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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值得懷念與追憶,就像造就與寬容他的時代壹樣
他值得懷念與追憶,就像造就與寬容他的時代壹樣他值得懷念與追憶,就像造就與寬容他的時代壹樣
還是要紀念楊振寧先生，就像還是要正視諾獎。
楊振寧先生去世了。
在確認他去世的官方消息發布之前，其實坊間已經傳出了他去世的消息，但隨後就被壹些消息源“辟謠”，正在公共輿論將傳播消息者扣上“以訛傳訛”乃至“別有用心”的帽子前，官方消息發布又證實了這個信息。
我覺得這段插曲還是蠻值得壹說的，因為這場小風波其實顯示了我們社會對坊間的傳言信息正抱有壹種越來越不寬容的態度，其實對於這樣壹個百歲老科學家的生死消息，至少我品不出傳播它的人有什麼“別有用心”的意思，民眾不是官方，沒有那麼強大的新聞調查核實能力，權威媒體抱核查、辟謠的態度則可，說傳播轉發者是別有用心，搞誅心之論則不必。
給此類民間消息的傳播多少留壹點空間，有利於減緩“謠言是遙遙領先的預言”這樣的觀感，也不會讓大眾陷入閉目塞聽、只能壹切信息都“等通知”的被動、閉塞困境。
壹點閒話，點到為止，說完了。我們正式聊聊楊振寧先生。
我覺得楊振寧先生是值得尊敬的，無論你把他當作壹個中國人，還是壹個曾經的美籍華人。
正好這兩天又是諾貝爾獎頒獎季，我們的東鄰日本壹炮雙響，又有兩名學者榮獲諾獎，這大大刺激了很多國人的神經，很多人幹脆提出了所謂“諾獎無用論”“諾獎刻意歧視中國論”等等論調。我剛看到六神磊磊老師寫了壹篇雄文，說諾獎到底是好是壞這件事，咱能不能提前說好了再討論？別壹得諾獎就大張旗鼓地慶祝宣傳，得不到諾獎就說諾獎無用，顯得我們好像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很玩不起壹樣。
當然後面半段是我替六神老師總結的，他說的大約是這個意思吧。
其實，六神老師說的挺在理的，但中國人對諾獎的態度，我覺得很早就應該是有定論了——從我們當年大張旗鼓的迎回楊振寧先生開始就有定論了。
其實仔細想想很奇怪。楊振寧先生，他當年的主要研究是和恩師費米指導下與同學李政道壹起在芝加哥大學搞的，搞出來的科技研究成果也優先應用於美國，拿諾貝爾獎後加入了美國籍，如果放在某特殊年代或現如今網絡上某些腦髓裡有點貴恙的人的視角下去解讀這件事，楊李贰人是正兒八經的“給美帝國主義輸送炮彈”、乃至“為虎作倀”，壹頂漢奸、賣國賊的帽子估計就是跑不了。
但幸運的是，在我們贏回楊振寧先生的那段時期，我們幾乎從沒有聽到過這樣的聲音，為什麼？因為當時中國的主流輿論場還懂壹個普遍的常識——想楊振寧、李政道所研究的這種高端自然科學，他們的研究成果首先是全人類的財富，而不獨利於某個國家和民族。
這壹點，其實諾貝爾在他當年設獎的那份遺囑當中就談的非常清楚——諾貝爾再叁強調他用遺產創設的這個獎項，是不論獲獎人的國籍、民族、和獲獎人的貢獻所優先有利於的國家的，“我明確希望在頒獎時不考慮國籍，而是將獎項授予最有價值的人，無論他們是否是斯堪的納維亞人。”
也正是這種“世界主義”的眼光，才讓諾貝爾獎走出了曾經強盛但後來退出列強爭霸的“北歐雄獅”瑞典，成為壹個影響世界的國際性獎項。
與這份眼光與胸懷相比，不得不說，很多今人計較或者鄙視諾獎的初中就很可笑——他們似乎只把諾貝爾獎（當然，僅限於諾貝爾自然學科的獎項）當作了壹個衡量各國科技競賽的指標，某國科學家多拿了幾個諾獎，似乎這個國家就要掌握點石成金、化腐朽為神奇的魔法，轉過頭來修好“堅船利炮”制霸全球了。
但實際上，並非如此，諾貝爾本人雖然靠軍工發財，但他晚年卻極度厭惡將科學用於軍工，他的祖國瑞典更是壹個很好的例子——誕生了諾貝爾這樣壹個讓人類告別火藥時代、進入真正的炸藥時代的偉大科學家，卻並沒有因此窮兵黷武、地圖開疆，反倒是讓毗鄰的德國吃到了那壹波紅利，在之後的兩次世界大戰中都對瑞典隱隱構成了威脅。
