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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獲諾獎這麼少 原因何在(圖
中國人獲諾獎這麼少 原因何在(圖中國人獲諾獎這麼少 原因何在(圖
王慶民觀點：近日，2025年諾貝爾獎各獎項漸次出爐。中國人榜上無名。而同屬東亞、人口不足中國拾分之壹的日本，今年獲取兩枚諾獎，日本人及日裔人士最近20多年已獲取20多枚諾獎。這更加引發中國人的刺痛和思考，也讓壹個老生常談的問題又成為熱點：中國人為什麼難獲得諾獎？
諾貝爾獎是得到廣泛認可的授予在科技與人文領域做出傑出貢獻者的獎項。尤其是物理學獎、化學獎、生理學或醫學獎這叁種自然科學領域的諾獎，更受認可和少爭議，也反映獲獎得主國家和族群的科學能力、教育水准、科技貢獻。
獲取諾貝爾自然科學領域獎項的華人共有9人，而獲獎時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且在PRC長期生活的，則僅有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屠呦呦。另外8人要麼是中華民國國籍，要麼是美籍華人，以及民國和美國雙重國籍。即便算上諾貝爾文學獎與和平獎，中國大陸出身而獲諾獎者也只有5人。這與1949年後中國長期擁有7-14億人口的龐大體量、在國際上的地位嚴重不相稱。
而且，中國大陸之外的各地華人只有幾千萬人，卻誕生了8位諾貝爾自然科學領域獲獎者，數量和比例遠超大陸。這顯著的說明，並非華人天生愚笨，且生活在非大陸地區更易取得創造性科學成就和得獎。
所以，中國人難獲諾獎的原因，就自然指向了中國大陸的體制和環境。
贰戰後的世界，經濟和科技都井噴式發展。而中國大陸卻陷入長達近30年的政治暴力和動蕩中。1957年楊振寧和李政道獲諾貝爾物理學獎時，中國大陸正在發生“反右運動”，迫害知識份子。李政道的同學、好友巫甯坤，在1951年熱切地從美國返回中國，卻遭到多輪迫害，僥幸存活，80年代重新離中返美生活。而同樣從美國回國的姚桐斌、陳天池、趙九章、蕭光琰等被害或自殺。
而199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崔琦，在1951年從大陸赴港，後又赴美完成學業和從事研究工作。而他的家鄉河南省在內的中國大陸，歷經鎮反、反右、大饑荒、文革，崔琦家人壹度討飯為生、父母在貧病中離世。若崔琦留在國內，不僅諾獎無緣，恐怕還性命不保。
即便有的中國人出身幹部家庭、衣食無憂，那時也沒有正常的教育和科研環境，高考都壹度廢止、大學被“紅衛兵”派系斗爭覆蓋。那些殘酷的歲月裡，知識被踐踏，科學被貶低，反智主義大行其道。如“大躍進”、“大煉鋼鐵”、“畝產萬斤”、“剿滅麻雀”等，都是反智色彩非常濃厚、嚴重不理性和違背科學規律的行為。
這樣的事實已明白的告訴人們，建國後“前叁拾年”對中國科學事業多麼嚴重的摧殘。它不僅導致當時的科研停滯和倒退，還影響之後幾拾年科技的發展，毀滅了許多科學家和潛在的人才。雖然“前叁拾年”也有壹些科技成就，但數量品質都遠遠落後於世界，只是劫難中的幸存物。當然，更早的日本侵華也損害了中國科學和教育發展，給中國人帶來巨大創傷。
1945年後的中國，不僅未來得及修復日本侵華的創傷，又爆發壹連串內戰和政治運動，讓中國“雪上加霜”、對中國人“傷口撒鹽”。這些創傷不僅損害了現實和物質，更造成心理損害，破壞了人們的好奇心、創造力、進取精神。
而毛時代結束、改革開放後，中國科技和教育事業雖然得以恢復和發展，卻已與世界前沿科技脫節，民國時打下的教育底蘊已嚴重毀損，壹切都要從廢墟上重新開始。
雖然中國科教體系已重新搭建，機構數量和人員規模更是世界第壹，品質也逐漸與國際接軌，但不僅仍然落後於發達國家，至關重要的創造力是嚴重缺失的。而這就不能僅僅責怪“前叁拾年”，而更在於改開以後的問題。
