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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向卡特放狠话背后 大陆版柏林墙的真相
邓小平向卡特放狠话背后 大陆版柏林墙的真相邓小平向卡特放狠话背后 大陆版柏林墙的真相
2025年11月9日，是柏林墙倒塌36周年。1989年11月9日，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柏林墙倒塌了。我们知道，东德共产党统治可以说是让难民潮冲开缺口的。东德和西德本来就是一个国家，两边的居民属于同一个民族，同一种语言，同一种文化和习俗。西德的面积是东德的两倍半，西德方面始终敞开胸怀接纳每一个来自东德的同胞。因此，从东德共产党建政第一天起，就有大量东德民众逃往西德。柏林墙建成后，仍然有很多东德民众冒着生命危险翻越柏林墙。到了1989年，东德政府不得不放松边境管制，于是，千千万万的民众越过边境投奔西德。至此，东德共产党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很快就垮台了。
深圳的逃港偷渡潮
中国也有难民潮。因为在大陆旁边还有三个华人的社会——台湾、澳门和香港。台湾有海峡天堑相隔，常人只能望洋兴叹；于是，只有澳门和香港可逃，尤其是香港。中国的难民潮主要就是逃港潮，其前仆后继，英勇悲壮，并不亚于柏林墙。
1997年，两个深圳人创作了一首歌《春天的故事》。歌中唱道：“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这位老人是指邓小平。“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是指在广东深圳创办特区。
如今，创办深圳特区一事被说成是邓小平的高瞻远瞩，神来之笔。其实，这件事在很大程度是被逃港偷渡潮逼出来的。
官方也承认，自中共建政以来，深圳——仅仅是深圳——发生过4次大逃港事件。第一次1957年前后，反右运动后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初期，其中一次就外逃5000多人。第二次1961年大饥荒时期，一次外逃1.9万人。第三次1972年，2万人。第四次1979年，撤县建市初期，参与越境7万人，最后外逃3万人，而当时的宝安县全县的劳力才只有11万。
从这4次大逃港事件发生的时间看，前3次都发生在政治压迫特别严厉、经济形势特别恶劣的时期。可见逃港者是为了躲避迫害，寻求自由，躲避贫困，寻求富裕。唯有第4次例外。按说，1979年的中国，政治上相对宽松、经济上开始活跃，各方面都在朝好处转变。为何偏偏在这时逃港者的数量激增？原因就在于，正因为当局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偷渡香港不再是可怕的政治罪名，所以敢于尝试的人就大幅增加。
柏林墙建成后，仍然有很多东德民众冒着生命危险翻越柏林墙。（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1979年5月6日，那一天，在广东深圳的边防前哨，突然聚集起近10万来自广东各地和宝安城乡的民众，形成数十条凶猛的洪流扑向边境线，边防军人束手无策，向天鸣枪示警也没有用，几个哨位一下子被争先恐后非法越境的人流吞噬了。原来在几天前广东各地城乡广泛流传一个谣言说：在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当天，香港实行大赦——凡滞港人士可于3天内向政府申报香港永久居民，深圳边防将在当日“大放河口，容许大家自由进入香港。”于是，成千上万群众几乎在同一时间涌向边境，在长达6公里的边防和海防线正面，实施了人海战术式的中间突破，来势汹汹，实在骇人。仓皇中，离乡背井的人们满怀心事、一脸泪光，拖儿带女步履踉跄地越过边界，任凭前来阻挡的边防军人和干部们千呼万唤也不肯回头。翌日，1979年5月7日，长达20公里的海面上，漂浮起数百具尸体，喧闹的边境突然万籁俱寂。
