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 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杨振宁先生想说什么?
1983年版《杨振宁论文选》中有关论文署名的一段文字
关于两人合作的署名，杨先生曾说，他从未和李政道计较过先后次序问题。李曾讲他们在第一篇论文署名问题上有争议，他完全没有印象。他在合作中让李把名字署在前面，是他自愿的，且一直如此。为了验证杨先生的说法，我曾经查阅英文版的《杨振宁论文选》（商务印书馆2020年出版），发现收入这本文选的论文，杨和李两人联名发表的文章一共18篇，除了1952年的一篇署名“杨和李”以外，其他17篇都是署名“李和杨”。这足以证明杨先生所言非虚。
《晨曦集》增补的文章中，另一篇有关“杨李之争”的文字出于翁帆之手。篇幅更短，大约一千字。题目是《杨振宁的雪泥鸿爪》，讲的是杨先生两篇重要论文，即1954年关于规范场理论的和1956年关于弱作用下宇称不守恒原理的论文（即与李政道合写的获奖论文），复印本都保存完好，现存香港中文大学杨振宁档案馆。翁帆说：
最近，杨先生在整理旧作时将它们打印出来给我看。有意思的是，那时打字机没有希腊字母，文稿中的希腊字母和一些数学符号都是用圆珠笔填上去的。我一看就认出是杨先生的笔迹。我说：“好了，你留下雪泥鸿爪了！”
翁帆写得太含蓄了、太隐晦了，一般不了解“杨李合作”背景和前因后果的读者，简直看不懂这“雪泥鸿爪”是什么意思。须知，这涉及文稿出自哪位作者之手的问题。
翁帆介绍说，杨和李获得诺奖的论文，是布鲁克海文实验室的秘书芭芭拉·凯克（Barbara Keck)用打字机打印的，有BNL的预印本编号，带着编号BNL1938或BNL2819复印了若干份。这就是《物理评论》杂志曾发表的那篇论文。对此翁帆加了一个注释说，“1956年夏，张文裕先生回国时带了一份1956年的BNL2819,何祚庥先生当时曾见过。”
可是关于这一点，李政道的回忆完全不同。李在2003年的答记者问中说：
我根据我们的讨论，不仅写完了全篇论文，而且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理论物理组的行政助理Irene Trarmm女士连我手写的全部论文都已经打字出来了。.......我打电话找他（指杨振宁，引者注）也找不到。等到发现这些情况之后，催促他赶快将Irene女士早就打好的论文送入《物理评论》，那已经是三个星期后，1956年6月22日的事了。
毕竟是几十年前的旧事，任何记忆都可能是不准确的，这不奇怪。为了向舆论界作出证实，翁帆把当年杨先生提供给《物理评论》的带有布鲁克海文实验室编号、由Barbara Keck打印的论文照片，和带着杨先生亲手书写希腊字母和数字符号的笔迹的论文照片，一起印在书上，为的是让读者明鉴：谁是论文的执笔者？
不过，杨先生和翁帆对此都未予置评，他们大概是觉得，证据俱在，不必多言，有了原稿作证，“杨李之争”自可告一段落，所以《晨曦集》（增订版）不再收入其他涉及“杨李分合”的文章。本书中，有关这段公案，可谓欲言又止。
本文作者与杨振宁先生和翁帆女士合影（2009年，郑州）
这里还有一个和我有关的小插曲值得一提。就是在2021年9月22日清华大学为庆祝杨先生百岁诞辰举办了学术研讨会之后，香港的《明报月刊》准备在当年第11期推出“杨振宁专号”。距离出刊只有一个多月时间，该刊主编潘耀明先生紧急约稿。因为和我较熟悉，他不由分说要我写一篇，我答应了。写什么呢？当时《晨曦集》（增订版）刚刚出版，我当然要结合这本书来写。想到的内容，也像本文一样，重点谈杨先生在书里是怎样委婉地表达他对李政道先生的态度。我取了一个题目，叫做《百岁回望中的杨李分合》，对杨李关系从合到分做了一些描述和分析，主要是希望大家在杨李的关系上，不要误解杨先生。我想告诉一些读者，对于“杨李之争”问题，需要了解两人合作的全部历史才能看清楚，一知半解和偏听偏信都不能做出客观判断。我承认，我这篇文章，的确为杨先生做了些解释，但是对于杨李两人争论的焦点———宇称不守恒理论的突破者是谁，我未置一词，碰也没碰。因为我知道，我没有资格也没有条件去判断两个青年学者在苦苦寻找中，是谁首先发现这里有一座金矿，而又是谁首先打开那金矿的门。