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杰出人才到失业病患:一个EB1移民的崩塌
这是一个真实的发生在我身边的故事。为保护隐私,文中部分细节有所调整。从刚开始的错愕到难过,我还是决定写下来。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经历类似的困境,请记住:再坚持一会儿,这不是你的错。
窗外还是那个晴朗的下午。只是她的职业生涯,在一封邮件里,结束了。
整个部门。所有人。因为经费。
她以为自己做对了所有事情。塞浦路斯到美国,这条路她走了十几年。顶尖癌症中心的博士后,大厂的十年,然后是biotech的肿瘤部门一把手。EB1绿卡,"杰出人才"。她一直相信那个关于美国的故事:只要你足够优秀,足够努力,这个国家会给你机会,会保护你。
所以当裁员来临的时候,她第一反应不是恐慌,而是困惑。
2025年1月至7月期间,美国裁员总数比去年同期增长75%。但数字说明不了什么。数字不会告诉你,三年的项目在一夜之间与你无关是什么感觉。COBRA保险的通知第二天就到了。每月2100美元。她盯着那个数字,第一次开始计算:存款能撑多久?如果找工作的时间比预期长,怎么办?
以她的背景,应该不会太久。她这样告诉自己。
然后六月到了。

囊肿切除本该是个小手术。术前血检是例行程序。医生的电话来的时候,她正在改简历。"你的血检结果有些异常,可能有自身免疫性疾病。""可能"这个词,意味着更多检查,更多等待,更多费用。
她挂掉电话,开始研究保险。COBRA太贵。Marketplace的计划,她一个个看过去,对比deductible和覆盖范围。美国人平均每年医疗支出12,900美元,在发达国家中最高。但这是建立在"有保险"的前提上。当你失业,当你需要在便宜的治疗和最好的治疗之间做选择,数字会变得非常不一样。
第一次见医生,诊室很小。医生看着检查报告,皱眉。类固醇是相对经济的方案。她回家,打开PubMed。搜索药物名称,文献列表弹出来。她一篇篇读下去。医生说的"一些常见副作用",在文献里是另一个样子:焦虑症、严重抑郁、认知障碍、精神症状。发生率:10-20%。不是"可能",是明确的风险。
她盯着屏幕,想起在癌症中心的日子,但现在她变成了患者。而她的"选择",是基于银行账户余额做出的。
药已经开了。她已经开始吃了。
副作用来得比她预想的更猛烈。第一周,心跳加速,睡不着。她以为这就是医生说的"失眠"。第二周,脸开始肿,体重增加。医生说过的"常见副作用"。但第三周,有些不一样的东西出现了。
头发开始大把大把地掉。洗完澡,排水口堵着一团头发。更可怕的是脑子里的变化——那种从内部涌上来的、巨大的、无法命名的无力感。想死的念头不是突然出现的。它像潮水,每天涨高一点。recruiter的邮件还在发来,她盯着屏幕,不知道该怎么回复。
到第三周末,她已经无法下床了。不是身体的疼痛,是另一种东西。一种医生从来没有告诉过她的东西。
她给医生发消息:"副作用太严重了。我每天都想死。我能停药吗?"医生回复很快:"不能突然停。类固醇需要慢慢减量,否则会有危险。你现在的症状可能需要心理干预。"
她盯着那条消息。"可能需要心理干预"。医生没说这是药物的副作用。医生说的是"你需要心理干预",好像这是她自己的问题。
她又打开PubMed。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的患者中,约18%会出现严重的心理症状,包括焦虑症、抑郁症、甚至自杀倾向。18%。她很不幸,成了那18%。而医生只告诉她"可能会失眠、体重增加"。
所以她只能继续。继续吃那些让她想死的药。继续等待"慢慢减量"的时间表。被困在一个她不知情的情况下开始的治疗里。统计数字,在你成为它的一部分之前,只是数字。
妹妹从塞浦路斯飞来的那天,她没办法去机场。她在电话里说别来,说自己可以。但妹妹说:"我已经买好机票了。"那天下午,门铃响。她挣扎着起床,打开门。妹妹站在门外,拖着行李箱,看到她的那一刻,眼睛红了。"我来了。"妹妹说。
她想说点什么,但话到嘴边,发不出声音。妹妹走进来,抱住她。那天晚上,她躺在床上,听到妹妹在客厅打电话。隔着门,听不清具体的话,但能听到哭声。她盯着天花板,想起塞浦路斯的家,想起拿到EB1时给家里打电话,妹妹说"姐姐你好厉害"。现在那个"好厉害"的姐姐,连起床都需要努力。
过了几周,她觉得自己可以试试了。recruiter发来一个职位,看起来很match。面试定在下周。她决定去图书馆准备。图书馆很安静。她打开电脑,打开那些之前做的presentation。屏幕上出现幻灯片。项目标题,研究背景,数据分析——她盯着那些图表。那些曲线,那些数字,那些结论。
她往下翻页。每一页都认识,但又都陌生。就像看着别人的工作。她关掉电脑,坐在那里。周围的人在看书,在打字,在做他们的事情。阳光从窗户照进来。一切都很正常。只有她坐在那里,试图理解为什么自己的大脑里出现了这么大的空白。类固醇引起的认知障碍可影响记忆形成和提取,高剂量使用者中发生率可达30-50%。她收拾东西,离开图书馆。
面试那天,她把要说的话写下来,一遍遍练习。妹妹听着,点头,说:"很好。"但她能看到妹妹眼里的担心。下午三点,面试开始。面试官的脸出现在屏幕上。微笑,问好。"能介绍一下你最近的项目吗?"
