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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場危機:美數百萬兒童被診斷患有這種病
壹場危機:美數百萬兒童被診斷患有這種病壹場危機:美數百萬兒童被診斷患有這種病
在丹妮爾·甘斯基(Danielle Gansky)柒歲時，她就讀的費城郊區壹所高檔私立女子學校的教務人員指出了她的學業問題。她是個活潑開朗、富有創造力的孩子，但在課堂上很容易分心，作業也很馬虎。
學校告訴甘斯基的母親，應該帶她的女兒去看精神科醫生。醫生診斷甘斯基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ADHD, 簡稱：多動症)，並給她開了壹種興奮劑。由於擔心如果女兒的注意力不改善，她可能會被退學，甘斯基的母親流著淚同意了用藥。但這些藥讓甘斯基變得焦躁、喜怒無常和易怒。於是，另壹位醫生又給她開了百憂解(Prozac)。
接下來是更多的藥。多年來，甘斯基總是同時服用兩種，有時是叁種或更多的精神類藥物。到她快30歲時，她已經服用過14種不同的精神類藥物。
這些藥從來沒有讓她感覺舒服過。這些藥讓她思維遲鈍，變得煩躁或昏昏欲睡。但當甘斯基抱怨這些藥物時，她的醫生會加大劑量或嘗試另壹種藥物。
“我感覺自己的身體被藥物劫持了，”29歲的甘斯基說道，“我沒有話語權或權威去挑戰別人告訴我的東西。”她仍在艱難地試圖戒掉壹種抗抑郁藥。
研究顯示，成千上萬服用多動症處方藥的兒童最終也會服用其他強效精神藥物，包括抗精神病藥和抗抑郁藥。據醫生、患者和心理學家稱，對其中壹些孩子來說，多動症藥物本身可能就是誘發病症的因素。他們說，醫生通常會開出額外的藥物來控制失眠等副作用，盡管支持對年輕、發育中的大腦使用這些藥物組合的科學證據有限。
丹妮爾·甘斯基的童年照片，她從7歲起就開始服用處方藥。 HANNAH YOON FOR WSJ
丹妮爾被開的藥物：
專注達用於治療注意力不足
百憂解用於治療喜怒無常
勞拉西泮用於治療焦慮
丹妮爾·甘斯基說，她服用的藥物令她思維遲鈍或變得易怒。圖片來源：HANNAH YOON FOR WSJ
根據對2022年聯邦數據的分析，約有710萬名年齡在3至17歲的美國兒童被診斷患有多動症。當年約有壹半的兒童服用了多動症治療藥物，而且處方量還在不斷增長。
家長和心理健康臨床醫生說，用藥物治療孩子多動症的決定通常是由絕望的家長做出的，他們試圖讓自己的孩子不落後於人，或不被學校或日托中心退學。對於學齡前兒童，這些藥物的開具往往違反了兒科指南，該指南要求首先采取行為療法，而這種療法可能很難獲得。心理健康服務提供者說，這些藥物經常被用來治療被誤診為多動症的童年創傷。
對於伍分之壹服用了多動症藥物的兒童來說，這僅僅是個開始。《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對2019年至2023年醫療補助計劃(Medicaid)數據的分析顯示，在接下來的肆年裡，被開具多動症藥物處方的兒童服用額外精神藥物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華爾街日報》將2019年開始服用多動症藥物的約16.6萬名3至14歲兒童與未服用此類藥物的兒童進行了對比。肆年後，服藥組服用額外精神藥物的可能性是未服藥組的伍倍多。性別、種族和寄養狀況等因素並不能解釋這壹差距。
數據還顯示，對大多數兒童來說，服用藥物是治療多動症的第壹站。《華爾街日報》的分析顯示，在2019年接受了新開具的多動症藥物處方的兒童中，只有37%的孩子在此之前接受過行為治療。
丹妮爾·甘斯基手中捧著被開的抗抑郁藥，攝於其位於賓州華盛頓堡的家中。HANNAH YOON FOR WSJ (2)
《華爾街日報》的分析發現，在2019年至2022年期間，有近5,000家醫療服務提供者為至少100名兒童開具了多動症藥物。平均看，他們為25%的患者開具了額外的精神藥物。極少數醫療服務提供者以高得多的比例開具了這些組合藥物，其中128家為超過60%的患者開具了此類藥物。
服用多動症藥物的兒童可能會因多種原因被開具額外的藥物，《華爾街日報》的分析並未評估開具處方的原因。研究人員發現，多動症與包括抑郁和焦慮在內的其他病症經常同時出現。
臨床試驗表明，包括利他林(Ritalin)和阿得拉(Adderall)等興奮劑在內的多動症藥物對許多患者是安全有效的。但關於多種精神藥物對幼兒的影響，人們知之甚少。