所以得多少諾貝爾獎真的跟軍工、跟稱霸、跟爭衡肆海，乃至跟其實自己的權益都不敢維護，卻天天幻想著祖國強大以後“騎在洋人頭上拉屎”的你沒有那麼必然的利害關系。越是獻身基礎科學的學者，越是在為全人類工作，這是諾貝爾獎的初衷和目的。
所以我們尊敬和紀念楊振寧先生，首先是應該把他作為壹個為全人類做過貢獻的科學研究者去感謝他。
就像諾貝爾強調：“我明確希望在頒獎時不考慮國籍，而是將獎項授予最有價值的人，無論他們是否是斯堪的納維亞人。”壹個大度的中國人，也應該在紀念楊振寧時“明確的不考慮他授獎時的國籍，無論他是不是中國人。”因為他的貢獻是給全世界的，我們作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壹份子，應該感謝他。
當然，這樣說，並不是說楊振寧先生對我們的國家毫無裨益。我覺得，楊振寧先生對於中國價值有點類似於湯川秀樹之於日本，1949年，當同樣研究核物理的湯川秀樹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消息傳回日本的時候，還在戰後壹片廢墟中的日本壹度“舉國皆狂”，日本報紙評論說，這證明了日本人在研究科學的潛能上不遜於任何西方白種人民族。當然，後來日本人諾獎拿多了，漸漸有了“得麻了”的感覺，直至今年諾獎消息傳回，連獲獎者所在大學都波瀾不驚了。
雖然晚了幾年，雖然他們最終研究是在美國搞出來的，但楊振寧和李政道的獲獎對中國的價值也在此處，它證明了中國人只要思維對頭、體制對路、用心鑽研科學，能搞出來的成果也絲毫不遜於西方白種人，而諾貝爾獎在授獎中對華人確實是不存在有色眼鏡或種族歧視的，該給你就給你，與你的膚色和民族無關。
我覺得這是對中國人極大的激勵，有楊振寧和李政道的珠玉在前，那個問題才會顯著尖銳而有意義——既然國人在智力上並不遜於他人，所謂“種族歧視”也並不存在，那麼我們這麼多年諾獎荒的原因又是什麼？
而有問題才能催人奮進，從這壹點上說，楊振寧不僅對全世界、而且對我們中國人有著獨特的巨大的貢獻。
更不用說，楊振寧先生在晚年回到了闊別多年的祖國，並在2015年放棄了美籍重新加入中國國籍，自諾貝爾獎創設以來，科學家在獲獎後的社會貢獻都是不容小覷的，因為獲獎本身回給他極大的話語權賦能，促使這些科學家走入輿論的中心，讓他們的發言更能促使社會警醒。
這方面突出的例子，比如美籍日裔諾獎得主中村修贰，此公在日期間參與研究了LED，後來因為受不了日本國內的學術氛圍，而遠走美國，並加入美籍。2014年獲得諾獎後，他壹度成了日本媒體競相采訪的對象，日媒倒是沒有在乎為什麼中村如此“不愛國”，跑去了投奔了老美，但卻對他為什麼出走美國在意頗多，中村本人也非常不客氣，曾經屢出“如今的日本大學不把科學家當研究者，而當成職員。”話雖然不入耳吧，但的確促進了日本學界風氣的反思與改進。
與之相比，楊振寧先生歸國後，對中國學界的糾偏與批評是溫和的多，甚至可以說是幾乎沒有的，當然這並不是老先生自己的問題，毋寧說。我們中國人的性格本身就更喜歡別人說“過年話”。所以楊老先生後來過年話說的也比較多，比如誇我國古代科技水平獨步全球，只是明代以後停滯落後了（這話當然萬不可講給那些西方偽史論者聽——他們會質問，誰說我大明科技落後，西方近代科技爆炸是因為剽竊了我們的永樂大典！），如今中國改革開放，科技發展肆大條件都已經具備，所以對中國科技迎頭趕上，諾獎井噴這個事情，要抱有“絕對的樂觀”。
言外之意，就是不需要大改了，已經很好了，等著諾獎井噴就好。
這個預判，我記得是楊老先生剛娶翁帆女士那個時候說的，轉眼拾多年了吧……我們也希望這個“絕對樂觀”能盡早實現。
當然，再強調壹邊，實現不了，或者實現的晚壹點，也不怪楊老先生。‘
這就好比，賓客過年時跟你說“恭喜發財”，你若這壹年沒發財，年末難道真要娶找賓客算賬麼？“過年話”這種東西之所以賓客要說，根本原因還是因為主人喜歡聽，甚至覺得賓客不說就不禮貌。那你能怪賓客惡意撒謊麼？本來人家就是順著你說的。