我相信自己的文章只是客观地记述了两人的关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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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关于两人合作的署名，杨先生曾说，他从未和李政道计较过先后次序问题。李曾讲他们在第一篇论文署名问题上有争议，他完全没有印象。他在合作中让李把名字署在前面，是他自愿的，且一直如此。为了验证杨先生的说法，我曾经查阅英文版的《杨振宁论文选》（商务印书馆2020年出版），发现收入这本文选的论文，杨和李两人联名发表的文章一共18篇，除了1952年的一篇署名“杨和李”以外，其他17篇都是署名“李和杨”。这足以证明杨先生所言非虚。
《晨曦集》增补的文章中，另一篇有关“杨李之争”的文字出于翁帆之手。篇幅更短，大约一千字。题目是《杨振宁的雪泥鸿爪》，讲的是杨先生两篇重要论文，即1954年关于规范场理论的和1956年关于弱作用下宇称不守恒原理的论文（即与李政道合写的获奖论文），复印本都保存完好，现存香港中文大学杨振宁档案馆。翁帆说：
最近，杨先生在整理旧作时将它们打印出来给我看。有意思的是，那时打字机没有希腊字母，文稿中的希腊字母和一些数学符号都是用圆珠笔填上去的。我一看就认出是杨先生的笔迹。我说：“好了，你留下雪泥鸿爪了！”
翁帆写得太含蓄了、太隐晦了，一般不了解“杨李合作”背景和前因后果的读者，简直看不懂这“雪泥鸿爪”是什么意思。须知，这涉及文稿出自哪位作者之手的问题。
翁帆介绍说，杨和李获得诺奖的论文，是布鲁克海文实验室的秘书芭芭拉·凯克（Barbara Keck)用打字机打印的，有BNL的预印本编号，带着编号BNL1938或BNL2819复印了若干份。这就是《物理评论》杂志曾发表的那篇论文。对此翁帆加了一个注释说，“1956年夏，张文裕先生回国时带了一份1956年的BNL2819,何祚庥先生当时曾见过。”
可是关于这一点，李政道的回忆完全不同。李在2003年的答记者问中说：
我根据我们的讨论，不仅写完了全篇论文，而且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理论物理组的行政助理Irene Trarmm女士连我手写的全部论文都已经打字出来了。.......我打电话找他（指杨振宁，引者注）也找不到。等到发现这些情况之后，催促他赶快将Irene女士早就打好的论文送入《物理评论》，那已经是三个星期后，1956年6月22日的事了。
毕竟是几十年前的旧事，任何记忆都可能是不准确的，这不奇怪。为了向舆论界作出证实，翁帆把当年杨先生提供给《物理评论》的带有布鲁克海文实验室编号、由Barbara Keck打印的论文照片，和带着杨先生亲手书写希腊字母和数字符号的笔迹的论文照片，一起印在书上，为的是让读者明鉴：谁是论文的执笔者？
不过，杨先生和翁帆对此都未予置评，他们大概是觉得，证据俱在，不必多言，有了原稿作证，“杨李之争”自可告一段落，所以《晨曦集》（增订版）不再收入其他涉及“杨李分合”的文章。本书中，有关这段公案，可谓欲言又止。
本文作者与杨振宁先生和翁帆女士合影（2009年，郑州）
这里还有一个和我有关的小插曲值得一提。就是在2021年9月22日清华大学为庆祝杨先生百岁诞辰举办了学术研讨会之后，香港的《明报月刊》准备在当年第11期推出“杨振宁专号”。距离出刊只有一个多月时间，该刊主编潘耀明先生紧急约稿。因为和我较熟悉，他不由分说要我写一篇，我答应了。写什么呢？当时《晨曦集》（增订版）刚刚出版，我当然要结合这本书来写。想到的内容，也像本文一样，重点谈杨先生在书里是怎样委婉地表达他对李政道先生的态度。我取了一个题目，叫做《百岁回望中的杨李分合》，对杨李关系从合到分做了一些描述和分析，主要是希望大家在杨李的关系上，不要误解杨先生。我想告诉一些读者，对于“杨李之争”问题，需要了解两人合作的全部历史才能看清楚，一知半解和偏听偏信都不能做出客观判断。我承认，我这篇文章，的确为杨先生做了些解释，但是对于杨李两人争论的焦点———宇称不守恒理论的突破者是谁，我未置一词，碰也没碰。因为我知道，我没有资格也没有条件去判断两个青年学者在苦苦寻找中，是谁首先发现这里有一座金矿，而又是谁首先打开那金矿的门。我相信自己的文章只是客观地记述了两人的关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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