有两个小例子很说明问题。深圳南端的沙头角镇有5000多人，30年间向香港流动累计1万人，等于是两个镇的人数。深圳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新界也有个罗芳村。两地人均收入相差100倍。新界本来没有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是从深圳的罗芳村逃过去的。60、70年代，当地公安的主要任务就是监视三偷：偷听敌台，偷窃集体财产，偷渡出境。从中央到地方，严防死守，保持高压状态。但偷渡之风却愈演愈烈。30年间，深圳市的前身——宝安县的逃港人数到底有多少？迄今没有准确数字，官方数据说参加外逃的将近12万人次，逃出的6万。一位名叫刘宝树的当地老人估计，外逃成功的有30万，参加外逃的不下于1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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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深圳的逃港偷渡潮
中国也有难民潮。因为在大陆旁边还有三个华人的社会——台湾、澳门和香港。台湾有海峡天堑相隔，常人只能望洋兴叹；于是，只有澳门和香港可逃，尤其是香港。中国的难民潮主要就是逃港潮，其前仆后继，英勇悲壮，并不亚于柏林墙。
1997年，两个深圳人创作了一首歌《春天的故事》。歌中唱道：“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这位老人是指邓小平。“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是指在广东深圳创办特区。
如今，创办深圳特区一事被说成是邓小平的高瞻远瞩，神来之笔。其实，这件事在很大程度是被逃港偷渡潮逼出来的。
官方也承认，自中共建政以来，深圳——仅仅是深圳——发生过4次大逃港事件。第一次1957年前后，反右运动后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初期，其中一次就外逃5000多人。第二次1961年大饥荒时期，一次外逃1.9万人。第三次1972年，2万人。第四次1979年，撤县建市初期，参与越境7万人，最后外逃3万人，而当时的宝安县全县的劳力才只有11万。
从这4次大逃港事件发生的时间看，前3次都发生在政治压迫特别严厉、经济形势特别恶劣的时期。可见逃港者是为了躲避迫害，寻求自由，躲避贫困，寻求富裕。唯有第4次例外。按说，1979年的中国，政治上相对宽松、经济上开始活跃，各方面都在朝好处转变。为何偏偏在这时逃港者的数量激增？原因就在于，正因为当局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偷渡香港不再是可怕的政治罪名，所以敢于尝试的人就大幅增加。
柏林墙建成后，仍然有很多东德民众冒着生命危险翻越柏林墙。（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1979年5月6日，那一天，在广东深圳的边防前哨，突然聚集起近10万来自广东各地和宝安城乡的民众，形成数十条凶猛的洪流扑向边境线，边防军人束手无策，向天鸣枪示警也没有用，几个哨位一下子被争先恐后非法越境的人流吞噬了。原来在几天前广东各地城乡广泛流传一个谣言说：在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当天，香港实行大赦——凡滞港人士可于3天内向政府申报香港永久居民，深圳边防将在当日“大放河口，容许大家自由进入香港。”于是，成千上万群众几乎在同一时间涌向边境，在长达6公里的边防和海防线正面，实施了人海战术式的中间突破，来势汹汹，实在骇人。仓皇中，离乡背井的人们满怀心事、一脸泪光，拖儿带女步履踉跄地越过边界，任凭前来阻挡的边防军人和干部们千呼万唤也不肯回头。翌日，1979年5月7日，长达20公里的海面上，漂浮起数百具尸体，喧闹的边境突然万籁俱寂。
有两个小例子很说明问题。深圳南端的沙头角镇有5000多人，30年间向香港流动累计1万人，等于是两个镇的人数。深圳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新界也有个罗芳村。两地人均收入相差100倍。新界本来没有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是从深圳的罗芳村逃过去的。60、70年代，当地公安的主要任务就是监视三偷：偷听敌台，偷窃集体财产，偷渡出境。从中央到地方，严防死守，保持高压状态。但偷渡之风却愈演愈烈。30年间，深圳市的前身——宝安县的逃港人数到底有多少？迄今没有准确数字，官方数据说参加外逃的将近12万人次，逃出的6万。一位名叫刘宝树的当地老人估计，外逃成功的有30万，参加外逃的不下于1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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