從這壹點上來講，我覺得楊老先生雖然去國多年，卻依然是個禮貌、聰明、並且依然理解中國國情的人——這真不算是他的缺點，因為若不這樣，像中村修贰或者薩哈羅夫那樣直言不諱，他就可能傷害了我們這邊很多國人的感情。
他已經做了科學家、做了許多貢獻了，沒人再有資格強求他再去做壹只牛虻，那太難為老先生了。
當然，這些貢獻之外，很多人對楊先生的私德有所非議。
比如他後來與李政道先生鬧翻，在獲得諾獎時以年高為由，壹定要把自己的名字放在前面；又比如他娶年歲相差很大的嬌妻翁帆等等。
我對這些事是這樣理解的——首先像婚姻這種事，本來就是你情我願的自由。自由就意味著——雙方無論是出於真愛還是真的存在利益交換，他人都無權進行幹涉或者批判，如果我們壹方面承認了婚姻自由，另壹方面又對這種結合揮舞道德大棒，那麼這種自由其實就是壹種虛假的自由，至少是不完全的，所以對大科學的這種私德，還是寬容不論為好。
至於楊先生與李政道友誼小船的翻船，固然連他們的導師費米都看不下去，規勸兩人“去看心理醫生”，但也要看到，楊李兩人雖然後來交惡，卻至少沒有（准確的說，是雙方都沒有能力）把仇恨的利箭互相射出，至對方於死地。
其實，這在東方視角下，縱覽古今大量知識分子的交惡史，也已經算是壹件足以得諾獎的奇跡了。
須知，同時代很多其他中國知識分子的反目成仇，往往都是你死我活、殘酷萬分的。比如因為同樣娶了年齡相差很大的嬌妻，而經常被拿來與楊先生做對比的某位“當世名儒”、大畫家，他之所以被網友們非議更多，說到底，還不是因為在特殊年代背師賣友，以至被恩師親評為“人品低劣”麼？
或許人都有不堪、向惡的那壹面，就像人都有愛智求真、愛美求善的天生良知良能壹樣。但壹個人，到底是更多發揮愛智求真、愛美求善的良知良能，在追尋真與美前行壹輩子，流芳百世？還是更多的獲得作惡的機會，寫大字報、舉報信、侮辱、構陷、毀滅他人，遺臭萬年？
我們不得不說，這固然有個人修養、道德情操的因素，但更要考慮歷史的大勢——以及環境給個人什麼樣的機會。
如果時代給了個體壹台顯微鏡、壹個量子加速器，壹個芝加哥大學、壹個費米那樣的好老師，壹個法治的環境，那可能就讓人走向了前者。反之，如果時代給了個體壹把刀子，他最終亦有可能背刺他人。
而楊先生是幸運的，他所處的環境給了他在真理道路上前行的條件，也打造了籠子，把他與同事的齟齬之惡關在了有限的范圍之內——這真是楊先生的莫大幸運。
設使楊先生與那位大畫家異地以處，雙方的行止是否會有所改變，乃至發生的徹底對調呢？
這是壹個有趣的假設。
但我們不能因為這個假設對楊先生有道德的非議。因為人間走壹遭，最終蓋棺定論的時候，論跡難論心。
經雲：君子惡居下流，居下流者，行不端則亂源生，天下惡行皆歸焉。此之謂也。
所以我們應當尊重和紀念楊振寧先生——作為壹個為全人類的科學奉獻了才智的科學家紀念他，作為壹個證明了華人才智上不弱於歐美人的先行者紀念他，作為壹個給過中國學界“絕對樂觀”鼓勵的鼓勵者紀念他。而忘掉對他私德的非議與評判——畢竟那些私德，壹輩子被關在私權的牢籠裡，沒有重重的越界，侵害那些並非您情我願的他人。
這難道不足夠麼？足夠了。
而諾貝爾獎，依然是值得看重的，至少趁著楊振寧先生的去世，我們應該懷念、追憶壹下那個開放胸襟、迎回楊振寧的時代——至少那個時代的民間輿論，沒搞出如今如此多苛責與怪論，追問壹個科學家搞出的研究到底是中國還是美國的“炮彈”，那麼計較壹個學者，到底是中國人還是美國人。
我覺得，彼時輿論的這份世界眼光、與寬容、開放的胸懷，這份尊重為全人類做貢獻的人的社會共識……
同樣值得我們在此時此刻懷念與追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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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條新聞還沒有人評論喔，等著您的高見呢