哥倫比亞大學歐文醫學中心(Columbia University Irving Medical Center)的精神病學和流行病學教授馬克·奧爾夫森(Mark Olfson)博士說：“我們需要對年輕人進行長期跟蹤研究，以充分了解精神藥物對發育中大腦的影響。”他說，抗精神病藥物尤其值得關注。他還說，壹些研究表明，長期服用抗精神病藥物的成年人會出現認知能力下降，但尚未對兒童進行過長期研究。
“最可靠的科學證據表明，在兒童身上同時使用兩種或兩種以上藥物能夠起到幫助的情況非常罕見，而且存在安全隱憂，因為不同類型的藥物可能會產生疊加的不良反應，”兒童和青少年精神病學家、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醫院(Hartford Hospital)生命研究所(Institute of Living)的精神病學系主任賈維德·蘇赫拉(Javeed Sukhera)博士如是說。
蘇赫拉說，壹個孩子在同時服用多種藥物前通常並沒有經過兒童精神病學家的全面評估。興奮劑可能引起副作用，這些副作用可能被誤認為是另壹種疾病。他說：“當壹個年輕人在開始服用興奮劑後出現焦慮時，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患有焦慮症。”
許多成年人表示，多動症藥物極大地改善了他們的生活。壹些科學研究也表明，藥物治療可以降低其他潛在問題的風險，比如青少年犯罪和隨後的精神健康障礙。
盡管如此，多動症藥物對幼兒的副作用可能很嚴重且不可預測，有時會迫使父母接受給孩子開額外的藥物來應對這些副作用。
在學前班和小學施加的壓力下，許多家長往往會向通常缺乏兒科心理健康方面深入培訓的兒科醫生或精神科執業護士尋求幫助，而不是等待數月甚至數年才約到行為專家或兒童精神病學家來接診他們的孩子。
埃默裡大學醫學院(Emory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的臨床心理學家亞歷山德拉·佩雷斯(Alexandra Perez)與參加了醫療補助計劃和私人保險的幼兒打交道。她說，她見過年僅肆歲的兒童服用多種精神藥物。佩雷斯說，許多兒童經歷過逆境或創傷，並因此出現行為問題，這些問題被貼上了多動症的標簽。佩雷斯采用的是親子互動療法(PCIT)，這種方法已被證明可以減輕與多動症相關的行為困難。
“兒童被迅速診斷為多動症並被開具藥物處方，”她說，“但這些藥並沒有解決根本原因。就好比我們只是在表面貼上了邦迪創可貼，這只是暫時的解決辦法。”
“像個僵屍”
伊斯頓(Easton)叁歲時，看護他的日托服務中心對他的行為發出了警示。他無法安靜地坐著，造成了極大的幹擾，以至於日托中心說必須盡快作出改變。他的姑姑兼監護人金伯利·斯塔克斯(Kymberly Stacks)壹籌莫展，於是帶伊斯頓去了田納西州的非營利醫療健康組織Siskin Children’s Institute，那裡認可他的醫療補助計劃保險。
壹名醫生助理診斷伊斯頓患有多動症和對立違抗性障礙，並告訴斯塔克斯，常用於治療多動症的降壓藥胍法辛(guanfacine)可以讓他平靜下來，從而繼續留在日托中心。斯塔克斯說，這位醫生助理從未透露過胍法辛並未獲得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簡稱FDA)的批准用於幼兒。（醫生確實會將胍法辛作為興奮劑的替代品，針對幼兒進行超適應症使用）。
Siskin不予置評。
“他們對他幾乎忍無可忍了，”斯塔克斯談到日托中心時說，“他已經被多次記過。我想我們給他用藥，令他能夠繼續待在日托中心。”
伊斯頓戴著頭盔騎在自行車上。 KYMBERLY STACKS
然而，服藥後，伊斯頓變得“像個僵屍”，斯塔克斯回憶道。她後來收養了這個男孩，他的親生父母無法照顧他。每當家人向醫生助理提出擔憂時，她就會增加劑量。
由於劑量每隔幾個月就會失效，伊斯頓又開始對日托中心的其他孩子表現出攻擊性。他常常不得不在學校主任的辦公室裡坐上壹整天。伊斯頓的壹個朋友因表現出類似行為而被退學，這促使斯塔克斯尋求額外的幫助。
壹位新的精神科醫生告訴斯塔克斯，伊斯頓服用的胍法辛過量了，並讓他服用了抗精神病藥物安律凡(Abilify)，這似乎減輕了他的違抗行為。添加興奮劑Evekeo只會讓他更加多動；專注達(Concerta)和ProCentra也無濟於事。
伊斯頓被開的藥物：
胍法辛用於治療多動和攻擊性
安律凡用於治療違抗行為
利他林治療多動
伊斯頓自叁歲起就輪流服用和停用六種精神藥物，很多時候是兩種同時服用。
斯塔克斯感到沮喪，在征得醫生同意後，她在今年夏天讓伊斯頓停掉了所有藥物。伊斯頓的多動症傾向似乎沒有太大改變；他看起來像壹個正常的六歲孩子，喜歡在外面跑跳玩耍。但他的心態變得陰暗：他威脅要在夏令營裡捅壹個孩子，當他惹了麻煩時還會笑。
