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 想摘下川普王冠 擒"王"必先擒"贵"
法国、英国、美国，甚至德国都正面临财政危机。 从退休金、社会福利到军事开支，各国的负债雪球越滚越大，政治人物既不敢删预算节流，也不敢加税开源。 因此有人认为，民主无法维持财政纪律，因为无法说服选民量入为出。 但还有另一种解释：现今财政危机的根源，不是民主，而是披着定期选举外衣的寡头政治。
自由、公正的选举让有钱有闲的人能当上官，但选举和真正掌握权力是截然不同的概念。 当民选官员当选，央行的独立性剥夺当选人主导货币政策的权力，已经捉襟见肘的预算，再加上畏惧债券卫士的两难，更限制了他们在财政领域的作为。 可想而知，真正有才干的人会选择远离政治，而非看着无法掌控的势力横行却无能为力。
同时，权力勒索也在其他国家上演。 以法国为例，在这个财政危机最新的重灾区中，最富有的500个家族的财富占国民所得的比重，从1996年的6%暴增至2024年的42%。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欧洲其他地区，包括德国，甚至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天堂北欧国家。
这些富豪这波财富暴涨，几乎都无法合理地归功于生产力提升或卓越的企业精神。 推动财富集中化的真正因素，是实质工资长期下滑、广大民众的生计不稳定; 大企业弄新制度，削弱公共服务质量并加重政府日后的债务，好从国家制度中牟取私利; 以及，握有大量资源的人有新的避税渠道。
资本拥有者以五、六○年前所未有的效率，榨取劳动成果与国家资源，却同时在“保费”上能逃则逃，这指的就是国家安抚不满情绪并保障财产权的税收。 然而，当他们投资失利时，国家会出手相救; 公共服务私有化后，他们交出每况愈下的服务质量，国家却持续向他们支付高额报酬，还维护这些垄断之前是公营的基础设施的财团，透过飞涨的价格，进一步掏空多数民众的可支配所得。
在民心流失之际，执政者只能对日益捉襟见拙的国家，不断累积没有资金来源的社会福利与退休金负债。 而当债市终于翻脸，媒体便铺天盖地预告债务危机即将爆发，新闻画面总少不了希腊示威者抗议国际货币基金与外部债权人的陈年场景。 新闻画面传达着明确信息：“大家都该勒紧裤带，别让我们成为下一个希腊。”
问题在于，他们嘴上说着“大家”，但实际并非如此。 几乎所有人都默认，让超级富豪承担更多税负乃合乎情理，但一旦提出财富税，寡头们便立刻搬出那套看似无懈可击的论点：敢课我税，我就搬去迪拜、摩纳哥，甚至火星。 执政者将把这视为无庸置疑的坏事，随即退缩，撤回议程上的财富税。
在这场富人稳胜算的阶级战中，政府日益被神经紧绷的债券市场与民粹政客夹击。 政客一面开出各式承诺，一面煽动民族主义，把矛头对准好下手的代罪羔羊，从单身养猫女性、跨性别者到穆斯林、犹太人与走投无路的难民。
一旦掌权，排外的民粹政客便会选择性失忆，忘掉当初承诺要照顾辛苦的基层。 他们以财政长期拮据为借口，反而重新采用自己当年用来制造民怨因此掌权上位的那套紧缩政策。 他们削减社会保障，对被过度课税、受剥削、薪资低、社会服务不足的群体说教，要求他们以爱国精神默默忍受。 当然，这些勒紧裤带的措施丝毫无助于财政整顿，因为他们同时帮那些把避税玩得炉火纯青宛如奥运赛事的富人再度减税。
为了煽动基本盘保，让他们保持忠诚，民粹政权不惜上演惩罚替罪羔羊的残酷戏码，拙劣模仿充斥军国主义、父权与天命神授意味的中世威权主义。 在这样的氛围中，自由主义被污名化、被视为菁英任意掠夺多数人利益的自由，而那句“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一位领袖”展现绝对主义的口号，遂成为他们新的意识形态试金石。
对这场丑恶历史重演感到忿忿不平的良善民众走上街头，高喊不要国王（No Kings）。 看到如此多人拒绝“伟大领袖”夺权，确实令人振奋，然而乐观的理由却不多。
听着那些情高尚的人道主义演说，读着支持无王运动的激烈社论，最令人讶异的是，大家几乎不去追问，究竟是什么力量把川普(Donald Trump)送进白宫：半个世纪以来，民主党的权贵与里根、布什家族联手弄体制，掏空国家、边缘化劳工，让好几代人陷入长期的不安定。
现今财政危机的根源，不是民主，而是披着选举外衣的寡头政治。
即使奇迹发生，中间派重新执政，结局恐怕依旧。 看看美国民主党主流、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的作为、英国首相施凯尔(Keir Starmer )的表现，就不难预见：失望的大众将再次被告知，停止让退休金随着消费者物价指数调涨，或是削减伤残补助以遏止懒散与依赖，这些都是必要之恶。
若是只把焦点对准国王而放过权贵，将无法阻止川普及其翻版集大权于一身。 强人能包办一切的幻象，绝不可能靠重拾另一个幻象来破解，因为寡头政治同样不会提供人民民主的选项。 只要权贵无人撼动，国王便高枕无忧。
作者杨尼斯（Yanis Varoufakis），希腊前财政部长、希腊左翼“欧洲现实不服从阵线党”（MeRA25）党魁，雅典大学经济学教授。
