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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1967:壹位青年物理研究者的生死劫
1957-1967:壹位青年物理研究者的生死劫1957-1967:壹位青年物理研究者的生死劫
再說劉治平，他父親被“鎮壓”（鎮反運動中對處決“反革命分子”的替代說法）時，他才拾肆伍歲，尚未成年。少年喪父，自古以來便被看作是人生的至大不幸。但在1949年以後的新時代，中國的很多家庭，對親人被“鎮壓”這般不幸，是存而不論的。因為那種疾風暴雨的群眾運動和雷厲風行的處決過程，已經震懾了所有人。被處決者的家庭或已分崩離析，孤立無援，或為保護子女，只能噤聲。而未成年子女勢單力薄，不會也不敢去核查事實。我們如果閱讀1951年的吳宓日記，可以看到與土改和鎮反相關的多條記載，其中有很多殘忍的暴力行為和家破人亡的慘劇，在校師生受到影響，以至於自殺和精神失常，都是他親眼所見。吳宓的繼任妻子鄒蘭芳兩位兄長被鎮壓後，她本人，繼而是吳宓不得不承擔起養育、接濟鄒蘭芳壹家九口人生活的重負。當鄒蘭芳“泣謀葬兄”，吳宓亦函示“只可效光武痛演遇害時淚濕枕席，庶能免禍而全身雲雲。”（《吳宓日記》續編第壹冊，1951年2月28日記）
像吳宓這樣飽經世故、不忍看革命的暴力血腥者，畢竟也不敢公開表達。而年輕壹代中，即使家庭遭受重創，由於追求進步，或為了爭取個人前途，絕大多數人，除了擁護新社會，並無其他道路可走。吳宓從學生代表發言中得知，壹位杜姓學生，兄被槍決，父服毒自盡，“而杜生怡然學習，毫不動心改容，認為父兄咎有應得，足征進步雲雲”，吳宓日記中按語：“杜生之真意如何，吾儕實未知。”但在公開場合，確實有很多證據表明，這些家庭的子女，無論情願或不情願，都必須表態與父母的罪惡切割。爾後，在強大的政治攻勢和黨的教育下，產生了這樣的共和國新生代，他們背棄家庭，與父母劃清界限，最終以黨的兒女自居。
我不知道少年劉治平怎樣度過了父親之死的心理關卡，可以看到的是，他憑自己優異的學習成績，自尊自強地存活下來。而且，他努力加入共青團，將自己融入剝奪他父親生命的政治力量之中，顯示出共產革命中常能見到的“大義滅親”之舉。
然而，在官方文件裡，我們看到的是，他要求進步的政治選擇被徹底抹殺，他的喪父之痛被強化為“政治污點”，那種無法選擇也無法改變的父子關系被妖魔化，小小少年成了這樣的老謀深算者：“劉於1950年隱瞞其父反革命罪行混入青年團，1951年在叁反運動中，因堅持反動立場、圖謀報殺父之仇，被開除團籍。”所謂“堅持反動立場”，有可能他講過同情父親的話，但若他真的認定父親被冤殺，若他真有為父報仇的志向，又何須入團，追求政治進步？如果他與父親的血緣親情高於他對政治立場的選擇，他又怎會在1957年6月向黨寫出那樣掏心掏肺的詩篇？詩中自稱是黨的“青年兒子”，他要把壹顆心“獻給您——黨”/“因為這顆心裡面，/含的是沸騰的愛，還有赤紅的鮮血”。
我還可以舉出另壹個例子，以此說明這種子女背叛家庭的普遍性和時代意義。1958年，楊沫的《青春之歌》出版，楊沫本人和她筆下的女主角林道靜，都是出身於所謂剝削階級家庭，可是她們克服了種種思想感情的弱點，終於走上了革命道路。這種反宿命論的書寫，彰顯了小資產階級知識青年的光明前途，它在壹定意義上顛覆了唯成分論，鼓舞了無數因家庭出身而“背包袱”的青年學生。在《青春之歌》裡，階級順序是按照革命的邏輯固化的，工農階級處於光明和優越的地位，剝削階級則在道德和政治上壹路潰敗。那麼像林道靜這樣在壹個階級混血的家庭裡長大的小知識分子，其實也像所有被毛澤東論之為“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知識分子壹樣，何去何從呢？
《青春之歌》把這種階級排序浪漫化，賦予工農階級的革命者以人格魅力。出身於舊官僚家庭的林道靜，通過和這些理想人物結緣而達成自己的政治認同，從而與革命環環相扣，以身相許。我認為，這壹主題要素，正是《青春之歌》大受歡迎的壹個原因；它滿足了整整壹代青年皈依布爾什維克的精神想象。革命的天生驕子，工農子弟可以在小說形象中找到自我的完美鏡像，而被劃入另冊的年輕人也看到了自己的前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啊。否則，《青春之歌》怎麼能達到這麼高的發行量？短短半年時間，它發行了39萬冊，至1959年6月印刷13次，發行121萬冊。
同理，當劉治平聽到黨的鳴放號召；看到他的母校北大“伍壹九”運動開展起來，他勢必敞開心胸，毫無戒惕地傳遞起北大的火炬。直到反右開始以後，他還試圖為同道鮑誠光辯護。這就是“青春之歌”的基調所在，在新中國的頌歌聲中，在共產黨教育下成長起來的青年學生，不可能將個人前途寄托在已化為枯骨的父親那裡。正因為如此單純和真誠，他也不可能料想到，這場最高領袖發動起來的鳴放將是壹場“陽謀”，是引蛇出洞。