醫生讓伊斯頓重新服用抗精神病藥物，他似乎穩定了下來，但體重開始增加。幼兒園壹開學，家裡的電話又響了：他坐不住。學校建議他再試試興奮劑。
最近幾周，斯塔克斯試了利他林(Ritalin)（這讓伊斯頓上躥下跳，表現得“完全像沒吃藥壹樣”），現在又試了另壹種多動症藥物Quelbree。
壹張伊斯頓的自我評價KYMBERLY STACKS
“我壹直在想，他開始用藥的年齡太小了，但從來沒有醫生說過什麼，”斯塔克斯說。她從事自閉症兒童行為治療師的工作。
《華爾街日報》對醫療補助計劃的分析還發現，過早開始服用多動症藥物的患者更有可能被開具額外的精神藥物。年齡最小的兒童，即2019年時在肆至六歲之間的兒童，在肆年後最有可能服用額外的精神藥物。這項分析沒有評估原因。
《華爾街日報》分析的多動症群體中，超過23%的人（逾3.9萬名兒童）到2023年同時服用至少兩種精神藥物。超過4,400人同時服用肆種不同的藥物，其中絕大多數人服用壹種抗精神病藥物。
在2017年壹項針對1999年至2006年間被診斷患有多動症、參與醫療補助計劃的兒童的研究中，研究人員發現，在兒童接受多藥治療的那些年份裡，在60%的時間段裡他們還有焦慮和抑郁等額外的精神健康診斷，這或許可以解釋開處方的行為。但在近40%的年份裡，他們只有多動症診斷。根據該研究，壹些臨床醫生可能不願意給幼兒下診斷。
“心理健康沙漠”
許多家長表示，有效的行為療法很難找到，甚至不可能找到。
海莉·羅傑斯(Hayley Rogers)的兒子在伍歲上幼兒園時被診斷出患有多動症。當他在壹年級表現落後時，醫生建議他接受職業治療和心理咨詢。
羅傑斯說，她請了壹天假，給她能找到的每壹位心理學家或治療師打電話，無論是在她的保險系統內的還是系統外的，“整個西雅圖地區真的沒有壹個人願意接受面對面治療的新病人。我們沒有得到任何支持，因為兒科行為健康方面的人手太短缺了”。
她說，由於沒有治療方案，她開始讓兒子服用醫生開的阿得拉。這種藥物總體上幫助抑制了她八歲兒子的沖動，但他有時仍難以控制情緒的起伏。
幼年開始
被開ADHD藥物的年齡越小，後來越容易被開更多的精神類藥物。
根據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 2025年的壹篇論文，超過42%的叁至伍歲兒童在得到多動症診斷後的30天內被開具藥物處方，這意味著醫生可能在給行為療法發揮作用的機會之前，就已引導家長給孩子用藥。盡管美國兒科學會(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的指南建議不要從藥物開始治療這些年齡段的兒童，而是建議首先進行行為幹預。
《華爾街日報》的分析顯示，2019年被開具多動症藥物處方的肆歲兒童中，約有叁分之壹在肆年後服用額外的精神藥物。
羅傑斯說，她放棄了等待，因為兒子的治療預約遙遙無期。現在，她在需要獲得指導的艱難時刻會問ChatGPT該怎麼做，ChatGPT會根據多動症育兒建議為她提供腳本。
根據聯邦數據，路易斯安那州是為兒童開具多動症藥物最多的州之壹。對於該州，兒童心理學家、親子互動療法從業者、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助理教授艾米·米科拉耶夫斯基(Amy Mikolajewski)說：“我們這裡是壹處心理健康沙漠。”
米科拉耶夫斯基觀察到，行為療法和壹些小改變，比如分解任務和在孩子做對事情時給予積極強化，可以明顯幫助他們改善多動症狀。在親子互動療法的過程中，米科拉耶夫斯基通過壹個為期數月的培訓項目幫助家長，該項目旨在幫助加強親子聯系，並解決破壞性行為、攻擊性、違抗和其他多動症的症狀。壹些體驗過該項目的家長表示，他們看到學齡前兒童的症狀有了顯著改善。
未經治療的創傷
泰瑞爾·庫利(Tyrell Cooley)在11歲時服用非常高劑量的專注達，晚上還服用胍法辛，後者有時用作興奮劑的輔助藥物。他壹直很沖動，坐不住，討厭上學，每天早上要上學時他都肚子疼。“我以前在學校經常惹麻煩，”泰瑞爾回憶道，“我隔叁差伍就要被罰留校。”
馬洛裡·庫利與兒子泰瑞爾·庫利，攝於密西西比州克林頓。 EDMUND D. FOUNTAIN FOR WSJ
據他的養母馬洛裡·庫利(Mallory Cooley)說，泰瑞爾經常焦慮和悶悶不樂，這是他生母吸毒造成的創傷。養母說，他服藥不是為了治療潛在的精神疾病，而是為了讓他在學校保持平靜。“人們只想給他吃藥讓他坐得住，而不是真正處理他為什麼會這麼做的原因，”她說。
泰瑞爾被開的藥物：
專注達用於治療多動
胍法辛用於助眠
泰瑞爾討厭吃藥。他沒什麼精力和食欲。“這讓我感覺整個人都筋疲力盡，”他說。“我不想和人說話。我提不起勁來和人說話。”
