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 照护失智妻子11年的哈佛教授:生活没有胜利可言
凯博文照顾病重的妻子琼
十年来,阿瑟把居家照护看作唯一的选择,觉得就算海枯石烂,也应该在家里由他亲自担当琼的主要照护者。这是他作为一个人,内在的道德义务。这是诊断那天,他向病妻许下的承诺,而她也希望他信守诺言。在他犹豫不决,想到为了自我保全而放弃对她的承诺时,他对自己的认同感动摇了:她照顾他36年,他给她带去了沉重的负担,但是她一直不离不弃;他才照顾她10年,就要离弃她了吗?这是做人失败了吗?他想到老朋友严仲舒医生。严医生在“文革”期间遭受一位同事的毒打,险些丧命。多年以后,他终于等到一个复仇的机会,但是,他没有使用这个机会去伤害仇人。他做不出来那样的事。他与生俱来的道德信念不会以外在的环境为转移。
虽然都是身处一项极致的道德实践,然而与严医生相比,阿瑟自觉“非常失败”。他对自己在道德层面勘探到的潜力,并不满意。虽说事实已不是十年前承诺时能够想象得到的,从理性和专业上看,他也清醒地知道护理院必须取代居家照护,成为唯一的选择。但是,内疚和苛责重重地压在他的心头。
他这样回忆把妻子留在病房的第一个晚上:
到了晚上十一点,护士要我们离开病房,可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疯狂的念头:带上琼一块儿逃离病房。我实在不愿把她独自留下。……我吻别了琼,开车回家。半夜到家后,我给孩子们打去了电话,讲述那可怕的一天里发生的一切。当讲到要把琼留在病房,我的情绪彻底崩溃了,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我觉得自己非常失败,那么多年来,我都向琼许诺会永远在家里照顾她,可最后,我终究没能兑现这一诺言。
和临终顾问帕迪一样,一个残酷的机会毫无预兆地降临,迫使阿瑟审视自己在道德方面的潜力。疾病让他的婚姻和家庭遭受重创,且没有恢复的胜利可言,但照护的过程让他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他不仅改善了因追求个人成就而损毁的身体,也改变了火爆急躁的脾气。他愿意花时间关心亲友,加强与他们的联结。用他母亲的话说,“阿瑟变得有人情味了。”——照护另一个人的同时,他在身心和道德方面自我照护,这让他具备了更多的人性光辉。
最动人的是,他自觉变成了至爱的继承人:
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就是,我成了琼的某种镜像。我继承了许多她在罹患阿尔茨海默病之前所具有的关键特征,我继承了她性格中最好的那些特质——关爱、宁静以及对于细节的关注。
也许,只有继承至爱身上美好的人性特质,才是珍惜和保存她最好的方式,才能在无常的无可通融的命运面前,掰回一局。妻子离世以后,阿瑟体会到一种深沉而神秘的情感力量,如爱尔兰桂冠诗人谢默斯·希尼在母亲逝世后所说:“我们环立的空间已然空寂,她进入我们体内长存。”
从私人痛苦到公共关怀
妻子去世十五年后,也就是2025年夏天,84岁的阿瑟搭乘十四个小时的飞机,从波士顿洛根机场飞往中国。他将依次前往北京、长沙、广州、深圳和上海,以《照护》作者和哈佛教授的身份,以更为中国人所知的名字“凯博文”,出现在大学、剧场、医院、书店和企业,做分享和讲演。机票酒店等所有开支均自费,面向医生、医学生和大众的演讲与交流,分文不取。
如果你问他,为什么要这么舟车劳顿,这么疯狂地驱使自己?为什么还要像四十年前那样,把自己绑在那辆狂飙的战车上?
