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 照护失智妻子11年的哈佛教授:生活没有胜利可言
在深圳一个阳光如瀑的房间里，他眯着眼睛俯瞰着落地窗外奇迹般崛起的城市，山脉如同绿色潮水滚滚而来，山边的公路上，蚂蚁般大小的人们沉默地奔忙着。他用手指轻敲玻璃窗，说我们关心宏大的事物，这是自然。然而，是那些普通的个人给予我们最多的启示。一直都是如此。当初，帮助他走出退避的职业倦怠和危险的虚无主义的，是一个叫帕迪的年轻人。
相识时，帕迪30岁，高个子，极瘦，气质沉静，善于言辞。他在医院做临终顾问，开导临终的病人及其家属。帕迪有严重的心肌炎，这最终导致他33岁去世。生病前，帕迪过度地关注着他的自我，他的野心，他的个人感受。一次，他患有癫痫的姐姐疾病发作，很多路人围着她看，而帕迪以她为耻，当作没看见，丢下在地上抽搐的姐姐，默默走开了。等到这一生时日无多，帕迪经常想起当时的情景，可见这件事一直是他道德上的困扰。他的行为看似是维护他自己，实则是对人性本身包含的悲悯心、责任感和勇气的一次破坏和打压。这实际上伤害了他自身，也在无形中损害了他的自我认同感。
二十岁确诊重疾后，帕迪被迫中断了学业，去印度待了三年。他不确定还能活多久，但确定了生活的目标是为他人操劳，给恐惧绝望中的人分享他找到的安宁和智慧。尽管他的身体持续恶化，但他说：“我变得更好了。”这话对阿瑟来说，是一句振聋发聩的妙语，给了他苦苦寻觅的东西一个恰如其分的回应。说到青少年团体治疗会的事，阿瑟请问帕迪，一方面，这些人遭受无常，落入毁灭性的困境，这就是他们身上的事实；另一方面，他该怎样面对他们的咆哮、诘问和人生的意义问题，帕迪听了，发出朗朗的笑声，说了一番耐人寻味的话：有时恰恰是面临绝望和大限的境遇，才是创造真实意义的关键。然而，这就是美国的文化——人们拒绝面对人生的无常和死亡。那些孩子还太年轻，不谙世事。如果能教给他们一些人性的知识就好了。这样，即使他们摆脱不了身体的痛苦，也能避免一败涂地。人性本身携带着上行的力量，人如果不幸落到下沉的境遇，依然可以信任人性中美好上行的一面，力图过上一种有道德的生活。正是在作为之中，人会变成一个比过去更好的人，而这，会有效地改善人的境况、人的感受。
帕迪临终时，阿瑟和他有过一次长谈。当时没有录音，阿瑟只能转述帕迪留下的话。也许承载着思想救赎的意味，阿瑟把这番话分享给了很多的人：
你知道，康拉德写的《吉姆老爷》和《胜利》是关于普通人身陷困境，个人勇气面临考验的故事。两个主人公都和我一样，一开始就败下阵来。他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不能看透对能力的肤浅恐惧，以及对自我认同的不足。这些问题总是困扰着年轻人。他们过分专注于自己，只看重自己对事物的反应。他们在重大考验中不及格，结果逃跑了，从此，他们为自己的懦弱深感羞耻。他们逃跑，是为了躲避那些将他们与别人绑在一起的责任。但这无法躲避，即使逃到南海。在他们每个人的生活中，一旦不可避免地与别人建立某种人际纽带时，考验就会重复出现。这些纽带，这些新关系会受到威胁，于是他们起来面对挑战。这就是对每个人的重大考验：为别人操劳，由此使自己变得更好。这，也就是我所经历的。我因自我中心而可耻地惨败过。但我也得到了第二次接受挑战的机会，一次把我的人生转向胜利的机会。也许这不是美国式的伟大胜利，称之为小小的胜利吧。嗯，不管你信不信，就是这该死的疾痛给了我第二次机会。
度过精神危机的阿瑟，重新拥抱了有目标、有热情的生活。从他接触第一个病人七岁的安妮算起，六十多年来，他照护、操劳、研究过的人难计其数。与此同时，也因为人类学家做田野调查的研究方式，他深入理解过的人们，跨越了极大的社会阶层。譬如，学生保罗·法默，是全球公共健康领域的先驱，因为拯救了无数感染艾滋病、肺结核等传染病的穷人，有“圣徒保罗”的美誉和感召力。另一学生金墉，被奥巴马总统任命为世界银行行长。阿瑟一共指导过60多位博士生和200位博士后，教授过数百名医学院学生和本科生。另一方面，他也深刻地关怀着普通人。拿中国社会的研究来说，他为之操劳的人群和议题，包括台湾山区的麻风病人、宁夏的癫痫病人、湖南的抑郁症患者，乃至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的健康问题和农村女性的自杀问题。
因为定期的门诊和私人会诊，他在美国接触了不同族裔的病人，以中产阶层居多。他极其重视医患关系的质量，总是为病人留出充足的时间，耐心倾听他们的生活史，家访了解病人蒙受的苦难郁结与生理疾病之间的关系。很多病人长久地萦绕在他的脑子里，成为他深入琢磨和理解的人。在一本讲慢性病的书中，他写了艾丽斯、豪伊、鲁道夫，等等几十个病人。他如同为普通人立传，常以万字篇幅细致叙述一个人的疾痛体验、生活经历和内心世界。每个故事最后有他的“诠释”，表现出他对琢磨人的境况和人性的维度怀着难以释怀的兴趣。