楊振寧先生去世了。
在確認他去世的官方消息發布之前，其實坊間已經傳出了他去世的消息，但隨後就被壹些消息源“辟謠”，正在公共輿論將傳播消息者扣上“以訛傳訛”乃至“別有用心”的帽子前，官方消息發布又證實了這個信息。
我覺得這段插曲還是蠻值得壹說的，因為這場小風波其實顯示了我們社會對坊間的傳言信息正抱有壹種越來越不寬容的態度，其實對於這樣壹個百歲老科學家的生死消息，至少我品不出傳播它的人有什麼“別有用心”的意思，民眾不是官方，沒有那麼強大的新聞調查核實能力，權威媒體抱核查、辟謠的態度則可，說傳播轉發者是別有用心，搞誅心之論則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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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點閒話，點到為止，說完了。我們正式聊聊楊振寧先生。
我覺得楊振寧先生是值得尊敬的，無論你把他當作壹個中國人，還是壹個曾經的美籍華人。
正好這兩天又是諾貝爾獎頒獎季，我們的東鄰日本壹炮雙響，又有兩名學者榮獲諾獎，這大大刺激了很多國人的神經，很多人幹脆提出了所謂“諾獎無用論”“諾獎刻意歧視中國論”等等論調。我剛看到六神磊磊老師寫了壹篇雄文，說諾獎到底是好是壞這件事，咱能不能提前說好了再討論？別壹得諾獎就大張旗鼓地慶祝宣傳，得不到諾獎就說諾獎無用，顯得我們好像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很玩不起壹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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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六神老師說的挺在理的，但中國人對諾獎的態度，我覺得很早就應該是有定論了——從我們當年大張旗鼓的迎回楊振寧先生開始就有定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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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幸運的是，在我們贏回楊振寧先生的那段時期，我們幾乎從沒有聽到過這樣的聲音，為什麼？因為當時中國的主流輿論場還懂壹個普遍的常識——想楊振寧、李政道所研究的這種高端自然科學，他們的研究成果首先是全人類的財富，而不獨利於某個國家和民族。
這壹點，其實諾貝爾在他當年設獎的那份遺囑當中就談的非常清楚——諾貝爾再叁強調他用遺產創設的這個獎項，是不論獲獎人的國籍、民族、和獲獎人的貢獻所優先有利於的國家的，“我明確希望在頒獎時不考慮國籍，而是將獎項授予最有價值的人，無論他們是否是斯堪的納維亞人。”
也正是這種“世界主義”的眼光，才讓諾貝爾獎走出了曾經強盛但後來退出列強爭霸的“北歐雄獅”瑞典，成為壹個影響世界的國際性獎項。
與這份眼光與胸懷相比，不得不說，很多今人計較或者鄙視諾獎的初中就很可笑——他們似乎只把諾貝爾獎（當然，僅限於諾貝爾自然學科的獎項）當作了壹個衡量各國科技競賽的指標，某國科學家多拿了幾個諾獎，似乎這個國家就要掌握點石成金、化腐朽為神奇的魔法，轉過頭來修好“堅船利炮”制霸全球了。
但實際上，並非如此，諾貝爾本人雖然靠軍工發財，但他晚年卻極度厭惡將科學用於軍工，他的祖國瑞典更是壹個很好的例子——誕生了諾貝爾這樣壹個讓人類告別火藥時代、進入真正的炸藥時代的偉大科學家，卻並沒有因此窮兵黷武、地圖開疆，反倒是讓毗鄰的德國吃到了那壹波紅利，在之後的兩次世界大戰中都對瑞典隱隱構成了威脅。