庫利夫婦花了壹個月的時間為泰瑞爾尋找壹個家庭治療項目，泰瑞爾享受醫療補助計劃。他們想要壹個能解決不穩定童年創傷的項目，他們覺得這種創傷導致了他憤怒、沖動的行為。在密西西比州克林頓的家中，壹位治療師每周兩次來到他們家和泰瑞爾的學校，持續了大約壹年。他們與泰瑞爾壹起研究如何控制他的憤怒和沖動，以及如何與人交談和信任他們。治療師與家人會面，討論如何幫助泰瑞爾。
庫利夫婦逐漸讓泰瑞爾停藥，他們覺得這些藥片助長了他壹些瘋狂的行為，並掩蓋了通過談話療法能更好處理的問題。
泰瑞爾·庫利（圖中，身穿白色T 恤）和姐妹們在家打籃球。圖片來源：EDMUND D. FOUNTAIN FOR WSJ
現年15歲的泰瑞爾說，停藥和接受治療後，他感覺好多了。“我與人之間的聯系更緊密了，”他說。他的母親說他“每天24小時不停地說話”，雖然他可能很活躍，“但我確實覺得他能控制自己”。
紐約大學格羅斯曼醫學院(NYU Grossman School of Medicine)的兒童和青少年精神病學系主任詹妮弗·哈文斯(Jennifer Havens)說，她的領域沒有認識到創傷，而是將創傷的表現視為多動症或其他精神疾病，如雙相情感障礙或精神病，這對兒童造成了傷害。
“我們搞得壹團糟，這很危險，因為有些孩子確實需要藥物，如果我們只是說‘不吃藥’，那不是答案，但如果壹個孩子服用伍、六、柒種藥物，那真的是錯誤的。”
“真正的試驗品”
喬丹·麥克多諾(Jordan McDonough)是壹名有叁個孩子的房屋檢查員，他自己從小就服藥，他正在努力想辦法幫助表現出多動症跡象的肆歲兒子。
麥克多諾從伍歲起就服用利他林。他回憶說，醫生們不停地“加大劑量、再加大劑量”。到叁年級時，由於父母的問題導致家庭不和諧，他開始服用安非他酮(Wellbutrin)治療抑郁症。在接下來的幾年裡，他輪流服用了抗抑郁藥西酞普蘭(Celexa)和來士普(Lexapro)，多動症藥物專注達和擇思達(Strattera)，以及其他各種他已經記不清的處方藥。
喬丹被開的藥物：
利他林用於治療多動
安非他酮用於治療抑郁症
來士普用於治療抑郁症
14歲時，麥克多諾曾試圖自殺。他回憶說，在醫院裡，他頓悟了。“如果我將永遠生病，為什麼不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服用這種壓制的毒藥呢？”那天晚上，他與急診室醫生進行了壹次清醒的談話，醫生同意讓他停藥。
停藥後的生活並不平順。麥克多諾曾與吸食大麻作斗爭，並且仍然覺得自己在家裡沒有總是“盡到自己的責任”。他拾幾歲的兒子在與壹個成癮的母親度過動蕩的童年後，正在服用阿得拉和左洛復(Zoloft)。麥克多諾希望盡可能長時間地避免給他的小兒子開處方藥，他的小兒子在壹個特殊教育的小型學前班裡開始表現良好並交到朋友。
南希·甘斯基（圖右）後悔給女兒丹妮爾（圖左）服用了藥物。圖片來源：HANNAH YOON FOR WSJ
南希·甘斯基(Nancy Gansky)對給女兒用藥的決定感到後悔。丹妮爾11歲時，醫生曾短暫地在她的藥物中加入了安非他酮和胍法辛。然後在她拾幾歲時加入了阿提凡(Ativan)或阿普唑侖(Xanax)。15歲時服用的壹種抗精神病藥物利培酮(risperidone)讓她生病並住進了醫院。
丹妮爾16歲時在服用百憂解、專注達和阿提凡，她感到頭暈，疲憊不堪，早上起不來。她上學經常遲到，以至於學校管理人員說她可能需要重修壹些課程，並要求醫生出具證明來解釋遲到原因。醫生寫了證明，並提高了她的百憂解劑量。在她20多歲時，又服用了更多的抗精神病藥物。
“醫生會告訴我們，哦，她就是這樣。她需要更多的藥，”甘斯基的母親說。“我當時信以為真。”
甘斯基在高中時停止了定期服用興奮劑，但仍在服用抗抑郁藥氟伏沙明(fluvoxamine)。她曾兩次試圖停藥，但都陷入了痛苦的戒斷反應，導致她服用了更多的藥物，包括抗精神病藥物思瑞康(Seroquel)和再普樂(Zyprexa)，這些藥物本身也引發了顫抖和情緒麻木等症狀。她曾幾次因身體顫抖而去急診室。她的腦霧和其他壹些症狀仍然存在。
她和父母住在壹起，不得不退出了壹個涉及校內咨詢的碩士項目。她戒斷抗抑郁藥的經歷促使她作為壹個新倡導組織的顧問來推動變革，並參加由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部長小羅伯特·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Jr.)領導的“讓美國再次健康”(Make America Healthy Again)運動所舉辦的多次活動。