他会微微一笑,说因为喜欢。他喜欢讲演,喜欢传统的人类学方式,与真实的人面对面地交流。除了喜欢,更有价值观的驱动——他认为自己为之努力的这些事,是真正重要的事。表面上看,他的确还在那辆战车上,但与之前不同,他没有感到那种脖子上勒着套具的被动和恐惧,现在,他主动驾驶着缰绳,掌控着战车的节奏。
在中山大学深圳校区,六月的一个傍晚,他站着完成了两个半小时的讲演。梯形教室坐满了学生和老师,提问者以本科生居多。不管问题听起来多么稚嫩,不值一谈,或者英文不佳,引发误解,阿瑟都会凝神倾听,流露出渴望实现理解的意志,给予充分地回应。不管接收了什么问题,由他给出的答案总蕴含着启迪人心的智慧闪光。他的做法,一如他所认同的历史人物里弗斯,这位活跃于1920年代的人类学家和精神病专家会把资历最浅的人视为平等的研究者。“这正是里弗斯一贯的为人之道,也是他之所以能深刻影响他人,尤其是年轻人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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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十年来,阿瑟把居家照护看作唯一的选择,觉得就算海枯石烂,也应该在家里由他亲自担当琼的主要照护者。这是他作为一个人,内在的道德义务。这是诊断那天,他向病妻许下的承诺,而她也希望他信守诺言。在他犹豫不决,想到为了自我保全而放弃对她的承诺时,他对自己的认同感动摇了:她照顾他36年,他给她带去了沉重的负担,但是她一直不离不弃;他才照顾她10年,就要离弃她了吗?这是做人失败了吗?他想到老朋友严仲舒医生。严医生在“文革”期间遭受一位同事的毒打,险些丧命。多年以后,他终于等到一个复仇的机会,但是,他没有使用这个机会去伤害仇人。他做不出来那样的事。他与生俱来的道德信念不会以外在的环境为转移。
虽然都是身处一项极致的道德实践,然而与严医生相比,阿瑟自觉“非常失败”。他对自己在道德层面勘探到的潜力,并不满意。虽说事实已不是十年前承诺时能够想象得到的,从理性和专业上看,他也清醒地知道护理院必须取代居家照护,成为唯一的选择。但是,内疚和苛责重重地压在他的心头。
他这样回忆把妻子留在病房的第一个晚上:
到了晚上十一点,护士要我们离开病房,可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疯狂的念头:带上琼一块儿逃离病房。我实在不愿把她独自留下。……我吻别了琼,开车回家。半夜到家后,我给孩子们打去了电话,讲述那可怕的一天里发生的一切。当讲到要把琼留在病房,我的情绪彻底崩溃了,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我觉得自己非常失败,那么多年来,我都向琼许诺会永远在家里照顾她,可最后,我终究没能兑现这一诺言。
和临终顾问帕迪一样,一个残酷的机会毫无预兆地降临,迫使阿瑟审视自己在道德方面的潜力。疾病让他的婚姻和家庭遭受重创,且没有恢复的胜利可言,但照护的过程让他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他不仅改善了因追求个人成就而损毁的身体,也改变了火爆急躁的脾气。他愿意花时间关心亲友,加强与他们的联结。用他母亲的话说,“阿瑟变得有人情味了。”——照护另一个人的同时,他在身心和道德方面自我照护,这让他具备了更多的人性光辉。
最动人的是,他自觉变成了至爱的继承人:
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就是,我成了琼的某种镜像。我继承了许多她在罹患阿尔茨海默病之前所具有的关键特征,我继承了她性格中最好的那些特质——关爱、宁静以及对于细节的关注。
也许,只有继承至爱身上美好的人性特质,才是珍惜和保存她最好的方式,才能在无常的无可通融的命运面前,掰回一局。妻子离世以后,阿瑟体会到一种深沉而神秘的情感力量,如爱尔兰桂冠诗人谢默斯·希尼在母亲逝世后所说:“我们环立的空间已然空寂,她进入我们体内长存。”
从私人痛苦到公共关怀
妻子去世十五年后,也就是2025年夏天,84岁的阿瑟搭乘十四个小时的飞机,从波士顿洛根机场飞往中国。他将依次前往北京、长沙、广州、深圳和上海,以《照护》作者和哈佛教授的身份,以更为中国人所知的名字“凯博文”,出现在大学、剧场、医院、书店和企业,做分享和讲演。机票酒店等所有开支均自费,面向医生、医学生和大众的演讲与交流,分文不取。
如果你问他,为什么要这么舟车劳顿,这么疯狂地驱使自己?为什么还要像四十年前那样,把自己绑在那辆狂飙的战车上?
他会微微一笑,说因为喜欢。他喜欢讲演,喜欢传统的人类学方式,与真实的人面对面地交流。除了喜欢,更有价值观的驱动——他认为自己为之努力的这些事,是真正重要的事。表面上看,他的确还在那辆战车上,但与之前不同,他没有感到那种脖子上勒着套具的被动和恐惧,现在,他主动驾驶着缰绳,掌控着战车的节奏。
在中山大学深圳校区,六月的一个傍晚,他站着完成了两个半小时的讲演。梯形教室坐满了学生和老师,提问者以本科生居多。不管问题听起来多么稚嫩,不值一谈,或者英文不佳,引发误解,阿瑟都会凝神倾听,流露出渴望实现理解的意志,给予充分地回应。不管接收了什么问题,由他给出的答案总蕴含着启迪人心的智慧闪光。他的做法,一如他所认同的历史人物里弗斯,这位活跃于1920年代的人类学家和精神病专家会把资历最浅的人视为平等的研究者。“这正是里弗斯一贯的为人之道,也是他之所以能深刻影响他人,尤其是年轻人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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