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 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杨振宁先生想说什么?
他正是从这时开始从新认识新中国的。1971年，他作为第一位访问中国的美国华人科学家，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这一次，他在中国逗留了大约四个星期，参观了北京、上海、合肥等地的多所学校和科研单位。他发现，“今日中国和我记忆中26年前的中国有了重大的改变”，“中国最重大而又最使中国人骄傲的改变是人民的精神（Spirit）。”为此他十分振奋，回到美国后四处演讲，讲题叫做《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这个演讲极大地鼓舞了在美华人的爱国热情，提升了华人社会对于新中国的向心力，从此很多华人学者开始陆续回国探访。中美科技关系的“解冻”，其实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今天的人们可能会记得“乒乓外交”，但杨振宁对新中国的宣传，对于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作用同样是不可低估的。
1971年刊登杨振宁演讲的纽约大学《石溪通讯》
由于大多数国人对于杨振宁在这方面的事迹了解不多，所以他把这篇演讲稿原原本本地刊登在这里。他显然是想告诉读者，他一直都是爱国者，一直都在力挺中国。当然，因为他演讲使用英文，他只见过英文报道，不久前才得到一份当年的中文译稿，于是他希望尽快发表出来。此稿他曾让我联系一家报纸，那报纸的主编同意发表，但是因为篇幅太长，又不便删节，遂作罢。其实我看过稿子后曾有疑问，觉得他在演讲中谈到的新中国见闻，带有一定的局限性。毕竟，那时处在“非常十年”的后期，他的所到之处，都是“安排”的结果，许多真相他是看不到的。我问过他，是否考虑到这一点，文章发表后会被人质疑？他表示不介意。他是讲真话的人，承认当初自己受到蒙蔽和“左倾”思想的影响，说一些片面性的话。但这就是历史的真实，不需要回避。所以他坚持把文章收入作品集，一字不改。
展示杨先生家国情怀的文章中，新近增补的最重要的一篇，是《邓稼先致杨振宁的一封信》。此信写于1971年8月13日，就是在杨先生这次访问中国准备返回美国的前三天。邓稼先在信里说：
这次在北京见到你，时间虽然不长，但每天晚上回来后心情总是不很平静，从小在一起，各个时期的情景，总是涌上心头。这次送你走后，心里自然有些惜别之感。和你见面几次，心里总是觉得缺一点什么东西似的。细想起来心里总是有“友行千里心担忧”的感觉。因此心里总是盼望着，“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
邓稼先还讲到：
希望你在国外时能经常想到我们的祖国。
这封信的意思是明确的，就是寄望两个人都能为祖国效力。但杨先生说，他当时并没有对这封信完全理解。不过事实上，由于回到新中国给他带来了心灵的震撼，他从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1971年，是他人生的分界点，在此之前，他是一个纯粹的物理学家，而在此之后，他同时成为了一个社会活动家。他力倡中美科技文化交流，呼吁中美关系正常化，支持海外华人的“保钓”运动，亲自担任全美华人联合会的主席，为此甘冒政治风险，不顾美国中情局对他的威吓，也无视前苏联和亲国民党势力对他的攻击。他不仅像邓稼先所说的，“经常想到我们的祖国”，而且还身体力行，做了很多有利于祖国的实事。（对杨先生这方面的事迹，我曾有其他文章介绍，这里从略。）
这种身份的转变，对于他是不知不觉地完成的。到了晚年，反思自己的一生，他才意识到，他自从1971年以后，是真正与邓稼先殊途同归了。所以，2021年9月22日，为庆祝杨振宁百岁诞辰，清华大学举办了一场学术思想研讨会。会上，杨先生的演讲标题就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
他可以讲的很多，却偏偏讲了这个主题。杨先生说，1971年，他没有看懂信中“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这句话，后来想了想，知道这是一个很深的意思。到百岁时，他可以很自信地跟邓稼先说：我这五十年是符合你“共同途”的瞩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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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多数国人对于杨振宁在这方面的事迹了解不多，所以他把这篇演讲稿原原本本地刊登在这里。他显然是想告诉读者，他一直都是爱国者，一直都在力挺中国。当然，因为他演讲使用英文，他只见过英文报道，不久前才得到一份当年的中文译稿，于是他希望尽快发表出来。此稿他曾让我联系一家报纸，那报纸的主编同意发表，但是因为篇幅太长，又不便删节，遂作罢。其实我看过稿子后曾有疑问，觉得他在演讲中谈到的新中国见闻，带有一定的局限性。毕竟，那时处在“非常十年”的后期，他的所到之处，都是“安排”的结果，许多真相他是看不到的。我问过他，是否考虑到这一点，文章发表后会被人质疑？他表示不介意。他是讲真话的人，承认当初自己受到蒙蔽和“左倾”思想的影响，说一些片面性的话。但这就是历史的真实，不需要回避。所以他坚持把文章收入作品集，一字不改。
展示杨先生家国情怀的文章中，新近增补的最重要的一篇，是《邓稼先致杨振宁的一封信》。此信写于1971年8月13日，就是在杨先生这次访问中国准备返回美国的前三天。邓稼先在信里说：
这次在北京见到你，时间虽然不长，但每天晚上回来后心情总是不很平静，从小在一起，各个时期的情景，总是涌上心头。这次送你走后，心里自然有些惜别之感。和你见面几次，心里总是觉得缺一点什么东西似的。细想起来心里总是有“友行千里心担忧”的感觉。因此心里总是盼望着，“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
邓稼先还讲到：
希望你在国外时能经常想到我们的祖国。
这封信的意思是明确的，就是寄望两个人都能为祖国效力。但杨先生说，他当时并没有对这封信完全理解。不过事实上，由于回到新中国给他带来了心灵的震撼，他从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1971年，是他人生的分界点，在此之前，他是一个纯粹的物理学家，而在此之后，他同时成为了一个社会活动家。他力倡中美科技文化交流，呼吁中美关系正常化，支持海外华人的“保钓”运动，亲自担任全美华人联合会的主席，为此甘冒政治风险，不顾美国中情局对他的威吓，也无视前苏联和亲国民党势力对他的攻击。他不仅像邓稼先所说的，“经常想到我们的祖国”，而且还身体力行，做了很多有利于祖国的实事。（对杨先生这方面的事迹，我曾有其他文章介绍，这里从略。）
这种身份的转变，对于他是不知不觉地完成的。到了晚年，反思自己的一生，他才意识到，他自从1971年以后，是真正与邓稼先殊途同归了。所以，2021年9月22日，为庆祝杨振宁百岁诞辰，清华大学举办了一场学术思想研讨会。会上，杨先生的演讲标题就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
他可以讲的很多，却偏偏讲了这个主题。杨先生说，1971年，他没有看懂信中“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这句话，后来想了想，知道这是一个很深的意思。到百岁时，他可以很自信地跟邓稼先说：我这五十年是符合你“共同途”的瞩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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