甘斯基說，幾拾年的藥物治療“改變了我的大腦”。“我覺得我就是制藥公司忽略了的真正的長期研究對象，”她說。“我才是真正的試驗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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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告訴甘斯基的母親，應該帶她的女兒去看精神科醫生。醫生診斷甘斯基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ADHD, 簡稱：多動症)，並給她開了壹種興奮劑。由於擔心如果女兒的注意力不改善，她可能會被退學，甘斯基的母親流著淚同意了用藥。但這些藥讓甘斯基變得焦躁、喜怒無常和易怒。於是，另壹位醫生又給她開了百憂解(Prozac)。
接下來是更多的藥。多年來，甘斯基總是同時服用兩種，有時是叁種或更多的精神類藥物。到她快30歲時，她已經服用過14種不同的精神類藥物。
這些藥從來沒有讓她感覺舒服過。這些藥讓她思維遲鈍，變得煩躁或昏昏欲睡。但當甘斯基抱怨這些藥物時，她的醫生會加大劑量或嘗試另壹種藥物。
“我感覺自己的身體被藥物劫持了，”29歲的甘斯基說道，“我沒有話語權或權威去挑戰別人告訴我的東西。”她仍在艱難地試圖戒掉壹種抗抑郁藥。
研究顯示，成千上萬服用多動症處方藥的兒童最終也會服用其他強效精神藥物，包括抗精神病藥和抗抑郁藥。據醫生、患者和心理學家稱，對其中壹些孩子來說，多動症藥物本身可能就是誘發病症的因素。他們說，醫生通常會開出額外的藥物來控制失眠等副作用，盡管支持對年輕、發育中的大腦使用這些藥物組合的科學證據有限。
丹妮爾·甘斯基的童年照片，她從7歲起就開始服用處方藥。 HANNAH YOON FOR WSJ
丹妮爾被開的藥物：
專注達用於治療注意力不足
百憂解用於治療喜怒無常
勞拉西泮用於治療焦慮
丹妮爾·甘斯基說，她服用的藥物令她思維遲鈍或變得易怒。圖片來源：HANNAH YOON FOR WSJ
根據對2022年聯邦數據的分析，約有710萬名年齡在3至17歲的美國兒童被診斷患有多動症。當年約有壹半的兒童服用了多動症治療藥物，而且處方量還在不斷增長。
家長和心理健康臨床醫生說，用藥物治療孩子多動症的決定通常是由絕望的家長做出的，他們試圖讓自己的孩子不落後於人，或不被學校或日托中心退學。對於學齡前兒童，這些藥物的開具往往違反了兒科指南，該指南要求首先采取行為療法，而這種療法可能很難獲得。心理健康服務提供者說，這些藥物經常被用來治療被誤診為多動症的童年創傷。
對於伍分之壹服用了多動症藥物的兒童來說，這僅僅是個開始。《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對2019年至2023年醫療補助計劃(Medicaid)數據的分析顯示，在接下來的肆年裡，被開具多動症藥物處方的兒童服用額外精神藥物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華爾街日報》將2019年開始服用多動症藥物的約16.6萬名3至14歲兒童與未服用此類藥物的兒童進行了對比。肆年後，服藥組服用額外精神藥物的可能性是未服藥組的伍倍多。性別、種族和寄養狀況等因素並不能解釋這壹差距。
數據還顯示，對大多數兒童來說，服用藥物是治療多動症的第壹站。《華爾街日報》的分析顯示，在2019年接受了新開具的多動症藥物處方的兒童中，只有37%的孩子在此之前接受過行為治療。
丹妮爾·甘斯基手中捧著被開的抗抑郁藥，攝於其位於賓州華盛頓堡的家中。HANNAH YOON FOR WSJ (2)
《華爾街日報》的分析發現，在2019年至2022年期間，有近5,000家醫療服務提供者為至少100名兒童開具了多動症藥物。平均看，他們為25%的患者開具了額外的精神藥物。極少數醫療服務提供者以高得多的比例開具了這些組合藥物，其中128家為超過60%的患者開具了此類藥物。
服用多動症藥物的兒童可能會因多種原因被開具額外的藥物，《華爾街日報》的分析並未評估開具處方的原因。研究人員發現，多動症與包括抑郁和焦慮在內的其他病症經常同時出現。
臨床試驗表明，包括利他林(Ritalin)和阿得拉(Adderall)等興奮劑在內的多動症藥物對許多患者是安全有效的。但關於多種精神藥物對幼兒的影響，人們知之甚少。
哥倫比亞大學歐文醫學中心(Columbia University Irving Medical Center)的精神病學和流行病學教授馬克·奧爾夫森(Mark Olfson)博士說：“我們需要對年輕人進行長期跟蹤研究，以充分了解精神藥物對發育中大腦的影響。”他說，抗精神病藥物尤其值得關注。他還說，壹些研究表明，長期服用抗精神病藥物的成年人會出現認知能力下降，但尚未對兒童進行過長期研究。