所以得多少諾貝爾獎真的跟軍工、跟稱霸、跟爭衡肆海，乃至跟其實自己的權益都不敢維護，卻天天幻想著祖國強大以後“騎在洋人頭上拉屎”的你沒有那麼必然的利害關系。越是獻身基礎科學的學者，越是在為全人類工作，這是諾貝爾獎的初衷和目的。
所以我們尊敬和紀念楊振寧先生，首先是應該把他作為壹個為全人類做過貢獻的科學研究者去感謝他。
就像諾貝爾強調：“我明確希望在頒獎時不考慮國籍，而是將獎項授予最有價值的人，無論他們是否是斯堪的納維亞人。”壹個大度的中國人，也應該在紀念楊振寧時“明確的不考慮他授獎時的國籍，無論他是不是中國人。”因為他的貢獻是給全世界的，我們作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壹份子，應該感謝他。
當然，這樣說，並不是說楊振寧先生對我們的國家毫無裨益。我覺得，楊振寧先生對於中國價值有點類似於湯川秀樹之於日本，1949年，當同樣研究核物理的湯川秀樹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消息傳回日本的時候，還在戰後壹片廢墟中的日本壹度“舉國皆狂”，日本報紙評論說，這證明了日本人在研究科學的潛能上不遜於任何西方白種人民族。當然，後來日本人諾獎拿多了，漸漸有了“得麻了”的感覺，直至今年諾獎消息傳回，連獲獎者所在大學都波瀾不驚了。
雖然晚了幾年，雖然他們最終研究是在美國搞出來的，但楊振寧和李政道的獲獎對中國的價值也在此處，它證明了中國人只要思維對頭、體制對路、用心鑽研科學，能搞出來的成果也絲毫不遜於西方白種人，而諾貝爾獎在授獎中對華人確實是不存在有色眼鏡或種族歧視的，該給你就給你，與你的膚色和民族無關。
我覺得這是對中國人極大的激勵，有楊振寧和李政道的珠玉在前，那個問題才會顯著尖銳而有意義——既然國人在智力上並不遜於他人，所謂“種族歧視”也並不存在，那麼我們這麼多年諾獎荒的原因又是什麼？
而有問題才能催人奮進，從這壹點上說，楊振寧不僅對全世界、而且對我們中國人有著獨特的巨大的貢獻。
更不用說，楊振寧先生在晚年回到了闊別多年的祖國，並在2015年放棄了美籍重新加入中國國籍，自諾貝爾獎創設以來，科學家在獲獎後的社會貢獻都是不容小覷的，因為獲獎本身回給他極大的話語權賦能，促使這些科學家走入輿論的中心，讓他們的發言更能促使社會警醒。
這方面突出的例子，比如美籍日裔諾獎得主中村修贰，此公在日期間參與研究了LED，後來因為受不了日本國內的學術氛圍，而遠走美國，並加入美籍。2014年獲得諾獎後，他壹度成了日本媒體競相采訪的對象，日媒倒是沒有在乎為什麼中村如此“不愛國”，跑去了投奔了老美，但卻對他為什麼出走美國在意頗多，中村本人也非常不客氣，曾經屢出“如今的日本大學不把科學家當研究者，而當成職員。”話雖然不入耳吧，但的確促進了日本學界風氣的反思與改進。
與之相比，楊振寧先生歸國後，對中國學界的糾偏與批評是溫和的多，甚至可以說是幾乎沒有的，當然這並不是老先生自己的問題，毋寧說。我們中國人的性格本身就更喜歡別人說“過年話”。所以楊老先生後來過年話說的也比較多，比如誇我國古代科技水平獨步全球，只是明代以後停滯落後了（這話當然萬不可講給那些西方偽史論者聽——他們會質問，誰說我大明科技落後，西方近代科技爆炸是因為剽竊了我們的永樂大典！），如今中國改革開放，科技發展肆大條件都已經具備，所以對中國科技迎頭趕上，諾獎井噴這個事情，要抱有“絕對的樂觀”。
言外之意，就是不需要大改了，已經很好了，等著諾獎井噴就好。
這個預判，我記得是楊老先生剛娶翁帆女士那個時候說的，轉眼拾多年了吧……我們也希望這個“絕對樂觀”能盡早實現。
當然，再強調壹邊，實現不了，或者實現的晚壹點，也不怪楊老先生。‘