[物价飞涨的时候 这样省钱购物很爽]
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相识时，帕迪30岁，高个子，极瘦，气质沉静，善于言辞。他在医院做临终顾问，开导临终的病人及其家属。帕迪有严重的心肌炎，这最终导致他33岁去世。生病前，帕迪过度地关注着他的自我，他的野心，他的个人感受。一次，他患有癫痫的姐姐疾病发作，很多路人围着她看，而帕迪以她为耻，当作没看见，丢下在地上抽搐的姐姐，默默走开了。等到这一生时日无多，帕迪经常想起当时的情景，可见这件事一直是他道德上的困扰。他的行为看似是维护他自己，实则是对人性本身包含的悲悯心、责任感和勇气的一次破坏和打压。这实际上伤害了他自身，也在无形中损害了他的自我认同感。
二十岁确诊重疾后，帕迪被迫中断了学业，去印度待了三年。他不确定还能活多久，但确定了生活的目标是为他人操劳，给恐惧绝望中的人分享他找到的安宁和智慧。尽管他的身体持续恶化，但他说：“我变得更好了。”这话对阿瑟来说，是一句振聋发聩的妙语，给了他苦苦寻觅的东西一个恰如其分的回应。说到青少年团体治疗会的事，阿瑟请问帕迪，一方面，这些人遭受无常，落入毁灭性的困境，这就是他们身上的事实；另一方面，他该怎样面对他们的咆哮、诘问和人生的意义问题，帕迪听了，发出朗朗的笑声，说了一番耐人寻味的话：有时恰恰是面临绝望和大限的境遇，才是创造真实意义的关键。然而，这就是美国的文化——人们拒绝面对人生的无常和死亡。那些孩子还太年轻，不谙世事。如果能教给他们一些人性的知识就好了。这样，即使他们摆脱不了身体的痛苦，也能避免一败涂地。人性本身携带着上行的力量，人如果不幸落到下沉的境遇，依然可以信任人性中美好上行的一面，力图过上一种有道德的生活。正是在作为之中，人会变成一个比过去更好的人，而这，会有效地改善人的境况、人的感受。
帕迪临终时，阿瑟和他有过一次长谈。当时没有录音，阿瑟只能转述帕迪留下的话。也许承载着思想救赎的意味，阿瑟把这番话分享给了很多的人：
你知道，康拉德写的《吉姆老爷》和《胜利》是关于普通人身陷困境，个人勇气面临考验的故事。两个主人公都和我一样，一开始就败下阵来。他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不能看透对能力的肤浅恐惧，以及对自我认同的不足。这些问题总是困扰着年轻人。他们过分专注于自己，只看重自己对事物的反应。他们在重大考验中不及格，结果逃跑了，从此，他们为自己的懦弱深感羞耻。他们逃跑，是为了躲避那些将他们与别人绑在一起的责任。但这无法躲避，即使逃到南海。在他们每个人的生活中，一旦不可避免地与别人建立某种人际纽带时，考验就会重复出现。这些纽带，这些新关系会受到威胁，于是他们起来面对挑战。这就是对每个人的重大考验：为别人操劳，由此使自己变得更好。这，也就是我所经历的。我因自我中心而可耻地惨败过。但我也得到了第二次接受挑战的机会，一次把我的人生转向胜利的机会。也许这不是美国式的伟大胜利，称之为小小的胜利吧。嗯，不管你信不信，就是这该死的疾痛给了我第二次机会。
度过精神危机的阿瑟，重新拥抱了有目标、有热情的生活。从他接触第一个病人七岁的安妮算起，六十多年来，他照护、操劳、研究过的人难计其数。与此同时，也因为人类学家做田野调查的研究方式，他深入理解过的人们，跨越了极大的社会阶层。譬如，学生保罗·法默，是全球公共健康领域的先驱，因为拯救了无数感染艾滋病、肺结核等传染病的穷人，有“圣徒保罗”的美誉和感召力。另一学生金墉，被奥巴马总统任命为世界银行行长。阿瑟一共指导过60多位博士生和200位博士后，教授过数百名医学院学生和本科生。另一方面，他也深刻地关怀着普通人。拿中国社会的研究来说，他为之操劳的人群和议题，包括台湾山区的麻风病人、宁夏的癫痫病人、湖南的抑郁症患者，乃至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的健康问题和农村女性的自杀问题。
因为定期的门诊和私人会诊，他在美国接触了不同族裔的病人，以中产阶层居多。他极其重视医患关系的质量，总是为病人留出充足的时间，耐心倾听他们的生活史，家访了解病人蒙受的苦难郁结与生理疾病之间的关系。很多病人长久地萦绕在他的脑子里，成为他深入琢磨和理解的人。在一本讲慢性病的书中，他写了艾丽斯、豪伊、鲁道夫，等等几十个病人。他如同为普通人立传，常以万字篇幅细致叙述一个人的疾痛体验、生活经历和内心世界。每个故事最后有他的“诠释”，表现出他对琢磨人的境况和人性的维度怀着难以释怀的兴趣。
[物价飞涨的时候 这样省钱购物很爽]
| 分享: |
| 注： | 在此页阅读全文 |
| 延伸阅读 | 更多... |
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