[物价飞涨的时候 这样省钱购物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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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公正的选举让有钱有闲的人能当上官，但选举和真正掌握权力是截然不同的概念。 当民选官员当选，央行的独立性剥夺当选人主导货币政策的权力，已经捉襟见肘的预算，再加上畏惧债券卫士的两难，更限制了他们在财政领域的作为。 可想而知，真正有才干的人会选择远离政治，而非看着无法掌控的势力横行却无能为力。
同时，权力勒索也在其他国家上演。 以法国为例，在这个财政危机最新的重灾区中，最富有的500个家族的财富占国民所得的比重，从1996年的6%暴增至2024年的42%。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欧洲其他地区，包括德国，甚至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天堂北欧国家。
这些富豪这波财富暴涨，几乎都无法合理地归功于生产力提升或卓越的企业精神。 推动财富集中化的真正因素，是实质工资长期下滑、广大民众的生计不稳定; 大企业弄新制度，削弱公共服务质量并加重政府日后的债务，好从国家制度中牟取私利; 以及，握有大量资源的人有新的避税渠道。
资本拥有者以五、六○年前所未有的效率，榨取劳动成果与国家资源，却同时在“保费”上能逃则逃，这指的就是国家安抚不满情绪并保障财产权的税收。 然而，当他们投资失利时，国家会出手相救; 公共服务私有化后，他们交出每况愈下的服务质量，国家却持续向他们支付高额报酬，还维护这些垄断之前是公营的基础设施的财团，透过飞涨的价格，进一步掏空多数民众的可支配所得。
在民心流失之际，执政者只能对日益捉襟见拙的国家，不断累积没有资金来源的社会福利与退休金负债。 而当债市终于翻脸，媒体便铺天盖地预告债务危机即将爆发，新闻画面总少不了希腊示威者抗议国际货币基金与外部债权人的陈年场景。 新闻画面传达着明确信息：“大家都该勒紧裤带，别让我们成为下一个希腊。”
问题在于，他们嘴上说着“大家”，但实际并非如此。 几乎所有人都默认，让超级富豪承担更多税负乃合乎情理，但一旦提出财富税，寡头们便立刻搬出那套看似无懈可击的论点：敢课我税，我就搬去迪拜、摩纳哥，甚至火星。 执政者将把这视为无庸置疑的坏事，随即退缩，撤回议程上的财富税。
在这场富人稳胜算的阶级战中，政府日益被神经紧绷的债券市场与民粹政客夹击。 政客一面开出各式承诺，一面煽动民族主义，把矛头对准好下手的代罪羔羊，从单身养猫女性、跨性别者到穆斯林、犹太人与走投无路的难民。
一旦掌权，排外的民粹政客便会选择性失忆，忘掉当初承诺要照顾辛苦的基层。 他们以财政长期拮据为借口，反而重新采用自己当年用来制造民怨因此掌权上位的那套紧缩政策。 他们削减社会保障，对被过度课税、受剥削、薪资低、社会服务不足的群体说教，要求他们以爱国精神默默忍受。 当然，这些勒紧裤带的措施丝毫无助于财政整顿，因为他们同时帮那些把避税玩得炉火纯青宛如奥运赛事的富人再度减税。
为了煽动基本盘保，让他们保持忠诚，民粹政权不惜上演惩罚替罪羔羊的残酷戏码，拙劣模仿充斥军国主义、父权与天命神授意味的中世威权主义。 在这样的氛围中，自由主义被污名化、被视为菁英任意掠夺多数人利益的自由，而那句“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一位领袖”展现绝对主义的口号，遂成为他们新的意识形态试金石。
对这场丑恶历史重演感到忿忿不平的良善民众走上街头，高喊不要国王（No Kings）。 看到如此多人拒绝“伟大领袖”夺权，确实令人振奋，然而乐观的理由却不多。
听着那些情高尚的人道主义演说，读着支持无王运动的激烈社论，最令人讶异的是，大家几乎不去追问，究竟是什么力量把川普(Donald Trump)送进白宫：半个世纪以来，民主党的权贵与里根、布什家族联手弄体制，掏空国家、边缘化劳工，让好几代人陷入长期的不安定。
现今财政危机的根源，不是民主，而是披着选举外衣的寡头政治。
即使奇迹发生，中间派重新执政，结局恐怕依旧。 看看美国民主党主流、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的作为、英国首相施凯尔(Keir Starmer )的表现，就不难预见：失望的大众将再次被告知，停止让退休金随着消费者物价指数调涨，或是削减伤残补助以遏止懒散与依赖，这些都是必要之恶。
若是只把焦点对准国王而放过权贵，将无法阻止川普及其翻版集大权于一身。 强人能包办一切的幻象，绝不可能靠重拾另一个幻象来破解，因为寡头政治同样不会提供人民民主的选项。 只要权贵无人撼动，国王便高枕无忧。
作者杨尼斯（Yanis Varoufakis），希腊前财政部长、希腊左翼“欧洲现实不服从阵线党”（MeRA25）党魁，雅典大学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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