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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值得怀念与追忆,就像造就与宽容他的时代一样
他值得怀念与追忆,就像造就与宽容他的时代一样他值得怀念与追忆,就像造就与宽容他的时代一样
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说杨振宁先生对我们的国家毫无裨益。我觉得，杨振宁先生对于中国价值有点类似于汤川秀树之于日本，1949年，当同样研究核物理的汤川秀树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消息传回日本的时候，还在战后一片废墟中的日本一度“举国皆狂”，日本报纸评论说，这证明了日本人在研究科学的潜能上不逊于任何西方白种人民族。当然，后来日本人诺奖拿多了，渐渐有了“得麻了”的感觉，直至今年诺奖消息传回，连获奖者所在大学都波澜不惊了。
虽然晚了几年，虽然他们最终研究是在美国搞出来的，但杨振宁和李政道的获奖对中国的价值也在此处，它证明了中国人只要思维对头、体制对路、用心钻研科学，能搞出来的成果也丝毫不逊于西方白种人，而诺贝尔奖在授奖中对华人确实是不存在有色眼镜或种族歧视的，该给你就给你，与你的肤色和民族无关。
我觉得这是对中国人极大的激励，有杨振宁和李政道的珠玉在前，那个问题才会显着尖锐而有意义——既然国人在智力上并不逊于他人，所谓“种族歧视”也并不存在，那么我们这么多年诺奖荒的原因又是什么？
而有问题才能催人奋进，从这一点上说，杨振宁不仅对全世界、而且对我们中国人有着独特的巨大的贡献。
更不用说，杨振宁先生在晚年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并在2015年放弃了美籍重新加入中国国籍，自诺贝尔奖创设以来，科学家在获奖后的社会贡献都是不容小觑的，因为获奖本身回给他极大的话语权赋能，促使这些科学家走入舆论的中心，让他们的发言更能促使社会警醒。
这方面突出的例子，比如美籍日裔诺奖得主中村修二，此公在日期间参与研究了LED，后来因为受不了日本国内的学术氛围，而远走美国，并加入美籍。2014年获得诺奖后，他一度成了日本媒体竞相采访的对象，日媒倒是没有在乎为什么中村如此“不爱国”，跑去了投奔了老美，但却对他为什么出走美国在意颇多，中村本人也非常不客气，曾经屡出“如今的日本大学不把科学家当研究者，而当成职员。”话虽然不入耳吧，但的确促进了日本学界风气的反思与改进。
与之相比，杨振宁先生归国后，对中国学界的纠偏与批评是温和的多，甚至可以说是几乎没有的，当然这并不是老先生自己的问题，毋宁说。我们中国人的性格本身就更喜欢别人说“过年话”。所以杨老先生后来过年话说的也比较多，比如夸我国古代科技水平独步全球，只是明代以后停滞落后了（这话当然万不可讲给那些西方伪史论者听——他们会质问，谁说我大明科技落后，西方近代科技爆炸是因为剽窃了我们的永乐大典！），如今中国改革开放，科技发展四大条件都已经具备，所以对中国科技迎头赶上，诺奖井喷这个事情，要抱有“绝对的乐观”。
言外之意，就是不需要大改了，已经很好了，等着诺奖井喷就好。
这个预判，我记得是杨老先生刚娶翁帆女士那个时候说的，转眼十多年了吧……我们也希望这个“绝对乐观”能尽早实现。
当然，再强调一边，实现不了，或者实现的晚一点，也不怪杨老先生。‘
这就好比，宾客过年时跟你说“恭喜发财”，你若这一年没发财，年末难道真要娶找宾客算账么？“过年话”这种东西之所以宾客要说，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主人喜欢听，甚至觉得宾客不说就不礼貌。那你能怪宾客恶意撒谎么？本来人家就是顺着你说的。
从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杨老先生虽然去国多年，却依然是个礼貌、聪明、并且依然理解中国国情的人——这真不算是他的缺点，因为若不这样，像中村修二或者萨哈罗夫那样直言不讳，他就可能伤害了我们这边很多国人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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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虽然晚了几年，虽然他们最终研究是在美国搞出来的，但杨振宁和李政道的获奖对中国的价值也在此处，它证明了中国人只要思维对头、体制对路、用心钻研科学，能搞出来的成果也丝毫不逊于西方白种人，而诺贝尔奖在授奖中对华人确实是不存在有色眼镜或种族歧视的，该给你就给你，与你的肤色和民族无关。
我觉得这是对中国人极大的激励，有杨振宁和李政道的珠玉在前，那个问题才会显着尖锐而有意义——既然国人在智力上并不逊于他人，所谓“种族歧视”也并不存在，那么我们这么多年诺奖荒的原因又是什么？
而有问题才能催人奋进，从这一点上说，杨振宁不仅对全世界、而且对我们中国人有着独特的巨大的贡献。
更不用说，杨振宁先生在晚年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并在2015年放弃了美籍重新加入中国国籍，自诺贝尔奖创设以来，科学家在获奖后的社会贡献都是不容小觑的，因为获奖本身回给他极大的话语权赋能，促使这些科学家走入舆论的中心，让他们的发言更能促使社会警醒。
这方面突出的例子，比如美籍日裔诺奖得主中村修二，此公在日期间参与研究了LED，后来因为受不了日本国内的学术氛围，而远走美国，并加入美籍。2014年获得诺奖后，他一度成了日本媒体竞相采访的对象，日媒倒是没有在乎为什么中村如此“不爱国”，跑去了投奔了老美，但却对他为什么出走美国在意颇多，中村本人也非常不客气，曾经屡出“如今的日本大学不把科学家当研究者，而当成职员。”话虽然不入耳吧，但的确促进了日本学界风气的反思与改进。
与之相比，杨振宁先生归国后，对中国学界的纠偏与批评是温和的多，甚至可以说是几乎没有的，当然这并不是老先生自己的问题，毋宁说。我们中国人的性格本身就更喜欢别人说“过年话”。所以杨老先生后来过年话说的也比较多，比如夸我国古代科技水平独步全球，只是明代以后停滞落后了（这话当然万不可讲给那些西方伪史论者听——他们会质问，谁说我大明科技落后，西方近代科技爆炸是因为剽窃了我们的永乐大典！），如今中国改革开放，科技发展四大条件都已经具备，所以对中国科技迎头赶上，诺奖井喷这个事情，要抱有“绝对的乐观”。
言外之意，就是不需要大改了，已经很好了，等着诺奖井喷就好。
这个预判，我记得是杨老先生刚娶翁帆女士那个时候说的，转眼十多年了吧……我们也希望这个“绝对乐观”能尽早实现。
当然，再强调一边，实现不了，或者实现的晚一点，也不怪杨老先生。‘
这就好比，宾客过年时跟你说“恭喜发财”，你若这一年没发财，年末难道真要娶找宾客算账么？“过年话”这种东西之所以宾客要说，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主人喜欢听，甚至觉得宾客不说就不礼貌。那你能怪宾客恶意撒谎么？本来人家就是顺着你说的。
从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杨老先生虽然去国多年，却依然是个礼貌、聪明、并且依然理解中国国情的人——这真不算是他的缺点，因为若不这样，像中村修二或者萨哈罗夫那样直言不讳，他就可能伤害了我们这边很多国人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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