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为什么"知识企业家"如此重要?

为什么“知识企业家”如此重要?——从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谈文明性增长


作者:赵晓一、从“增长”到“文明性创新增长”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布,是人类经济增长思想的一次分水岭。



瑞典中央银行2025年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1]

获奖者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与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并非简单地在研究“经济增长”,他们揭示了增长的本质是一种文明机制:

技术只是表层,真正推动持续繁荣的,是知识、制度与信念所构成的文明程度。

他们的研究让人们看到,经济学对增长的认识,已经走过了至少五个阶段:

• 1️、投入驱动——以哈罗德–多马(Harrod–Domar)模型为代表,强调储蓄、投资与资源动员的作用;

• 2️、技术驱动——以索洛(Robert Solow)模型为代表,强调生产效率与外生技术进步;随后,保罗·罗默(Paul Romer)提出内生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从“天上掉下来的礼物”转化为企业研发与知识积累的结果;再到阿吉翁与豪伊特(Philippe Aghion & Peter Howitt)建立的“创造性毁灭”模型,揭示创新是一个旧事物不断被取代、新事物持续诞生的动态循环——增长不再是静态积累,而是制度化的创新过程。

• 3️、结构驱动——以刘易斯(W. Arthur Lewis)、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等人为代表,强调产业结构转型,突出从“增长”走向“发展”的过程:经济进步不仅是数量的扩张,更是社会结构与人力资源的转化——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的迁移、从低生产率向高生产率的跨越。

• 4️、制度驱动——以诺斯(Douglass North)和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等人为代表,突出产权、法治与包容性制度对增长的决定作用;


• 5️、文明性增长(Civilizational Growth)——以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与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等人为代表,揭示文化、信念与文明环境对创新与持续繁荣的深层驱动。

从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到莫基尔的《增长的文化》(A Culture of Growth),这一路径强调:

现代经济增长不仅源于制度激励,更根植于一种文明心智——即相信理性、尊重知识、容忍异见、追求真理的社会大环境。

文明性增长的核心,不在资本多少,而在社会是否形成一种尊重真理、鼓励创新、包容破坏、约束权力的文化生态。

这正是莫基尔所称的“增长的文化”(A Culture of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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