“最可靠的科學證據表明，在兒童身上同時使用兩種或兩種以上藥物能夠起到幫助的情況非常罕見，而且存在安全隱憂，因為不同類型的藥物可能會產生疊加的不良反應，”兒童和青少年精神病學家、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醫院(Hartford Hospital)生命研究所(Institute of Living)的精神病學系主任賈維德·蘇赫拉(Javeed Sukhera)博士如是說。
蘇赫拉說，壹個孩子在同時服用多種藥物前通常並沒有經過兒童精神病學家的全面評估。興奮劑可能引起副作用，這些副作用可能被誤認為是另壹種疾病。他說：“當壹個年輕人在開始服用興奮劑後出現焦慮時，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患有焦慮症。”
許多成年人表示，多動症藥物極大地改善了他們的生活。壹些科學研究也表明，藥物治療可以降低其他潛在問題的風險，比如青少年犯罪和隨後的精神健康障礙。
盡管如此，多動症藥物對幼兒的副作用可能很嚴重且不可預測，有時會迫使父母接受給孩子開額外的藥物來應對這些副作用。
在學前班和小學施加的壓力下，許多家長往往會向通常缺乏兒科心理健康方面深入培訓的兒科醫生或精神科執業護士尋求幫助，而不是等待數月甚至數年才約到行為專家或兒童精神病學家來接診他們的孩子。
埃默裡大學醫學院(Emory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的臨床心理學家亞歷山德拉·佩雷斯(Alexandra Perez)與參加了醫療補助計劃和私人保險的幼兒打交道。她說，她見過年僅肆歲的兒童服用多種精神藥物。佩雷斯說，許多兒童經歷過逆境或創傷，並因此出現行為問題，這些問題被貼上了多動症的標簽。佩雷斯采用的是親子互動療法(PCIT)，這種方法已被證明可以減輕與多動症相關的行為困難。
“兒童被迅速診斷為多動症並被開具藥物處方，”她說，“但這些藥並沒有解決根本原因。就好比我們只是在表面貼上了邦迪創可貼，這只是暫時的解決辦法。”
“像個僵屍”
伊斯頓(Easton)叁歲時，看護他的日托服務中心對他的行為發出了警示。他無法安靜地坐著，造成了極大的幹擾，以至於日托中心說必須盡快作出改變。他的姑姑兼監護人金伯利·斯塔克斯(Kymberly Stacks)壹籌莫展，於是帶伊斯頓去了田納西州的非營利醫療健康組織Siskin Children’s Institute，那裡認可他的醫療補助計劃保險。
壹名醫生助理診斷伊斯頓患有多動症和對立違抗性障礙，並告訴斯塔克斯，常用於治療多動症的降壓藥胍法辛(guanfacine)可以讓他平靜下來，從而繼續留在日托中心。斯塔克斯說，這位醫生助理從未透露過胍法辛並未獲得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簡稱FDA)的批准用於幼兒。（醫生確實會將胍法辛作為興奮劑的替代品，針對幼兒進行超適應症使用）。
Siskin不予置評。
“他們對他幾乎忍無可忍了，”斯塔克斯談到日托中心時說，“他已經被多次記過。我想我們給他用藥，令他能夠繼續待在日托中心。”
伊斯頓戴著頭盔騎在自行車上。 KYMBERLY STACKS
然而，服藥後，伊斯頓變得“像個僵屍”，斯塔克斯回憶道。她後來收養了這個男孩，他的親生父母無法照顧他。每當家人向醫生助理提出擔憂時，她就會增加劑量。
由於劑量每隔幾個月就會失效，伊斯頓又開始對日托中心的其他孩子表現出攻擊性。他常常不得不在學校主任的辦公室裡坐上壹整天。伊斯頓的壹個朋友因表現出類似行為而被退學，這促使斯塔克斯尋求額外的幫助。
壹位新的精神科醫生告訴斯塔克斯，伊斯頓服用的胍法辛過量了，並讓他服用了抗精神病藥物安律凡(Abilify)，這似乎減輕了他的違抗行為。添加興奮劑Evekeo只會讓他更加多動；專注達(Concerta)和ProCentra也無濟於事。
伊斯頓被開的藥物：
胍法辛用於治療多動和攻擊性
安律凡用於治療違抗行為
利他林治療多動
伊斯頓自叁歲起就輪流服用和停用六種精神藥物，很多時候是兩種同時服用。
斯塔克斯感到沮喪，在征得醫生同意後，她在今年夏天讓伊斯頓停掉了所有藥物。伊斯頓的多動症傾向似乎沒有太大改變；他看起來像壹個正常的六歲孩子，喜歡在外面跑跳玩耍。但他的心態變得陰暗：他威脅要在夏令營裡捅壹個孩子，當他惹了麻煩時還會笑。
醫生讓伊斯頓重新服用抗精神病藥物，他似乎穩定了下來，但體重開始增加。幼兒園壹開學，家裡的電話又響了：他坐不住。學校建議他再試試興奮劑。
最近幾周，斯塔克斯試了利他林(Ritalin)（這讓伊斯頓上躥下跳，表現得“完全像沒吃藥壹樣”），現在又試了另壹種多動症藥物Quelbree。