她张开嘴。那些项目,那些研究——全都在脑子里,但找不到合适的词来描述。沉默在屏幕两端蔓延。
"抱歉。"她最后说,声音有点发抖,"我最近身体不太舒服,可能需要改天。"面试官的表情变了变。"没关系,你休息好。"屏幕黑了。她坐在那里,盯着黑屏。妹妹走过来,递给她一杯水。"我完了。"她说。
严重焦虑症患者的工作表现会下降40-60%,影响记忆力、注意力和决策能力。但hiring manager不会知道这些。他们只看到一个无法正常交流的候选人。她想起自己曾经面试别人的时候,评估,打分,做决定。现在她在这一端。
妹妹说:"你需要出去。"那个下午,她去了公园。天气很好,阳光温暖,微风轻柔。她走到一棵树下,想坐下来。然后视野开始模糊。
醒来的时候,有陌生人围着她。有人在打911。救护车来了,急诊室,检查。"焦虑发作引起的晕厥。"医生说,"你需要看心理医生。"账单后来寄到家里。3400美元。她把账单放在桌上其他账单旁边。类固醇的费用,专科预约的费用,急诊的费用,房租。美国有66.5%的破产案件与医疗费用有关。她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理解这个数字背后的重量。
第七周,她开始长皮疹。先是手臂,然后脖子,然后脸。痒得难以忍受。她给医生发消息。医生回复:"可能是药物过敏。你需要看皮肤科。""最早什么时候能约?""两周后。"
她盯着那条消息。两周。十四天。她又打开PubMed,查类固醇诱发的皮肤反应。那些医学术语她都懂,那些研究方法她甚至比某些医生更熟悉。但这有什么用呢?那天晚上,妹妹去药店买了炉甘石洗剂,回来后帮她涂药。动作很轻。"如果在塞浦路斯,事情应该会不一样吧?"妹妹突然说。她没有回答。她们都知道,回去已经不是选项了。她的生活——那个被打碎的生活——在这里。
类固醇的减量持续了好几周。每减少一点剂量,都需要观察,等待,再减一点。她每天盯着日历,数着日子。副作用在慢慢减轻,但有些东西还在:焦虑,抑郁,记忆力的问题,那种随时可能失控的恐慌。医生开了新的处方:抗焦虑药物。又是一个治疗周期。又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尽头。
存款还能撑几个月。如果找不到工作,如果治疗继续——她不敢往下想。妹妹订了回程机票。"我随时可以再来。""你会好起来的。"妹妹说。她没有回答。因为她不知道什么叫"好起来"。
写下这些的时候,她还在这个城市。还在抗焦虑治疗中。存款在一点点减少。账单在一封封寄来。她不知道下一次焦虑发作会在什么时候,不知道记忆力什么时候能恢复。她只知道,每天早上醒来,吃药,努力让自己多走几步。这就是现在。全部的现在。
她以为自己做对了所有事情。最好的教育,最努力的工作,最难拿的绿卡。但这些都没能保护她。当经费不够,她被裁了。当她生病,她被告知经济方案。当副作用摧毁她的认知能力,面试官只看到一个不合格的候选人。
长期失业者患抑郁症的风险增加3倍,患焦虑症的风险增加2.5倍。慢性病患者的失业率比健康人群高40%。当两者叠加,你就进入了一个无解的循环:生病→无法工作→失去保险→选择便宜的治疗→副作用→更无法工作→更难找工作→经济压力→病情恶化。
她现在就在这个循环里。而这不是她的失败。
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当医疗和就业捆绑,当保险成为特权而非权利——每一个普通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她。她以为优秀能保护她。现在她知道了:在这个系统里,优秀不能保护你。只有运气可以。
而她的运气,在五月的那个下午,用完了。
[加西网正招聘多名全职sales 待遇优]
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窗外还是那个晴朗的下午。只是她的职业生涯,在一封邮件里,结束了。
整个部门。所有人。因为经费。
她以为自己做对了所有事情。塞浦路斯到美国,这条路她走了十几年。顶尖癌症中心的博士后,大厂的十年,然后是biotech的肿瘤部门一把手。EB1绿卡,"杰出人才"。她一直相信那个关于美国的故事:只要你足够优秀,足够努力,这个国家会给你机会,会保护你。
所以当裁员来临的时候,她第一反应不是恐慌,而是困惑。
2025年1月至7月期间,美国裁员总数比去年同期增长75%。但数字说明不了什么。数字不会告诉你,三年的项目在一夜之间与你无关是什么感觉。COBRA保险的通知第二天就到了。每月2100美元。她盯着那个数字,第一次开始计算:存款能撑多久?如果找工作的时间比预期长,怎么办?