還有壹個細節可以在這裡得到解釋，在1957年8月15日的新聞聯播裡，《中國科學院北京各單位 右派分子紛紛現形》涉及劉治平那壹段，是這樣結尾的：“這幾天來在多次會上受到群眾批判後，他表示願意坦白交代，並且已初步交代了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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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吳宓這樣飽經世故、不忍看革命的暴力血腥者，畢竟也不敢公開表達。而年輕壹代中，即使家庭遭受重創，由於追求進步，或為了爭取個人前途，絕大多數人，除了擁護新社會，並無其他道路可走。吳宓從學生代表發言中得知，壹位杜姓學生，兄被槍決，父服毒自盡，“而杜生怡然學習，毫不動心改容，認為父兄咎有應得，足征進步雲雲”，吳宓日記中按語：“杜生之真意如何，吾儕實未知。”但在公開場合，確實有很多證據表明，這些家庭的子女，無論情願或不情願，都必須表態與父母的罪惡切割。爾後，在強大的政治攻勢和黨的教育下，產生了這樣的共和國新生代，他們背棄家庭，與父母劃清界限，最終以黨的兒女自居。
我不知道少年劉治平怎樣度過了父親之死的心理關卡，可以看到的是，他憑自己優異的學習成績，自尊自強地存活下來。而且，他努力加入共青團，將自己融入剝奪他父親生命的政治力量之中，顯示出共產革命中常能見到的“大義滅親”之舉。
然而，在官方文件裡，我們看到的是，他要求進步的政治選擇被徹底抹殺，他的喪父之痛被強化為“政治污點”，那種無法選擇也無法改變的父子關系被妖魔化，小小少年成了這樣的老謀深算者：“劉於1950年隱瞞其父反革命罪行混入青年團，1951年在叁反運動中，因堅持反動立場、圖謀報殺父之仇，被開除團籍。”所謂“堅持反動立場”，有可能他講過同情父親的話，但若他真的認定父親被冤殺，若他真有為父報仇的志向，又何須入團，追求政治進步？如果他與父親的血緣親情高於他對政治立場的選擇，他又怎會在1957年6月向黨寫出那樣掏心掏肺的詩篇？詩中自稱是黨的“青年兒子”，他要把壹顆心“獻給您——黨”/“因為這顆心裡面，/含的是沸騰的愛，還有赤紅的鮮血”。
我還可以舉出另壹個例子，以此說明這種子女背叛家庭的普遍性和時代意義。1958年，楊沫的《青春之歌》出版，楊沫本人和她筆下的女主角林道靜，都是出身於所謂剝削階級家庭，可是她們克服了種種思想感情的弱點，終於走上了革命道路。這種反宿命論的書寫，彰顯了小資產階級知識青年的光明前途，它在壹定意義上顛覆了唯成分論，鼓舞了無數因家庭出身而“背包袱”的青年學生。在《青春之歌》裡，階級順序是按照革命的邏輯固化的，工農階級處於光明和優越的地位，剝削階級則在道德和政治上壹路潰敗。那麼像林道靜這樣在壹個階級混血的家庭裡長大的小知識分子，其實也像所有被毛澤東論之為“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知識分子壹樣，何去何從呢？
《青春之歌》把這種階級排序浪漫化，賦予工農階級的革命者以人格魅力。出身於舊官僚家庭的林道靜，通過和這些理想人物結緣而達成自己的政治認同，從而與革命環環相扣，以身相許。我認為，這壹主題要素，正是《青春之歌》大受歡迎的壹個原因；它滿足了整整壹代青年皈依布爾什維克的精神想象。革命的天生驕子，工農子弟可以在小說形象中找到自我的完美鏡像，而被劃入另冊的年輕人也看到了自己的前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啊。否則，《青春之歌》怎麼能達到這麼高的發行量？短短半年時間，它發行了39萬冊，至1959年6月印刷13次，發行121萬冊。
同理，當劉治平聽到黨的鳴放號召；看到他的母校北大“伍壹九”運動開展起來，他勢必敞開心胸，毫無戒惕地傳遞起北大的火炬。直到反右開始以後，他還試圖為同道鮑誠光辯護。這就是“青春之歌”的基調所在，在新中國的頌歌聲中，在共產黨教育下成長起來的青年學生，不可能將個人前途寄托在已化為枯骨的父親那裡。正因為如此單純和真誠，他也不可能料想到，這場最高領袖發動起來的鳴放將是壹場“陽謀”，是引蛇出洞。
還有壹個細節可以在這裡得到解釋，在1957年8月15日的新聞聯播裡，《中國科學院北京各單位 右派分子紛紛現形》涉及劉治平那壹段，是這樣結尾的：“這幾天來在多次會上受到群眾批判後，他表示願意坦白交代，並且已初步交代了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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