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振寧] 在人生的最後階段,楊振寧先生想說什麼?
1983年版《楊振寧論文選》中有關論文署名的壹段文字
關於兩人合作的署名，楊先生曾說，他從未和李政道計較過先後次序問題。李曾講他們在第壹篇論文署名問題上有爭議，他完全沒有印象。他在合作中讓李把名字署在前面，是他自願的，且壹直如此。為了驗證楊先生的說法，我曾經查閱英文版的《楊振寧論文選》（商務印書館2020年出版），發現收入這本文選的論文，楊和李兩人聯名發表的文章壹共18篇，除了1952年的壹篇署名“楊和李”以外，其他17篇都是署名“李和楊”。這足以證明楊先生所言非虛。
《晨曦集》增補的文章中，另壹篇有關“楊李之爭”的文字出於翁帆之手。篇幅更短，大約壹千字。題目是《楊振寧的雪泥鴻爪》，講的是楊先生兩篇重要論文，即1954年關於規范場理論的和1956年關於弱作用下宇稱不守恒原理的論文（即與李政道合寫的獲獎論文），復印本都保存完好，現存香港中文大學楊振寧檔案館。翁帆說：
最近，楊先生在整理舊作時將它們打印出來給我看。有意思的是，那時打字機沒有希臘字母，文稿中的希臘字母和壹些數學符號都是用圓珠筆填上去的。我壹看就認出是楊先生的筆跡。我說：“好了，你留下雪泥鴻爪了！”
翁帆寫得太含蓄了、太隱晦了，壹般不了解“楊李合作”背景和前因後果的讀者，簡直看不懂這“雪泥鴻爪”是什麼意思。須知，這涉及文稿出自哪位作者之手的問題。
翁帆介紹說，楊和李獲得諾獎的論文，是布魯克海文實驗室的秘書芭芭拉·凱克（Barbara Keck)用打字機打印的，有BNL的預印本編號，帶著編號BNL1938或BNL2819復印了若幹份。這就是《物理評論》雜志曾發表的那篇論文。對此翁帆加了壹個注釋說，“1956年夏，張文裕先生回國時帶了壹份1956年的BNL2819,何祚庥先生當時曾見過。”
可是關於這壹點，李政道的回憶完全不同。李在2003年的答記者問中說：
我根據我們的討論，不僅寫完了全篇論文，而且哥倫比亞大學物理系理論物理組的行政助理Irene Trarmm女士連我手寫的全部論文都已經打字出來了。.......我打電話找他（指楊振寧，引者注）也找不到。等到發現這些情況之後，催促他趕快將Irene女士早就打好的論文送入《物理評論》，那已經是叁個星期後，1956年6月22日的事了。
畢竟是幾拾年前的舊事，任何記憶都可能是不准確的，這不奇怪。為了向輿論界作出證實，翁帆把當年楊先生提供給《物理評論》的帶有布魯克海文實驗室編號、由Barbara Keck打印的論文照片，和帶著楊先生親手書寫希臘字母和數字符號的筆跡的論文照片，壹起印在書上，為的是讓讀者明鑒：誰是論文的執筆者？
不過，楊先生和翁帆對此都未予置評，他們大概是覺得，證據俱在，不必多言，有了原稿作證，“楊李之爭”自可告壹段落，所以《晨曦集》（增訂版）不再收入其他涉及“楊李分合”的文章。本書中，有關這段公案，可謂欲言又止。
本文作者與楊振寧先生和翁帆女士合影（2009年，鄭州）
這裡還有壹個和我有關的小插曲值得壹提。就是在2021年9月22日清華大學為慶祝楊先生百歲誕辰舉辦了學術研討會之後，香港的《明報月刊》准備在當年第11期推出“楊振寧專號”。距離出刊只有壹個多月時間，該刊主編潘耀明先生緊急約稿。因為和我較熟悉，他不由分說要我寫壹篇，我答應了。寫什麼呢？當時《晨曦集》（增訂版）剛剛出版，我當然要結合這本書來寫。想到的內容，也像本文壹樣，重點談楊先生在書裡是怎樣委婉地表達他對李政道先生的態度。我取了壹個題目，叫做《百歲回望中的楊李分合》，對楊李關系從合到分做了壹些描述和分析，主要是希望大家在楊李的關系上，不要誤解楊先生。我想告訴壹些讀者，對於“楊李之爭”問題，需要了解兩人合作的全部歷史才能看清楚，壹知半解和偏聽偏信都不能做出客觀判斷。我承認，我這篇文章，的確為楊先生做了些解釋，但是對於楊李兩人爭論的焦點———宇稱不守恒理論的突破者是誰，我未置壹詞，碰也沒碰。因為我知道，我沒有資格也沒有條件去判斷兩個青年學者在苦苦尋找中，是誰首先發現這裡有壹座金礦，而又是誰首先打開那金礦的門。