問題卻久久爭執不下，仍然難以定論。況且。這個觸動文革政治神經的大型展覽，畢竟觸及到國內外特別是兄弟黨之間方方面面的尖端問題，其中有些問題會牽壹發而動全身，是非同小可的大事情，要想公開展出，非要請“最高權威”過目並拍板定案不可。
在紅衛兵小將和其他領導同志壹再請求下，突然傳來壹個驚天動地的特大“喜訊”：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成員將要集體接見“抄家戰果展”的主要領導成員，幫助解答有關問題。
那天下午，我們按要求提前吃過晚飯就在展覽大廳整齊列隊集合，耐心等待。晚上7點多鍾，終於把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成員等來了，只見陳伯達帶隊。江青、張春橋、康生、姚文元、王力、關鋒、戚本禹等壹齊走進會客大廳。與此同時。聞名全國的聶元梓、蒯大富、譚厚蘭等壹批首都紅衛兵領軍人物也壹齊到達，等待接見。
但當時領導宣布：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成員只能在此逗留壹個小時，並宣布規定：首長只在會客廳內直接接見展覽會主要領導成員(各館只能有兩名“館長”參加)和上述幾個紅衛兵“頭頭”，其他人員壹律在大廳原地“迎候首長檢閱”。
在我認為無權進入主會客廳的時候，館領導突然叫到我的名字，讓我做好直接與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成員見面的准備。這使我頗感意外，我連忙擠到前列，進入了警衛森嚴的會客大廳。
原來，我所在的第肆館“紅衛兵運動震動了全世界”館，在布展中是遇到“尖端”問題最多的壹個館，而且許多問題都涉及到我黨與兄弟黨之間對“文化大革命”的不同看法。這在當時許多重要領導都“靠邊站”、很難找到主要領導敢於正面解答且保密性極強的情況下，是極難得的壹次“請示”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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