以她的背景,应该不会太久。她这样告诉自己。
然后六月到了。

囊肿切除本该是个小手术。术前血检是例行程序。医生的电话来的时候,她正在改简历。"你的血检结果有些异常,可能有自身免疫性疾病。""可能"这个词,意味着更多检查,更多等待,更多费用。
她挂掉电话,开始研究保险。COBRA太贵。Marketplace的计划,她一个个看过去,对比deductible和覆盖范围。美国人平均每年医疗支出12,900美元,在发达国家中最高。但这是建立在"有保险"的前提上。当你失业,当你需要在便宜的治疗和最好的治疗之间做选择,数字会变得非常不一样。
第一次见医生,诊室很小。医生看着检查报告,皱眉。类固醇是相对经济的方案。她回家,打开PubMed。搜索药物名称,文献列表弹出来。她一篇篇读下去。医生说的"一些常见副作用",在文献里是另一个样子:焦虑症、严重抑郁、认知障碍、精神症状。发生率:10-20%。不是"可能",是明确的风险。
她盯着屏幕,想起在癌症中心的日子,但现在她变成了患者。而她的"选择",是基于银行账户余额做出的。
药已经开了。她已经开始吃了。
副作用来得比她预想的更猛烈。第一周,心跳加速,睡不着。她以为这就是医生说的"失眠"。第二周,脸开始肿,体重增加。医生说过的"常见副作用"。但第三周,有些不一样的东西出现了。
头发开始大把大把地掉。洗完澡,排水口堵着一团头发。更可怕的是脑子里的变化——那种从内部涌上来的、巨大的、无法命名的无力感。想死的念头不是突然出现的。它像潮水,每天涨高一点。recruiter的邮件还在发来,她盯着屏幕,不知道该怎么回复。
到第三周末,她已经无法下床了。不是身体的疼痛,是另一种东西。一种医生从来没有告诉过她的东西。
她给医生发消息:"副作用太严重了。我每天都想死。我能停药吗?"医生回复很快:"不能突然停。类固醇需要慢慢减量,否则会有危险。你现在的症状可能需要心理干预。"
她盯着那条消息。"可能需要心理干预"。医生没说这是药物的副作用。医生说的是"你需要心理干预",好像这是她自己的问题。
她又打开PubMed。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的患者中,约18%会出现严重的心理症状,包括焦虑症、抑郁症、甚至自杀倾向。18%。她很不幸,成了那18%。而医生只告诉她"可能会失眠、体重增加"。
所以她只能继续。继续吃那些让她想死的药。继续等待"慢慢减量"的时间表。被困在一个她不知情的情况下开始的治疗里。统计数字,在你成为它的一部分之前,只是数字。
妹妹从塞浦路斯飞来的那天,她没办法去机场。她在电话里说别来,说自己可以。但妹妹说:"我已经买好机票了。"那天下午,门铃响。她挣扎着起床,打开门。妹妹站在门外,拖着行李箱,看到她的那一刻,眼睛红了。"我来了。"妹妹说。
她想说点什么,但话到嘴边,发不出声音。妹妹走进来,抱住她。那天晚上,她躺在床上,听到妹妹在客厅打电话。隔着门,听不清具体的话,但能听到哭声。她盯着天花板,想起塞浦路斯的家,想起拿到EB1时给家里打电话,妹妹说"姐姐你好厉害"。现在那个"好厉害"的姐姐,连起床都需要努力。
过了几周,她觉得自己可以试试了。recruiter发来一个职位,看起来很match。面试定在下周。她决定去图书馆准备。图书馆很安静。她打开电脑,打开那些之前做的presentation。屏幕上出现幻灯片。项目标题,研究背景,数据分析——她盯着那些图表。那些曲线,那些数字,那些结论。
她往下翻页。每一页都认识,但又都陌生。就像看着别人的工作。她关掉电脑,坐在那里。周围的人在看书,在打字,在做他们的事情。阳光从窗户照进来。一切都很正常。只有她坐在那里,试图理解为什么自己的大脑里出现了这么大的空白。类固醇引起的认知障碍可影响记忆形成和提取,高剂量使用者中发生率可达30-50%。她收拾东西,离开图书馆。
面试那天,她把要说的话写下来,一遍遍练习。妹妹听着,点头,说:"很好。"但她能看到妹妹眼里的担心。下午三点,面试开始。面试官的脸出现在屏幕上。微笑,问好。"能介绍一下你最近的项目吗?"