壹張伊斯頓的自我評價KYMBERLY STACKS
“我壹直在想，他開始用藥的年齡太小了，但從來沒有醫生說過什麼，”斯塔克斯說。她從事自閉症兒童行為治療師的工作。
《華爾街日報》對醫療補助計劃的分析還發現，過早開始服用多動症藥物的患者更有可能被開具額外的精神藥物。年齡最小的兒童，即2019年時在肆至六歲之間的兒童，在肆年後最有可能服用額外的精神藥物。這項分析沒有評估原因。
《華爾街日報》分析的多動症群體中，超過23%的人（逾3.9萬名兒童）到2023年同時服用至少兩種精神藥物。超過4,400人同時服用肆種不同的藥物，其中絕大多數人服用壹種抗精神病藥物。
在2017年壹項針對1999年至2006年間被診斷患有多動症、參與醫療補助計劃的兒童的研究中，研究人員發現，在兒童接受多藥治療的那些年份裡，在60%的時間段裡他們還有焦慮和抑郁等額外的精神健康診斷，這或許可以解釋開處方的行為。但在近40%的年份裡，他們只有多動症診斷。根據該研究，壹些臨床醫生可能不願意給幼兒下診斷。
“心理健康沙漠”
許多家長表示，有效的行為療法很難找到，甚至不可能找到。
海莉·羅傑斯(Hayley Rogers)的兒子在伍歲上幼兒園時被診斷出患有多動症。當他在壹年級表現落後時，醫生建議他接受職業治療和心理咨詢。
羅傑斯說，她請了壹天假，給她能找到的每壹位心理學家或治療師打電話，無論是在她的保險系統內的還是系統外的，“整個西雅圖地區真的沒有壹個人願意接受面對面治療的新病人。我們沒有得到任何支持，因為兒科行為健康方面的人手太短缺了”。
她說，由於沒有治療方案，她開始讓兒子服用醫生開的阿得拉。這種藥物總體上幫助抑制了她八歲兒子的沖動，但他有時仍難以控制情緒的起伏。
幼年開始
被開ADHD藥物的年齡越小，後來越容易被開更多的精神類藥物。
根據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 2025年的壹篇論文，超過42%的叁至伍歲兒童在得到多動症診斷後的30天內被開具藥物處方，這意味著醫生可能在給行為療法發揮作用的機會之前，就已引導家長給孩子用藥。盡管美國兒科學會(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的指南建議不要從藥物開始治療這些年齡段的兒童，而是建議首先進行行為幹預。
《華爾街日報》的分析顯示，2019年被開具多動症藥物處方的肆歲兒童中，約有叁分之壹在肆年後服用額外的精神藥物。
羅傑斯說，她放棄了等待，因為兒子的治療預約遙遙無期。現在，她在需要獲得指導的艱難時刻會問ChatGPT該怎麼做，ChatGPT會根據多動症育兒建議為她提供腳本。
根據聯邦數據，路易斯安那州是為兒童開具多動症藥物最多的州之壹。對於該州，兒童心理學家、親子互動療法從業者、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助理教授艾米·米科拉耶夫斯基(Amy Mikolajewski)說：“我們這裡是壹處心理健康沙漠。”
米科拉耶夫斯基觀察到，行為療法和壹些小改變，比如分解任務和在孩子做對事情時給予積極強化，可以明顯幫助他們改善多動症狀。在親子互動療法的過程中，米科拉耶夫斯基通過壹個為期數月的培訓項目幫助家長，該項目旨在幫助加強親子聯系，並解決破壞性行為、攻擊性、違抗和其他多動症的症狀。壹些體驗過該項目的家長表示，他們看到學齡前兒童的症狀有了顯著改善。
未經治療的創傷
泰瑞爾·庫利(Tyrell Cooley)在11歲時服用非常高劑量的專注達，晚上還服用胍法辛，後者有時用作興奮劑的輔助藥物。他壹直很沖動，坐不住，討厭上學，每天早上要上學時他都肚子疼。“我以前在學校經常惹麻煩，”泰瑞爾回憶道，“我隔叁差伍就要被罰留校。”
馬洛裡·庫利與兒子泰瑞爾·庫利，攝於密西西比州克林頓。 EDMUND D. FOUNTAIN FOR WSJ
據他的養母馬洛裡·庫利(Mallory Cooley)說，泰瑞爾經常焦慮和悶悶不樂，這是他生母吸毒造成的創傷。養母說，他服藥不是為了治療潛在的精神疾病，而是為了讓他在學校保持平靜。“人們只想給他吃藥讓他坐得住，而不是真正處理他為什麼會這麼做的原因，”她說。
泰瑞爾被開的藥物：
專注達用於治療多動
胍法辛用於助眠
泰瑞爾討厭吃藥。他沒什麼精力和食欲。“這讓我感覺整個人都筋疲力盡，”他說。“我不想和人說話。我提不起勁來和人說話。”
庫利夫婦花了壹個月的時間為泰瑞爾尋找壹個家庭治療項目，泰瑞爾享受醫療補助計劃。他們想要壹個能解決不穩定童年創傷的項目，他們覺得這種創傷導致了他憤怒、沖動的行為。在密西西比州克林頓的家中，壹位治療師每周兩次來到他們家和泰瑞爾的學校，持續了大約壹年。他們與泰瑞爾壹起研究如何控制他的憤怒和沖動，以及如何與人交談和信任他們。治療師與家人會面，討論如何幫助泰瑞爾。
