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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1967:壹位青年物理研究者的生死劫
1957-1967:壹位青年物理研究者的生死劫1957-1967:壹位青年物理研究者的生死劫
除了交代，還有“材料”，在反右的高壓態勢下，壹個贰拾壹歲的青年人還能如何自保呢？他表示全身心地臣服，更緊密地向黨靠攏，並且毫無保留。他所交出的與北大好友反右期間的通信，不久到了蘭州大學；於是蘭大的右派名單裡，增加了顧雁的名字。
而以親友間書信定罪，何止是在反右中。共產革命的理論基礎是階級斗爭，它必須在現實中貫徹“大義滅親”的情感邏輯。所謂“義”，即至高無上的階級性、黨性；在這些觀念操縱下，親可滅，任何人倫關系也可以滅，萬般皆下品，萬物皆可滅。
肆 抵抗命運
不過，劉治平的故事沒有到此結束。看起來，他對自己的命運幾乎是無法選擇的：黨的階級路線已經預先設定了他之為異類的屬性。可是，在這種不公正的處境裡，我看到了前所陳述的第壹個挑戰，這是對自我的挑戰。很多出身不好的青年，在黨的懷抱和家庭之間，選擇了背叛家庭。劉治平所謂“隱瞞”出身，“混入”共青團，原本是壹場自我革命；這與《青春之歌》裡的林道靜、與作家楊沫沒什麼兩樣。他要證明，自己將成為“反動官僚”家庭的逆子，壹個共產主義新人。
1957年劉治平成為鳴放先鋒，他受到當時蘇共批判斯大林獨裁思潮的影響，相信社會主義可以加以改善，納入民主自由的價值。這裡有他對現實中缺乏民主的切身體驗，更是受到黨的激勵。讓我補充壹句，蘇共開始去斯大林化的過程，固然給國際共運帶來了震撼，但那還是在體制內的調整，並非要顛覆社會主義制度，也沒有脫離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何況黨正發出“百家爭鳴”的召喚呢？劉治平在所裡率先署名，支持同所也是北大物理系同學鮑誠光起草的文本：《壹切為了自由民主的社會主義》，在這篇文章結尾，兩位作者確信，他們的政治倡導，也是回應黨中央毛主席對人民的信任：
自由民主的社會主義制度必須建設起來，只有這種政治制度才能和社會主義 的經濟基礎相適應，在我們這樣壹個沒有對抗性階級矛盾的社會裡建立比資本主義國家廣泛得多的自由民主是完全可能的，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提出“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方針，表示黨中央領導同志是相信人民的，在建設自由的社會主義大道上，人們久遠是你們取之不竭的力量的源泉。
而黨這壹次回敬給他們的是右派帽子，劉治平更為不幸，他終於被推倒在他父親壹邊，成為壹個家庭裡第贰代政治殉難者。
如此，壹個新的問題產生了：既不能做所謂剝削階級家庭的孝子賢孫，又做不成黨的兒女；如果怎麼做都不對的話，壹個人如何與那個時代相處？
我在另壹篇文章裡寫到過，這個問題本不應該向受害者提出。試想，對於納粹時代的猶太人，應該問的不是個人如何被避免被送往滅絕營；而是應該追問，為什麼會產生納粹主義，如何在大屠殺之前阻止其發生？
從個人命運來講，劉治平的生命故事的確是壹曲悲歌，說起來壹波叁折：壹個人被剝奪了平等權利，亦無法追蹤父親的死亡真相，盡管他選擇匯入時代的主流，卻依然不可避免被送上祭壇；但是，從他留給難友王書瑤最後的印象中，我看到了抵抗——即使是在那樣屈辱的勞教環境裡，在被科學界權威和同行排斥與遺忘的拾年間，無論是饑餓還是勞役的痛苦，都沒能中止他對科學問題的思考，沒有磨滅他的知識追求。他以頑強的堅持，表達了對命運的不服從。這令我震撼，也為之痛惜。
我由此想起了另壹位物理學家，清華大學教授徐璋本。1957年他公開提出組建“勞動黨”的主張，結果，不僅被打成右派，還因“反革命”罪被判了無期徒刑。他的獄友嚴昌在回憶中寫道，1970年中國的第壹顆衛星上天，管教幹部專門帶人去訓斥他道：“徐璋本！沒有你，中國的衛星照樣上天！你現在有何感想？”片刻之後，徐璋本淡淡答道：“慚愧，慚愧！”
“慚愧”贰字，在獄卒聽來，或許是階下囚的唾面自幹，是無可奈何的折服；而我在這兩個字裡讀到的，卻是中國科學家的悲劇裡，壹句充滿反諷意味的台詞，令人回味無窮。