她张开嘴。那些项目,那些研究——全都在脑子里,但找不到合适的词来描述。沉默在屏幕两端蔓延。
"抱歉。"她最后说,声音有点发抖,"我最近身体不太舒服,可能需要改天。"面试官的表情变了变。"没关系,你休息好。"屏幕黑了。她坐在那里,盯着黑屏。妹妹走过来,递给她一杯水。"我完了。"她说。
严重焦虑症患者的工作表现会下降40-60%,影响记忆力、注意力和决策能力。但hiring manager不会知道这些。他们只看到一个无法正常交流的候选人。她想起自己曾经面试别人的时候,评估,打分,做决定。现在她在这一端。
妹妹说:"你需要出去。"那个下午,她去了公园。天气很好,阳光温暖,微风轻柔。她走到一棵树下,想坐下来。然后视野开始模糊。
醒来的时候,有陌生人围着她。有人在打911。救护车来了,急诊室,检查。"焦虑发作引起的晕厥。"医生说,"你需要看心理医生。"账单后来寄到家里。3400美元。她把账单放在桌上其他账单旁边。类固醇的费用,专科预约的费用,急诊的费用,房租。美国有66.5%的破产案件与医疗费用有关。她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理解这个数字背后的重量。
第七周,她开始长皮疹。先是手臂,然后脖子,然后脸。痒得难以忍受。她给医生发消息。医生回复:"可能是药物过敏。你需要看皮肤科。""最早什么时候能约?""两周后。"
她盯着那条消息。两周。十四天。她又打开PubMed,查类固醇诱发的皮肤反应。那些医学术语她都懂,那些研究方法她甚至比某些医生更熟悉。但这有什么用呢?那天晚上,妹妹去药店买了炉甘石洗剂,回来后帮她涂药。动作很轻。"如果在塞浦路斯,事情应该会不一样吧?"妹妹突然说。她没有回答。她们都知道,回去已经不是选项了。她的生活——那个被打碎的生活——在这里。
类固醇的减量持续了好几周。每减少一点剂量,都需要观察,等待,再减一点。她每天盯着日历,数着日子。副作用在慢慢减轻,但有些东西还在:焦虑,抑郁,记忆力的问题,那种随时可能失控的恐慌。医生开了新的处方:抗焦虑药物。又是一个治疗周期。又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尽头。
存款还能撑几个月。如果找不到工作,如果治疗继续——她不敢往下想。妹妹订了回程机票。"我随时可以再来。""你会好起来的。"妹妹说。她没有回答。因为她不知道什么叫"好起来"。
写下这些的时候,她还在这个城市。还在抗焦虑治疗中。存款在一点点减少。账单在一封封寄来。她不知道下一次焦虑发作会在什么时候,不知道记忆力什么时候能恢复。她只知道,每天早上醒来,吃药,努力让自己多走几步。这就是现在。全部的现在。
她以为自己做对了所有事情。最好的教育,最努力的工作,最难拿的绿卡。但这些都没能保护她。当经费不够,她被裁了。当她生病,她被告知经济方案。当副作用摧毁她的认知能力,面试官只看到一个不合格的候选人。
长期失业者患抑郁症的风险增加3倍,患焦虑症的风险增加2.5倍。慢性病患者的失业率比健康人群高40%。当两者叠加,你就进入了一个无解的循环:生病→无法工作→失去保险→选择便宜的治疗→副作用→更无法工作→更难找工作→经济压力→病情恶化。
她现在就在这个循环里。而这不是她的失败。
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当医疗和就业捆绑,当保险成为特权而非权利——每一个普通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她。她以为优秀能保护她。现在她知道了:在这个系统里,优秀不能保护你。只有运气可以。
而她的运气,在五月的那个下午,用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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