我相信自己的文章只是客觀地記述了兩人的關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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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兩人合作的署名，楊先生曾說，他從未和李政道計較過先後次序問題。李曾講他們在第壹篇論文署名問題上有爭議，他完全沒有印象。他在合作中讓李把名字署在前面，是他自願的，且壹直如此。為了驗證楊先生的說法，我曾經查閱英文版的《楊振寧論文選》（商務印書館2020年出版），發現收入這本文選的論文，楊和李兩人聯名發表的文章壹共18篇，除了1952年的壹篇署名“楊和李”以外，其他17篇都是署名“李和楊”。這足以證明楊先生所言非虛。
《晨曦集》增補的文章中，另壹篇有關“楊李之爭”的文字出於翁帆之手。篇幅更短，大約壹千字。題目是《楊振寧的雪泥鴻爪》，講的是楊先生兩篇重要論文，即1954年關於規范場理論的和1956年關於弱作用下宇稱不守恒原理的論文（即與李政道合寫的獲獎論文），復印本都保存完好，現存香港中文大學楊振寧檔案館。翁帆說：
最近，楊先生在整理舊作時將它們打印出來給我看。有意思的是，那時打字機沒有希臘字母，文稿中的希臘字母和壹些數學符號都是用圓珠筆填上去的。我壹看就認出是楊先生的筆跡。我說：“好了，你留下雪泥鴻爪了！”
翁帆寫得太含蓄了、太隱晦了，壹般不了解“楊李合作”背景和前因後果的讀者，簡直看不懂這“雪泥鴻爪”是什麼意思。須知，這涉及文稿出自哪位作者之手的問題。
翁帆介紹說，楊和李獲得諾獎的論文，是布魯克海文實驗室的秘書芭芭拉·凱克（Barbara Keck)用打字機打印的，有BNL的預印本編號，帶著編號BNL1938或BNL2819復印了若幹份。這就是《物理評論》雜志曾發表的那篇論文。對此翁帆加了壹個注釋說，“1956年夏，張文裕先生回國時帶了壹份1956年的BNL2819,何祚庥先生當時曾見過。”
可是關於這壹點，李政道的回憶完全不同。李在2003年的答記者問中說：
我根據我們的討論，不僅寫完了全篇論文，而且哥倫比亞大學物理系理論物理組的行政助理Irene Trarmm女士連我手寫的全部論文都已經打字出來了。.......我打電話找他（指楊振寧，引者注）也找不到。等到發現這些情況之後，催促他趕快將Irene女士早就打好的論文送入《物理評論》，那已經是叁個星期後，1956年6月22日的事了。
畢竟是幾拾年前的舊事，任何記憶都可能是不准確的，這不奇怪。為了向輿論界作出證實，翁帆把當年楊先生提供給《物理評論》的帶有布魯克海文實驗室編號、由Barbara Keck打印的論文照片，和帶著楊先生親手書寫希臘字母和數字符號的筆跡的論文照片，壹起印在書上，為的是讓讀者明鑒：誰是論文的執筆者？
不過，楊先生和翁帆對此都未予置評，他們大概是覺得，證據俱在，不必多言，有了原稿作證，“楊李之爭”自可告壹段落，所以《晨曦集》（增訂版）不再收入其他涉及“楊李分合”的文章。本書中，有關這段公案，可謂欲言又止。
本文作者與楊振寧先生和翁帆女士合影（2009年，鄭州）
這裡還有壹個和我有關的小插曲值得壹提。就是在2021年9月22日清華大學為慶祝楊先生百歲誕辰舉辦了學術研討會之後，香港的《明報月刊》准備在當年第11期推出“楊振寧專號”。距離出刊只有壹個多月時間，該刊主編潘耀明先生緊急約稿。因為和我較熟悉，他不由分說要我寫壹篇，我答應了。寫什麼呢？當時《晨曦集》（增訂版）剛剛出版，我當然要結合這本書來寫。想到的內容，也像本文壹樣，重點談楊先生在書裡是怎樣委婉地表達他對李政道先生的態度。我取了壹個題目，叫做《百歲回望中的楊李分合》，對楊李關系從合到分做了壹些描述和分析，主要是希望大家在楊李的關系上，不要誤解楊先生。我想告訴壹些讀者，對於“楊李之爭”問題，需要了解兩人合作的全部歷史才能看清楚，壹知半解和偏聽偏信都不能做出客觀判斷。我承認，我這篇文章，的確為楊先生做了些解釋，但是對於楊李兩人爭論的焦點———宇稱不守恒理論的突破者是誰，我未置壹詞，碰也沒碰。因為我知道，我沒有資格也沒有條件去判斷兩個青年學者在苦苦尋找中，是誰首先發現這裡有壹座金礦，而又是誰首先打開那金礦的門。我相信自己的文章只是客觀地記述了兩人的關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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