時間退回到1956年，在《物理學報》第12卷的第1期、第4期，劉治平和徐璋本分別發表了自己的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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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聞沒人評論怎麼行，我來說幾句
而以親友間書信定罪，何止是在反右中。共產革命的理論基礎是階級斗爭，它必須在現實中貫徹“大義滅親”的情感邏輯。所謂“義”，即至高無上的階級性、黨性；在這些觀念操縱下，親可滅，任何人倫關系也可以滅，萬般皆下品，萬物皆可滅。
肆 抵抗命運
不過，劉治平的故事沒有到此結束。看起來，他對自己的命運幾乎是無法選擇的：黨的階級路線已經預先設定了他之為異類的屬性。可是，在這種不公正的處境裡，我看到了前所陳述的第壹個挑戰，這是對自我的挑戰。很多出身不好的青年，在黨的懷抱和家庭之間，選擇了背叛家庭。劉治平所謂“隱瞞”出身，“混入”共青團，原本是壹場自我革命；這與《青春之歌》裡的林道靜、與作家楊沫沒什麼兩樣。他要證明，自己將成為“反動官僚”家庭的逆子，壹個共產主義新人。
1957年劉治平成為鳴放先鋒，他受到當時蘇共批判斯大林獨裁思潮的影響，相信社會主義可以加以改善，納入民主自由的價值。這裡有他對現實中缺乏民主的切身體驗，更是受到黨的激勵。讓我補充壹句，蘇共開始去斯大林化的過程，固然給國際共運帶來了震撼，但那還是在體制內的調整，並非要顛覆社會主義制度，也沒有脫離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何況黨正發出“百家爭鳴”的召喚呢？劉治平在所裡率先署名，支持同所也是北大物理系同學鮑誠光起草的文本：《壹切為了自由民主的社會主義》，在這篇文章結尾，兩位作者確信，他們的政治倡導，也是回應黨中央毛主席對人民的信任：
自由民主的社會主義制度必須建設起來，只有這種政治制度才能和社會主義 的經濟基礎相適應，在我們這樣壹個沒有對抗性階級矛盾的社會裡建立比資本主義國家廣泛得多的自由民主是完全可能的，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提出“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方針，表示黨中央領導同志是相信人民的，在建設自由的社會主義大道上，人們久遠是你們取之不竭的力量的源泉。
而黨這壹次回敬給他們的是右派帽子，劉治平更為不幸，他終於被推倒在他父親壹邊，成為壹個家庭裡第贰代政治殉難者。
如此，壹個新的問題產生了：既不能做所謂剝削階級家庭的孝子賢孫，又做不成黨的兒女；如果怎麼做都不對的話，壹個人如何與那個時代相處？
我在另壹篇文章裡寫到過，這個問題本不應該向受害者提出。試想，對於納粹時代的猶太人，應該問的不是個人如何被避免被送往滅絕營；而是應該追問，為什麼會產生納粹主義，如何在大屠殺之前阻止其發生？
從個人命運來講，劉治平的生命故事的確是壹曲悲歌，說起來壹波叁折：壹個人被剝奪了平等權利，亦無法追蹤父親的死亡真相，盡管他選擇匯入時代的主流，卻依然不可避免被送上祭壇；但是，從他留給難友王書瑤最後的印象中，我看到了抵抗——即使是在那樣屈辱的勞教環境裡，在被科學界權威和同行排斥與遺忘的拾年間，無論是饑餓還是勞役的痛苦，都沒能中止他對科學問題的思考，沒有磨滅他的知識追求。他以頑強的堅持，表達了對命運的不服從。這令我震撼，也為之痛惜。
我由此想起了另壹位物理學家，清華大學教授徐璋本。1957年他公開提出組建“勞動黨”的主張，結果，不僅被打成右派，還因“反革命”罪被判了無期徒刑。他的獄友嚴昌在回憶中寫道，1970年中國的第壹顆衛星上天，管教幹部專門帶人去訓斥他道：“徐璋本！沒有你，中國的衛星照樣上天！你現在有何感想？”片刻之後，徐璋本淡淡答道：“慚愧，慚愧！”
“慚愧”贰字，在獄卒聽來，或許是階下囚的唾面自幹，是無可奈何的折服；而我在這兩個字裡讀到的，卻是中國科學家的悲劇裡，壹句充滿反諷意味的台詞，令人回味無窮。
時間退回到1956年，在《物理學報》第12卷的第1期、第4期，劉治平和徐璋本分別發表了自己的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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