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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名校地震:数百名申请者学历造假
世界名校地震:数百名申请者学历造假世界名校地震:数百名申请者学历造假
作为评审局专家评估香港各高校的招生质量时，他曾听到招生处工作人员抱怨，由于扩招导致招生量激增，为了增加审核人手，香港高校行政人员的数量也在增加。“其中一些人非常熟悉内地的升学需求，有一些中介会找上他们，这个时候很容易出问题。”作为澳门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李树英也曾收到过中介希望其代写推荐信的邮件，他都拒绝了。
“打假”还将持续
赶在今年第一轮申请截止前，朱朱提交了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研究生的申请。
硕士学历是就业的门槛，这一观念贯穿了她过去一年的求职季。“我跟面试官聊，聊完之后面试官说‘很好，我觉得你很符合’。然后一看我简历，‘你怎么是本科’？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她也尝试过考研，但备考至少需要一年，专业课太难，她觉得自己考不上。相比之下，“上岸”港校的性价比无疑更高。
她觉得自己在申请中有竞争力：毕业于北京一所985高校，本科学校排名不错，加分；雅思成绩7分，加分；本科绩点卡在港硕最喜欢的85分以下，减分。她意识到这个短板，于是决定备考GMAT，“努力考出来，可以补充材料优化自己的背景，相当于向招生官展示，你看我还是想上这个学校的”。
不过，朱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均分没有达到85分，她咨询的中介委婉地劝说她，可以考虑排名更靠后的港校。“以前GPA达到85分就足够申请港大的金融或会计硕士，现在这个门槛已经到了88分甚至90分。很多和我竞争的人，各方面成绩都更好，还有头部券商的实习经历。”
焦虑的土壤催生了“保录取”灰色市场。庄培鑫观察到，与十年前相比，现在来找他的家长明显更焦虑，掌控欲也更强。申请中，往往是由父母主导过程，有的孩子甚至全程不发一言。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刘云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家长以经纪人的方式来重组孩子的教育资源，“每一项指标都是一笔生意，甚至一条产业链”。
“山路哥”认为，现在还在做“保录取”业务的中介，手段都不高明，但是面对急于求成的学生和家长，中介能迅速突破他们的心理防线——中介对学校各专业的要求解释得很清楚，还可以拿出机构和目标学校董事的照片、海外资产证明等。“实际上，这些都是量身定制的情绪价值，家长和学生很容易上当。”
陈艾莉差点就按照中介的建议参加一个“付费科研项目”。当时她处在申请港校的初期，中介提出，可以花一两万元参加香港理工大学某教授的科研项目，只需写一些材料，挂个名，就可以证明自己的科研能力，让简历更好看。最后陈艾莉没有参与，因为她觉得自己申请的酒店管理专业更注重实习，“科研应该没有那么重要”。
其实，多所香港和澳门高校都已发过声明，没有委托任何中介机构代为招生，也没有教授推荐非本地学生入学的所谓“内推”机制。“现在回想起来，中介是为了贩卖焦虑，因为港校的硕士项目竞争比以前更激烈。”陈艾莉说。
实际上，入学申请造假是困扰全球的难题。今年9月，美国大学招生咨询会上，主办方专门设立了一个名为“欺诈经济”的研讨会。一位现场参会的留学顾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负责讲解的人员中还包括内地一所国际高中的校长，现场展示了代考、篡改成绩单、置换学历等“保录取”常见造假手段。“现在很多大学都有‘打假小组’（fraud squad）。”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公开表示，虚假学历正严重影响香港专上院校招生工作及香港得来不易的国际声誉。在李树英看来，通过量化指标门槛，比如绩点、学历和语言成绩，可以快速识别招生过程中的欺诈，维护招生公平性。香港顶尖高校都在不断完善审核机制，对于监管漏洞，香港、澳门有必要与内地联手执法。
但他也强调：“这些技术性的手段和量化指标，不是人才选拔的目的，而是一个手段。技术驱动选拔录取和育人的本质诉求之间，的确有一些矛盾和张力。”李树英认为，需要引导和培训招生人员，让他们同时关注人文性，把沟通能力、语言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都纳入综合考量的范畴。
今年9月最新发布的《施政报告》中，香港特区政府提出，将进一步推广“留学香港”品牌，放宽八大资助院校招收非本地学生的上限，非本地生学额将由40％调高至50％。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还将拨款4000万港元，用以加强香港高校向国际及内地的招生宣传。
“为了维持招生的质量，审查不会变成一阵风就过去了。一旦大家都适应了审核措施，后面就会作为常态化机制。”庄培鑫还有更多受访者都认为，假学历“狙击战”还将继续。