這就好比，賓客過年時跟你說“恭喜發財”，你若這壹年沒發財，年末難道真要娶找賓客算賬麼？“過年話”這種東西之所以賓客要說，根本原因還是因為主人喜歡聽，甚至覺得賓客不說就不禮貌。那你能怪賓客惡意撒謊麼？本來人家就是順著你說的。
從這壹點上來講，我覺得楊老先生雖然去國多年，卻依然是個禮貌、聰明、並且依然理解中國國情的人——這真不算是他的缺點，因為若不這樣，像中村修贰或者薩哈羅夫那樣直言不諱，他就可能傷害了我們這邊很多國人的感情。
他已經做了科學家、做了許多貢獻了，沒人再有資格強求他再去做壹只牛虻，那太難為老先生了。
當然，這些貢獻之外，很多人對楊先生的私德有所非議。
比如他後來與李政道先生鬧翻，在獲得諾獎時以年高為由，壹定要把自己的名字放在前面；又比如他娶年歲相差很大的嬌妻翁帆等等。
我對這些事是這樣理解的——首先像婚姻這種事，本來就是你情我願的自由。自由就意味著——雙方無論是出於真愛還是真的存在利益交換，他人都無權進行幹涉或者批判，如果我們壹方面承認了婚姻自由，另壹方面又對這種結合揮舞道德大棒，那麼這種自由其實就是壹種虛假的自由，至少是不完全的，所以對大科學的這種私德，還是寬容不論為好。
至於楊先生與李政道友誼小船的翻船，固然連他們的導師費米都看不下去，規勸兩人“去看心理醫生”，但也要看到，楊李兩人雖然後來交惡，卻至少沒有（准確的說，是雙方都沒有能力）把仇恨的利箭互相射出，至對方於死地。
其實，這在東方視角下，縱覽古今大量知識分子的交惡史，也已經算是壹件足以得諾獎的奇跡了。
須知，同時代很多其他中國知識分子的反目成仇，往往都是你死我活、殘酷萬分的。比如因為同樣娶了年齡相差很大的嬌妻，而經常被拿來與楊先生做對比的某位“當世名儒”、大畫家，他之所以被網友們非議更多，說到底，還不是因為在特殊年代背師賣友，以至被恩師親評為“人品低劣”麼？
或許人都有不堪、向惡的那壹面，就像人都有愛智求真、愛美求善的天生良知良能壹樣。但壹個人，到底是更多發揮愛智求真、愛美求善的良知良能，在追尋真與美前行壹輩子，流芳百世？還是更多的獲得作惡的機會，寫大字報、舉報信、侮辱、構陷、毀滅他人，遺臭萬年？
我們不得不說，這固然有個人修養、道德情操的因素，但更要考慮歷史的大勢——以及環境給個人什麼樣的機會。
如果時代給了個體壹台顯微鏡、壹個量子加速器，壹個芝加哥大學、壹個費米那樣的好老師，壹個法治的環境，那可能就讓人走向了前者。反之，如果時代給了個體壹把刀子，他最終亦有可能背刺他人。
而楊先生是幸運的，他所處的環境給了他在真理道路上前行的條件，也打造了籠子，把他與同事的齟齬之惡關在了有限的范圍之內——這真是楊先生的莫大幸運。
設使楊先生與那位大畫家異地以處，雙方的行止是否會有所改變，乃至發生的徹底對調呢？
這是壹個有趣的假設。
但我們不能因為這個假設對楊先生有道德的非議。因為人間走壹遭，最終蓋棺定論的時候，論跡難論心。
經雲：君子惡居下流，居下流者，行不端則亂源生，天下惡行皆歸焉。此之謂也。
所以我們應當尊重和紀念楊振寧先生——作為壹個為全人類的科學奉獻了才智的科學家紀念他，作為壹個證明了華人才智上不弱於歐美人的先行者紀念他，作為壹個給過中國學界“絕對樂觀”鼓勵的鼓勵者紀念他。而忘掉對他私德的非議與評判——畢竟那些私德，壹輩子被關在私權的牢籠裡，沒有重重的越界，侵害那些並非您情我願的他人。
這難道不足夠麼？足夠了。
而諾貝爾獎，依然是值得看重的，至少趁著楊振寧先生的去世，我們應該懷念、追憶壹下那個開放胸襟、迎回楊振寧的時代——至少那個時代的民間輿論，沒搞出如今如此多苛責與怪論，追問壹個科學家搞出的研究到底是中國還是美國的“炮彈”，那麼計較壹個學者，到底是中國人還是美國人。
我覺得，彼時輿論的這份世界眼光、與寬容、開放的胸懷，這份尊重為全人類做貢獻的人的社會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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