庫利夫婦逐漸讓泰瑞爾停藥，他們覺得這些藥片助長了他壹些瘋狂的行為，並掩蓋了通過談話療法能更好處理的問題。
泰瑞爾·庫利（圖中，身穿白色T 恤）和姐妹們在家打籃球。圖片來源：EDMUND D. FOUNTAIN FOR WSJ
現年15歲的泰瑞爾說，停藥和接受治療後，他感覺好多了。“我與人之間的聯系更緊密了，”他說。他的母親說他“每天24小時不停地說話”，雖然他可能很活躍，“但我確實覺得他能控制自己”。
紐約大學格羅斯曼醫學院(NYU Grossman School of Medicine)的兒童和青少年精神病學系主任詹妮弗·哈文斯(Jennifer Havens)說，她的領域沒有認識到創傷，而是將創傷的表現視為多動症或其他精神疾病，如雙相情感障礙或精神病，這對兒童造成了傷害。
“我們搞得壹團糟，這很危險，因為有些孩子確實需要藥物，如果我們只是說‘不吃藥’，那不是答案，但如果壹個孩子服用伍、六、柒種藥物，那真的是錯誤的。”
“真正的試驗品”
喬丹·麥克多諾(Jordan McDonough)是壹名有叁個孩子的房屋檢查員，他自己從小就服藥，他正在努力想辦法幫助表現出多動症跡象的肆歲兒子。
麥克多諾從伍歲起就服用利他林。他回憶說，醫生們不停地“加大劑量、再加大劑量”。到叁年級時，由於父母的問題導致家庭不和諧，他開始服用安非他酮(Wellbutrin)治療抑郁症。在接下來的幾年裡，他輪流服用了抗抑郁藥西酞普蘭(Celexa)和來士普(Lexapro)，多動症藥物專注達和擇思達(Strattera)，以及其他各種他已經記不清的處方藥。
喬丹被開的藥物：
利他林用於治療多動
安非他酮用於治療抑郁症
來士普用於治療抑郁症
14歲時，麥克多諾曾試圖自殺。他回憶說，在醫院裡，他頓悟了。“如果我將永遠生病，為什麼不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服用這種壓制的毒藥呢？”那天晚上，他與急診室醫生進行了壹次清醒的談話，醫生同意讓他停藥。
停藥後的生活並不平順。麥克多諾曾與吸食大麻作斗爭，並且仍然覺得自己在家裡沒有總是“盡到自己的責任”。他拾幾歲的兒子在與壹個成癮的母親度過動蕩的童年後，正在服用阿得拉和左洛復(Zoloft)。麥克多諾希望盡可能長時間地避免給他的小兒子開處方藥，他的小兒子在壹個特殊教育的小型學前班裡開始表現良好並交到朋友。
南希·甘斯基（圖右）後悔給女兒丹妮爾（圖左）服用了藥物。圖片來源：HANNAH YOON FOR WSJ
南希·甘斯基(Nancy Gansky)對給女兒用藥的決定感到後悔。丹妮爾11歲時，醫生曾短暫地在她的藥物中加入了安非他酮和胍法辛。然後在她拾幾歲時加入了阿提凡(Ativan)或阿普唑侖(Xanax)。15歲時服用的壹種抗精神病藥物利培酮(risperidone)讓她生病並住進了醫院。
丹妮爾16歲時在服用百憂解、專注達和阿提凡，她感到頭暈，疲憊不堪，早上起不來。她上學經常遲到，以至於學校管理人員說她可能需要重修壹些課程，並要求醫生出具證明來解釋遲到原因。醫生寫了證明，並提高了她的百憂解劑量。在她20多歲時，又服用了更多的抗精神病藥物。
“醫生會告訴我們，哦，她就是這樣。她需要更多的藥，”甘斯基的母親說。“我當時信以為真。”
甘斯基在高中時停止了定期服用興奮劑，但仍在服用抗抑郁藥氟伏沙明(fluvoxamine)。她曾兩次試圖停藥，但都陷入了痛苦的戒斷反應，導致她服用了更多的藥物，包括抗精神病藥物思瑞康(Seroquel)和再普樂(Zyprexa)，這些藥物本身也引發了顫抖和情緒麻木等症狀。她曾幾次因身體顫抖而去急診室。她的腦霧和其他壹些症狀仍然存在。
她和父母住在壹起，不得不退出了壹個涉及校內咨詢的碩士項目。她戒斷抗抑郁藥的經歷促使她作為壹個新倡導組織的顧問來推動變革，並參加由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部長小羅伯特·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Jr.)領導的“讓美國再次健康”(Make America Healthy Again)運動所舉辦的多次活動。
甘斯基說，幾拾年的藥物治療“改變了我的大腦”。“我覺得我就是制藥公司忽略了的真正的長期研究對象，”她說。“我才是真正的試驗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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