改開以後的中國，科學和教育雖不再被政治極端幹擾，但仍受制於政治和權力，學術自由遭受種種限制。高校和科研院所都必須服從政治大局、聽從領導命令，而沒有真正的自主性。政治決策者厭惡風險、執行者官僚主義，都壓制了學術的活力和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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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人說話啊，我想來說幾句
諾貝爾獎是得到廣泛認可的授予在科技與人文領域做出傑出貢獻者的獎項。尤其是物理學獎、化學獎、生理學或醫學獎這叁種自然科學領域的諾獎，更受認可和少爭議，也反映獲獎得主國家和族群的科學能力、教育水准、科技貢獻。
獲取諾貝爾自然科學領域獎項的華人共有9人，而獲獎時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且在PRC長期生活的，則僅有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屠呦呦。另外8人要麼是中華民國國籍，要麼是美籍華人，以及民國和美國雙重國籍。即便算上諾貝爾文學獎與和平獎，中國大陸出身而獲諾獎者也只有5人。這與1949年後中國長期擁有7-14億人口的龐大體量、在國際上的地位嚴重不相稱。
而且，中國大陸之外的各地華人只有幾千萬人，卻誕生了8位諾貝爾自然科學領域獲獎者，數量和比例遠超大陸。這顯著的說明，並非華人天生愚笨，且生活在非大陸地區更易取得創造性科學成就和得獎。
所以，中國人難獲諾獎的原因，就自然指向了中國大陸的體制和環境。
贰戰後的世界，經濟和科技都井噴式發展。而中國大陸卻陷入長達近30年的政治暴力和動蕩中。1957年楊振寧和李政道獲諾貝爾物理學獎時，中國大陸正在發生“反右運動”，迫害知識份子。李政道的同學、好友巫甯坤，在1951年熱切地從美國返回中國，卻遭到多輪迫害，僥幸存活，80年代重新離中返美生活。而同樣從美國回國的姚桐斌、陳天池、趙九章、蕭光琰等被害或自殺。
而199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崔琦，在1951年從大陸赴港，後又赴美完成學業和從事研究工作。而他的家鄉河南省在內的中國大陸，歷經鎮反、反右、大饑荒、文革，崔琦家人壹度討飯為生、父母在貧病中離世。若崔琦留在國內，不僅諾獎無緣，恐怕還性命不保。
即便有的中國人出身幹部家庭、衣食無憂，那時也沒有正常的教育和科研環境，高考都壹度廢止、大學被“紅衛兵”派系斗爭覆蓋。那些殘酷的歲月裡，知識被踐踏，科學被貶低，反智主義大行其道。如“大躍進”、“大煉鋼鐵”、“畝產萬斤”、“剿滅麻雀”等，都是反智色彩非常濃厚、嚴重不理性和違背科學規律的行為。
這樣的事實已明白的告訴人們，建國後“前叁拾年”對中國科學事業多麼嚴重的摧殘。它不僅導致當時的科研停滯和倒退，還影響之後幾拾年科技的發展，毀滅了許多科學家和潛在的人才。雖然“前叁拾年”也有壹些科技成就，但數量品質都遠遠落後於世界，只是劫難中的幸存物。當然，更早的日本侵華也損害了中國科學和教育發展，給中國人帶來巨大創傷。
1945年後的中國，不僅未來得及修復日本侵華的創傷，又爆發壹連串內戰和政治運動，讓中國“雪上加霜”、對中國人“傷口撒鹽”。這些創傷不僅損害了現實和物質，更造成心理損害，破壞了人們的好奇心、創造力、進取精神。
而毛時代結束、改革開放後，中國科技和教育事業雖然得以恢復和發展，卻已與世界前沿科技脫節，民國時打下的教育底蘊已嚴重毀損，壹切都要從廢墟上重新開始。
雖然中國科教體系已重新搭建，機構數量和人員規模更是世界第壹，品質也逐漸與國際接軌，但不僅仍然落後於發達國家，至關重要的創造力是嚴重缺失的。而這就不能僅僅責怪“前叁拾年”，而更在於改開以後的問題。
改開以後的中國，科學和教育雖不再被政治極端幹擾，但仍受制於政治和權力，學術自由遭受種種限制。高校和科研院所都必須服從政治大局、聽從領導命令，而沒有真正的自主性。政治決策者厭惡風險、執行者官僚主義，都壓制了學術的活力和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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