（文中夏依、陈艾莉、林晨、朱朱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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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假”还将持续
赶在今年第一轮申请截止前，朱朱提交了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研究生的申请。
硕士学历是就业的门槛，这一观念贯穿了她过去一年的求职季。“我跟面试官聊，聊完之后面试官说‘很好，我觉得你很符合’。然后一看我简历，‘你怎么是本科’？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她也尝试过考研，但备考至少需要一年，专业课太难，她觉得自己考不上。相比之下，“上岸”港校的性价比无疑更高。
她觉得自己在申请中有竞争力：毕业于北京一所985高校，本科学校排名不错，加分；雅思成绩7分，加分；本科绩点卡在港硕最喜欢的85分以下，减分。她意识到这个短板，于是决定备考GMAT，“努力考出来，可以补充材料优化自己的背景，相当于向招生官展示，你看我还是想上这个学校的”。
不过，朱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均分没有达到85分，她咨询的中介委婉地劝说她，可以考虑排名更靠后的港校。“以前GPA达到85分就足够申请港大的金融或会计硕士，现在这个门槛已经到了88分甚至90分。很多和我竞争的人，各方面成绩都更好，还有头部券商的实习经历。”
焦虑的土壤催生了“保录取”灰色市场。庄培鑫观察到，与十年前相比，现在来找他的家长明显更焦虑，掌控欲也更强。申请中，往往是由父母主导过程，有的孩子甚至全程不发一言。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刘云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家长以经纪人的方式来重组孩子的教育资源，“每一项指标都是一笔生意，甚至一条产业链”。
“山路哥”认为，现在还在做“保录取”业务的中介，手段都不高明，但是面对急于求成的学生和家长，中介能迅速突破他们的心理防线——中介对学校各专业的要求解释得很清楚，还可以拿出机构和目标学校董事的照片、海外资产证明等。“实际上，这些都是量身定制的情绪价值，家长和学生很容易上当。”
陈艾莉差点就按照中介的建议参加一个“付费科研项目”。当时她处在申请港校的初期，中介提出，可以花一两万元参加香港理工大学某教授的科研项目，只需写一些材料，挂个名，就可以证明自己的科研能力，让简历更好看。最后陈艾莉没有参与，因为她觉得自己申请的酒店管理专业更注重实习，“科研应该没有那么重要”。
其实，多所香港和澳门高校都已发过声明，没有委托任何中介机构代为招生，也没有教授推荐非本地学生入学的所谓“内推”机制。“现在回想起来，中介是为了贩卖焦虑，因为港校的硕士项目竞争比以前更激烈。”陈艾莉说。
实际上，入学申请造假是困扰全球的难题。今年9月，美国大学招生咨询会上，主办方专门设立了一个名为“欺诈经济”的研讨会。一位现场参会的留学顾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负责讲解的人员中还包括内地一所国际高中的校长，现场展示了代考、篡改成绩单、置换学历等“保录取”常见造假手段。“现在很多大学都有‘打假小组’（fraud squad）。”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公开表示，虚假学历正严重影响香港专上院校招生工作及香港得来不易的国际声誉。在李树英看来，通过量化指标门槛，比如绩点、学历和语言成绩，可以快速识别招生过程中的欺诈，维护招生公平性。香港顶尖高校都在不断完善审核机制，对于监管漏洞，香港、澳门有必要与内地联手执法。
但他也强调：“这些技术性的手段和量化指标，不是人才选拔的目的，而是一个手段。技术驱动选拔录取和育人的本质诉求之间，的确有一些矛盾和张力。”李树英认为，需要引导和培训招生人员，让他们同时关注人文性，把沟通能力、语言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都纳入综合考量的范畴。
今年9月最新发布的《施政报告》中，香港特区政府提出，将进一步推广“留学香港”品牌，放宽八大资助院校招收非本地学生的上限，非本地生学额将由40％调高至50％。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还将拨款4000万港元，用以加强香港高校向国际及内地的招生宣传。
“为了维持招生的质量，审查不会变成一阵风就过去了。一旦大家都适应了审核措施，后面就会作为常态化机制。”庄培鑫还有更多受访者都认为，假学历“狙击战”还将继续。
（文中夏依、陈艾莉、林晨、朱朱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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