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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主义"缠身的亚马逊,开始被多面夹击
"官僚主义"缠身的亚马逊,开始被多面夹击"官僚主义"缠身的亚马逊,开始被多面夹击
这种感受来源于许多方面。
比如，中国卖家遇到问题时想得到平台的帮助相对困难。多位卖家表示，亚马逊客服基本上较难找到，这种服务也不是他们的重点，站内信回复也较慢，问题解决周期长。
此外，资深人士告诉虎嗅，亚马逊的招商一般比较依赖传统渠道（比如会议、活动），但相较Temu等平台较难深入到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源头，招商经理也无法为卖家提供太多实质性的资源支持。
2021年的那场大规模封号事件也给许多卖家留下心理阴影。彼时五个月关闭了约600个中国品牌的销售权，涉及约3000个卖家账户。但后来有仲裁员认为许多封号措施缺乏相应证据证明卖家实施了违规行为。
出现这些现象，也有多重原因。
首先，是组织问题。
“中国区招商团队并不是能力有什么问题，而是组织的设定令他们没有太大资源调动能力。”知情人士向虎嗅透露。
此番大裁员前，亚马逊内部已暴露出一些组织文化的挑战，比如官僚主义和决策过程的缓慢化。
亚马逊CEO安迪·杰西就曾亲自指出这一现象。其在2024年9月的内部备忘录中承认，公司出现了“为决策会议召开预备会议的预备会议”现象，以及“一长串经理觉得需要在议题推进前进行审查”的情况。这种“会前会”文化，正在拖慢整个组织的决策效率。
三名从事不同AI项目的员工曾表示，他们被反复要求修改项目提案，直到市场趋势发生变化，他们的创意也变得过时。一名销售工程师回忆说，在疫情之前，他距离时任CEO杰夫·贝索斯只有6个管理层级；但在一次晋升后，他今年查看组织架构图时发现，自己距离现任CEO安迪·贾西已经有15个层级。
“过去的五到十年，亚马逊的决策机制变得更加繁琐，员工之间的领地意识增强，形成相对封闭的堡垒文化。”业内人士透露称。特别是在2022年开始裁员后，员工更趋向风险规避，整体工作氛围变得谨慎，过去的创新精神似乎也被官僚主义取代，导致决策的延迟和效率的降低。
此外，“亚马逊内部的晋升机制也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这种官僚主义。”其说。为了获得晋升，管理者需证明自己提升了团队中其他成员的表现，这导致了一些不良激励，管理者可能会提升那些不一定值得晋升的员工，以满足晋升要求。
除了组织文化的原因，也有资深人士认为亚马逊需要“制衡”中国卖家。
“亚马逊需要在全球招募卖家在平台上开店，中国卖家占比实在太高，若话语权过大会反过来压制平台。”该资深人士告诉虎嗅。
多平台夹击亚马逊，商家开始重新选择
虽然亚马逊仍是许多中国卖家的布局重镇，但各大平台对卖家的争夺烈度已明显增大。
国内外的竞争者，都纷纷想撬动亚马逊的供给大盘。
比如速卖通今年9月提出了一个“超级品牌出海计划”，直接想硬刚亚马逊，称要让商家用在亚马逊一半的成本，在重点市场实现更高的成交，开始向亚马逊大卖抛出信号。
竞争的核心聚焦在成本和服务能力上。
佣金方面，速卖通收5-10%，而亚马逊为15-20%；人员成本方面，有商家表示招聘一个亚马逊运营的薪资要为8-9千元，而速卖通多为6-7千元；广告成本更是有较大差距，部分卖家称亚马逊单次点击成本是速卖通的8-10倍。
要知道，更低的成本往往意味着更低的定价，这对消费者的吸引力是很大的。消费者的转移，会给电商平台带来危机。
Temu就曾用过这一招。
Temu早期重点推进半托管时，就曾有较大的补贴力度。比如半托管商家按照7-8折来供货，Temu很多时候不会再加价售卖，甚至还会做些补贴令价格更低。
这相当于，美国消费者可以以亚马逊七折的价格在Temu上购买同样的产品，对用户更具吸引力。
目前，速卖通也开始出现这一现象，有卖家就告诉虎嗅，他们的同一款产品在亚马逊定价105-109美元，速卖通则定价80美元，价格差距约20%。
显性成本有区别之外，隐形成本差距也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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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中国卖家遇到问题时想得到平台的帮助相对困难。多位卖家表示，亚马逊客服基本上较难找到，这种服务也不是他们的重点，站内信回复也较慢，问题解决周期长。
此外，资深人士告诉虎嗅，亚马逊的招商一般比较依赖传统渠道（比如会议、活动），但相较Temu等平台较难深入到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源头，招商经理也无法为卖家提供太多实质性的资源支持。
2021年的那场大规模封号事件也给许多卖家留下心理阴影。彼时五个月关闭了约600个中国品牌的销售权，涉及约3000个卖家账户。但后来有仲裁员认为许多封号措施缺乏相应证据证明卖家实施了违规行为。
出现这些现象，也有多重原因。
首先，是组织问题。
“中国区招商团队并不是能力有什么问题，而是组织的设定令他们没有太大资源调动能力。”知情人士向虎嗅透露。
此番大裁员前，亚马逊内部已暴露出一些组织文化的挑战，比如官僚主义和决策过程的缓慢化。
亚马逊CEO安迪·杰西就曾亲自指出这一现象。其在2024年9月的内部备忘录中承认，公司出现了“为决策会议召开预备会议的预备会议”现象，以及“一长串经理觉得需要在议题推进前进行审查”的情况。这种“会前会”文化，正在拖慢整个组织的决策效率。
三名从事不同AI项目的员工曾表示，他们被反复要求修改项目提案，直到市场趋势发生变化，他们的创意也变得过时。一名销售工程师回忆说，在疫情之前，他距离时任CEO杰夫·贝索斯只有6个管理层级；但在一次晋升后，他今年查看组织架构图时发现，自己距离现任CEO安迪·贾西已经有15个层级。
“过去的五到十年，亚马逊的决策机制变得更加繁琐，员工之间的领地意识增强，形成相对封闭的堡垒文化。”业内人士透露称。特别是在2022年开始裁员后，员工更趋向风险规避，整体工作氛围变得谨慎，过去的创新精神似乎也被官僚主义取代，导致决策的延迟和效率的降低。
此外，“亚马逊内部的晋升机制也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这种官僚主义。”其说。为了获得晋升，管理者需证明自己提升了团队中其他成员的表现，这导致了一些不良激励，管理者可能会提升那些不一定值得晋升的员工，以满足晋升要求。
除了组织文化的原因，也有资深人士认为亚马逊需要“制衡”中国卖家。
“亚马逊需要在全球招募卖家在平台上开店，中国卖家占比实在太高，若话语权过大会反过来压制平台。”该资深人士告诉虎嗅。
多平台夹击亚马逊，商家开始重新选择
虽然亚马逊仍是许多中国卖家的布局重镇，但各大平台对卖家的争夺烈度已明显增大。
国内外的竞争者，都纷纷想撬动亚马逊的供给大盘。
比如速卖通今年9月提出了一个“超级品牌出海计划”，直接想硬刚亚马逊，称要让商家用在亚马逊一半的成本，在重点市场实现更高的成交，开始向亚马逊大卖抛出信号。
竞争的核心聚焦在成本和服务能力上。
佣金方面，速卖通收5-10%，而亚马逊为15-20%；人员成本方面，有商家表示招聘一个亚马逊运营的薪资要为8-9千元，而速卖通多为6-7千元；广告成本更是有较大差距，部分卖家称亚马逊单次点击成本是速卖通的8-10倍。
要知道，更低的成本往往意味着更低的定价，这对消费者的吸引力是很大的。消费者的转移，会给电商平台带来危机。
Temu就曾用过这一招。
Temu早期重点推进半托管时，就曾有较大的补贴力度。比如半托管商家按照7-8折来供货，Temu很多时候不会再加价售卖，甚至还会做些补贴令价格更低。
这相当于，美国消费者可以以亚马逊七折的价格在Temu上购买同样的产品，对用户更具吸引力。
目前，速卖通也开始出现这一现象，有卖家就告诉虎嗅，他们的同一款产品在亚马逊定价105-109美元，速卖通则定价80美元，价格差距约20%。
显性成本有区别之外，隐形成本差距也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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